老屋被拆了，是在周遭掀起大兴土木的狂潮中，它那种岌岌可危的样子，再也无法存在，要么涅槃重生，要么就会在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中被水淹没。
　　 老屋被拆了，连同那支离破碎的记忆，连同我心里隐隐约约的伤痛，连同我童年曾经的快乐和梦想。
　　 老屋是1971年修建的，也就是我家下放后的第二年。老屋坐北向南，丈二的窝子（深度）共三间，一间卧室，靠阳面的盘着通间的土炕，阴面放着家具和我家最值钱的木箱，其它两间通着，东面是锅灶，西面是老家拉上来的老方桌，算是正堂，墙上挂着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像，桌子旁边有一张从姥爷家搬来的太师椅。窗子是用木头方格子，一米见方，用白纸糊面，很是亮堂。那时我只有6岁，还没上学。那时修房子，在大人眼里，是全家惊天动地的大事，也是全村三十多户人家的惊天动的的大事。可在我的眼里，只是想着要从那个很小很小斗室（刚下放到农村住着不足12平米的偏厦子）搬到一个大房子里去住，有一个像拴牛家那么大的院子，有一个稍微大一些的炕，睡觉不再和二哥挤在一块。
　　 老屋的选址，让大人们颇费周折，尽管那时正是政治高于一切的年代，是破除迷信，砸烂一切牛鬼蛇神的年代，可在人委，也就是县革命委员会任职的父亲，还是冒着风险，悄悄的从老家接来曾经当过先生的大爷，把村子里的山水走势看了个遍，并用罗盘看了方位，决定在村子中央的麻地里选了一块地，最后用绳子拉着，钉了几个木桩，算是定了老屋的位置。
　　 我记得地址选好后，父亲便拿着当时最好的烟，不带过滤嘴的那种“海河”“大前门”，先请了生产队长，然后是木匠，再后是出力的年轻人。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要给人付工钱，都是村子里工便工，可能我们家孩子都很小，父亲给公家上班，无法和别人家便工，只能是想着法子，做些好吃的。好生伺候这些帮忙出力的乡邻，这样，来干活的人就会很卖力。房子好像不到半个月就盖起来了。那个年代，农村盖房子，大都是挖下去一尺左右，用石头磊成基础，，然后在山墙和后墙都是把“墙板”支好，上紧“木牛’，里面装上没有杂质的黄土，用”锤子”捶瓷实，一层一层,一板一板，压着茬，打到八尺多高，就算成了。然后便在前墙位置竖起两根木柱，利用简单的力学原理，架上做成人字形状的过梁，钉上檩条，搭上木椽，再用杂木做成的穇子铺在椽上，抹上用麦草活成的泥巴，等晒过几个日头干了，撒上小青瓦，房子就算成了。接下来便是盘锅台和盘土炕，搬家具，去供销社买竹子席，添置生活必需品，等这些收拾停当，我们算是有了一个农村的家。房子盖好后，全家仿佛进入了一个振兴期，母亲也从一个家庭小女人，开始变成一个支撑全家的典型的完全意义上的农村妇女。在一个不到6岁孩子的眼里，娘、土炕、锅台便是一个家的全部。我感觉自己真正的有了一个和村里其他玩伴一样的家，和他们一样的平起平坐了。
　　 在那个年代，人们被一种前所未有的激情所鼓舞，散发出惊人的盲目和狂热，仿佛美好的生活可以在释放出自己所有能量后，点灯电话楼搂上楼下，会在一夜之间成为现实。大人们一清早就被生产队的广播催喊着，去山上与地争斗，平山顶，修梯田，挖水渠，而那时的我，不像现在的儿童，从三岁就开始圈养，上幼儿园，兴趣班，接受启蒙教育。早上起床后，也完全没了城里养成的起来就洗脸的习惯，胡乱的在蒸笼里或放馍的篮子里翻出些黄面碗饽，边吃边去找同龄大小的孩子玩，不是在河渠边玩泥巴，就是去大麦场里捉迷藏，或者就去上树折未成熟的果子。一直玩到十点多，母亲会扯起嗓子喊我小名时，才回家吃饭，下午也是这样，有时玩累了，还不见大人回来，就会靠着门槛睡着。等我上了小学时，家里也盖起了猪圈，因为那时已经有了任务猪，我开始多少承担起生活的担子，每天放学后和村里大些的孩子一起拔猪草，老屋已经完全融入到农村的气氛里。尽管我们家还有父亲、大哥、大姐城市户口的点缀，并没有完全意义上的根除从城市里带来的那么一点点小资，多少还粘点所谓的洋气，这一点却成了和庄里人致命的隔阂，不管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你如何努力，总有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和那些在这片土地上的土生土长的人们隔着。这种距离，在父亲去世后的几年，就愈发显得明显，因为干农活，喂猪、这些基本的技能，我们一家都显得很笨，不得技巧，往往是出力不讨好，这让我和二姐二哥，在村里受尽了屈辱和歧视。
　　 在老屋盖成后的第二年，在县革委会供职的父亲，被连年的政治斗争搞得身心交瘁，在住了半年院后撒手西去，把他还没有完全支撑和暖热的老屋，他的女人和五个孩子，留在这个对他们来说简直是无法承受的世界。老屋的命运开始被一种无形的现实操持着、欺凌着，幸亏那时大哥已经在一家工厂当学徒，多少有几个零碎钱帮衬家里，母亲用她瘦小而羸弱的身躯，担起维持全家生活，抚养几个孩子上学的全部重担，而且信守着对父亲的承诺，累死都要把三个读书的孩子把高中读完，面对当时的农业学大寨超负荷的劳作，面对一个个面黄肌瘦嗷嗷待哺的孩子，面对农村对下放来农村的城里人的歧视和刁难，面对风雨飘摇的老屋。那时母亲身上散发出的潜能和动力，在今天的我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不管是在生产队高强度的集体劳动，还是包产到户后那种拼命的伺候本来就很薄的责任地，母亲都能不怨天不怨地，用她瘦弱的肩膀支撑着一个家，支撑着老屋不因各种风霜雨雪而倒下。我知道，她巨大的精神来源，便是一种气节，一种责任，一种深入骨髓的母爱。
　　 在我上大学后，我的二姐和二哥也因为我家落实了返城政策，双双招工，在县办企业当了工人，家里的情况也慢慢好转起来，而这时，已经五十的母亲也满头白发，看到一个个孩子都很有出息的上学上班，母亲头上的愁帽算是取下来了，村里的人也开始用羡慕的目光看着母亲，母亲特有成就感，说话也高嗓门了，人也精神许多。但让我们揪心的是，从此老屋里就只有母亲一个人了，虽然家里条件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母亲不再为缺吃少穿熬神了，但孤独却煎熬着因过度劳累而落下一身病痛的母亲，尽管大姐几次要接母亲去她家，但母亲始终无法丢下老屋，丢下她喂养的鸡和猪，还有院落里的菜园，我们兄妹五人，只好轮流回家照看一下老人，那时家里还没有通自来水，就给她把水缸里的水挑的满满的，她总是给我们兄妹做布鞋，攒鸡蛋，淹咸菜。守着老屋，守着对父亲的承诺，守着一个女人的贤淑和勤劳，直到1995年她老人家的离世。
　　 老屋，母亲。
　　 母亲，老屋。
　　 抚摸着早已陈旧斑驳的门框和窗棂，一股股暖流和亲切的随着手传感到内心，那是多少个童年的故事，多少个童年的梦想，多少个童年的委屈，多少个童年的迷茫。就说那现在看起来满是沟渠丑陋不堪的门槛，我曾趴在那上面写过多少作业，睡过多少次觉，做过多少次梦，也在上面挨过多少次打。还有那木格子做成的窗子，我曾多少次趴在它的上面，望着满天星斗，盼着母亲从战天斗地的大会战中回来，盼着母亲从生产队的队部回来，带回那半袋白面，好给我做可口香甜的馍馍吃，也在它上面贴了多少张自己刻画寄托自己美好愿望的窗花。那不太平整、铺着竹席但很温暖的土炕，那曾经有母亲给我留着热饭、我帮母亲拉风箱做饭的土锅头，那曾经装过我多少小人书和玩具的木箱。这一幕幕如同电影一样闪现在我的眼前，让我禁不住泪流满面。一种久违的温暖久违的幸福感油然而生。
　　 如今，这曾为我们一家遮风挡雨，庇护我们走过苦难岁月的老屋，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即将永远消失，代替它的将是一座用水泥沙子凝固起来生硬的楼房。虽说我在情感上依然不愿意它消失，还想守住这些温暖和记忆，守住母亲慈祥的面容，就如同在春天守望著一片花开，带给我一片永久的芬芳；像在夏天守住一点树阴，带给我一丝轻柔的凉爽；就如同在秋天守望者一团柔软的落叶，带给我一片金灿灿的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