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的咨询师
　　 “啊！”我惊得从床上坐了起来，然后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实在是很讨厌做梦的感觉，生来就讨厌，或许对于别人来说，梦最基本上，有美梦和噩梦之分，但对于我来说，每一个梦都是痛苦甚至是恐怖的。
　　 梦总有夸大现实的作用，我现实中遭遇的无可避免的苦痛，在梦境里会放大十倍甚至百倍。
　　 我摇了摇头，试图把刚才梦中的场景从脑海中甩出，刚才的梦里，是爸爸带着我去吃饭，饭吃到一半，他却变成了舅舅，再聊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舅舅又变成了妈妈，再然后，那句“你是谁？怎么来我家里吃饭？”从她的口中带着惊讶和不满的情绪说出。
　　 我听说，大部分人做了梦，醒来会很快忘记，我却恰恰相反，越想忘记，就记得越清楚，这是老天对我天生缺憾的补偿？这种补偿我宁可不要！
　　 平复了这种一如既往的不满情绪，来到卫生间，洗漱完毕，穿戴整齐，然后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走走形式地打开电视，看电视里那个人扮演着各种角色，表演着各种情绪。
　　 真是够了，那个人怎么还没来。
　　 我有些不耐烦地关掉电视，四下张望着要寻些什么不会让我心情更糟事情来做，门铃响了。
　　 我仿佛是得到了某种救赎一般，迫不及待地从沙发上跳起，来到门口，打开视频门铃的屏幕。
　　 门外站着一个穿着暗色花格子连衣裙、头戴粉色鸭舌帽的女人，嗯，我没有其他的形容词了。
　　 “你……你好，请问你找哪位？”我不由得有些语塞，这种语塞我也想不清原因，或许是出于某种未知的本能吧。
　　 “我是你的心理咨询师啊，之前有在微信上预约的，我叫阿沐。”
　　 “请证明你的身份。”我一脸警惕地说。
　　 “证明？怎么证明啊！”女人听了我的话，先是一怔，旋即便是“噗嗤”一笑，然后鼓起小嘴，反问道：“难不成你连我都不认识？”
　　 女人这么一说，我更加迷糊了，想想我自己的情况，我自嘲地笑了笑，又问：“我们……见过吗？”
　　 “我微信上就叫阿沐，我和你视频聊过的。”女人提醒说，女人的声音很是年轻，听来不过二十一二岁，或许我该把她认定为是一个“女孩”。
　　 “我当然知道阿沐。”我的眼中仍是充满了警惕：“但你如何让我确认你就是阿沐？”
　　 不过说完这句，我也意识到自己这话问的有些怪，在外人看，我这问题问的很是“愚蠢”，甚至是“不讲理”，于是我只好补充似的问道：“你的头发不是黄色的吗，怎么……”
　　 这个叫阿沐的女人的确是在这两天和我聊过微信，在了解我的一些情况以后，也的确与我视频聊天过。
　　 女人听到我的问题，不由很是不悦地鼓了鼓嘴，然后取下粉色的鸭舌帽，将头对着门外的摄像头侧了侧，展示给我一缕金黄色的头发：“除了这一缕，其他的都染回来喽，我妈说女孩子正式工作以后最好不要染发。”
　　 “可你也知道我的情况，你这样我没……”
　　 我还想再说，却被她很是不耐烦地打断了：“喂，我说你这人，到底开不开门啊？你是害怕我入室抢劫啊还是怎么的？”
　　 不得不承认，她的话虽然蛮横，但很有道理，我的确没有任何理由去担心什么，也没有任何理由去惧怕这样一个女孩子。
　　 且她的这种有些“男子气概”的语气让我没由来的觉得很舒服。
　　 于是，我打开了房门。
　　 “给，这是我的身份证，这下你相信了吧？”一进门，女人主动地拿出了身份证，证明了自己的身份，这种感觉就像是火车上的旅客积极地配合列车员的身份验证。
　　 “检查”完她的证件，我也终于卸下了些许的防备，她的确是那个叫阿沐的心理咨询师。
　　 “不好意思，给你说过的，我患有严重的脸盲症。”我一面道着歉，一面将水果放到沙发对面的茶几上，然后伸手摆了一个“请”的手势，示意她在沙发坐下。
　　 “你还真的是三句不离“脸盲症”。”阿沐没有客气，直接坐在了沙发上，然后很是自然地将身子向后靠了靠，再重新坐直身子，笑盈盈地看着我调侃道。
　　 “我并不觉得这一点有什么可笑的。”看着阿沐的轻松神情，我的语气不由严肃了几分，甚至带着一丝赌气的意味说道：“20世纪40年代，德国斯图加特附近的温浓达尔疗养院里，神经病学家约阿希姆·博达默检查了两名在二战中头部严重受伤的病人，提出了短回路能够有选择性地存于大脑的面部识别系统中。博达默注意到，尽管病人可以看到人脸，却认不出来是谁，最终得出结论：看到和认出人脸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大脑功能。在1947年的论文中，博达默首次提出了脸盲症的概念，在随后的许多年里，医生们在中风病人和其他患神经疾病的病人，特别是那些枕叶和颞叶之间的组织受损的病人中观察到了这个现象，1976年，先天性的面容失认症正式出现在医学文献中。”
　　 我当然打算一字不差地把脸盲症的介绍给她普及出来：“脸盲症又称为‘面孔遗忘症’。最新研究发现，过去被认为极为罕见的脸盲症实际上在全球范围内较为普遍。该症状表现一般分为两种：患者看不清别人的脸；患者对别人的脸型失去辨认能力。目前脸盲症仍属于医学难题，科学家称还没有任何的治愈方法。”
　　 倒也不是我有多么异于常人的记忆力，实在是这么多年，以上的这段话我已经向无数人背诵过无数遍，人对文字的记忆力总是越背诵越熟悉，背诵那么多遍，哪怕记忆力再差的人，想来也会对这段文字了如指掌。
　　 看到阿沐笑而不语的神情，我又补充道：“我属于对所有人的脸型失去辨认能力的这种脸盲症，在我看来，所有人差不多都长一个样，所以我记忆一个人，需要通过其他的细节，比如皮肤上的伤疤，发色，走路姿态等其他特征也行。”
　　 “声音不可以辨别吗？”阿沐有些好奇。
　　 我却从阿沐的神情中感觉到了些许的将信将疑，仿佛我以上的话并不能让她信服，这让我之后回答夹带了些许愤怒的情绪：“声音的确是可以辨别，但不是从事与声音有关行业的人，或者极有天赋的人，能辨别和记忆的音色十分有限，就你的声音，在我以往的医生里，就有十分类似的。”
　　 我看着她的双眼，带着些许警告意味：“脸盲症也属于异常心理学的范畴，如果你连这些都怀疑，那我也不得不怀疑你的专业素养了。”
　　 并不是我易怒，自从“脸盲症”这个词不知不觉被变成网络热词以后，我便遭遇过无数次类似的场景。
　　 有位哲人说过一段话，原话不记得了，大体意思是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真正切身去理解另一个人的病痛。”
　　 这样的“绝对理论”自然会遭到很多反驳，但我却觉得，这一段话，放在脸盲症患者身上再合适不过。
　　 在我们国家这个重视礼节的人情社会，记不住人的相貌，是一件很不被人原谅的事情，比如在面对生意伙伴，或是师友长辈，在对方热情和你打招呼，或是问你“还记得我是谁”的时候，你因为无法辨认对方的面貌而无法及时跟对方互动，这是很影响人际关系的。
　　 好吧，那就向对方解释你的病症？就像我刚才这样把晦涩的“脸盲症”说明背下来？
　　 朋友，相信我，这样做虽然能得到一时的理解，但紧接着，就是过于矫情的同情，以及对于这种特殊病症的好奇。
　　 就好像动物园里，知道了猴山里一只猴子和其他猴子不太一样，游客就会用异样的目光去观察这一只猴子。
　　 而这一切典型的——由怀疑转为好奇的反应，此时我面前这位心理咨询师，只用了几分钟就完全的实现了。
　　 我当然会因此生气。
　　 听我长篇大论说了那么一通话，阿沐接下来的反应却是完全出乎了我的意料，我的这番话完全没有让她的表情产丝毫的波澜，她便只是微微地一笑：“你误会了，我说的你的抑郁症表现方式。”
　　 听到这话，我原本就有些不愉快的心情变得更加烦躁，引得我接下来话语的语气更加的不善：“都说了多少次了？我并没有抑郁症！到底是谁请你们来的？”我坐在她对面的沙发上，目光认真且锐利：“我并没有任何抑郁的表现，我活的比任何人都快乐坚强和勇敢，我所出演的话剧也往往是这种类型的喜剧题材，我……”
　　 阿沐似乎不太喜欢我这般的语气，秀眉微蹙，旋即毫不留情地打断了我无休无止的絮絮叨叨：“那好，你回答我，去年的平安夜，你究竟遇到了什么事？”
　　 仿佛为了配合着她提出的问题一般，我的声音戛然而止。
　　 两分钟后，我似乎终于找到了应对她这个问题的合理措辞，缓缓开口说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不是吗？我并不认为这就是抑郁症的表现。”
　　 阿沐对于我的这句话，仍然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意外情绪，反而更像是压根没听到我说话一般，继续自顾自说道：“患了脸盲症这样的病症，对于正常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值得炫耀的事情，你却在去年平安夜至今这九个多月的时间里，频率更多地把你患有脸盲症挂在嘴上，甚至多次将自己因为脸盲症而遇到的糗事编成笑话讲给一个刚认识的人听，仿佛迫不及待地想给自己贴上脸盲症的标签，而刻意掩盖其他什么事情。”
　　 她说完这句话，便是将一种审视的目光驻留在我的脸上，我对这样的目光并不陌生，这往往是一名心理咨询师在抛出语言试探以后，观察自己患者的特有神情。
　　 “那我总不能在被误解以后，愁眉苦脸地解释自己的病症吧？在发生问题前以风趣的口吻说出来，总比被误会以后的解释更有信服力。”与其说我在据理力争，倒不如说我此时在狡辩。
　　 而那个名叫阿沐的女人对我的措辞熟视无睹，继续自顾自地说着：“用自嘲的方式与他人交流，同时又用自己比较自卑的特点去掩饰自己的情绪，强颜欢笑，易怒、多梦，这是微笑型抑郁症的典型症状。”
　　 “够了！”我仿佛受到了巨大侮辱一般，猛地一拍桌子，喝止她继续说下去。
　　 她并没有被我的行为吓到，但也没有继续说下去，而是就这样直勾勾地盯着我，那双深褐的眼睛盯得我着实有些不自在，仿佛自己真的什么都被她看穿了一般。
　　 以至于看到她这样的眼神，我突然忘记自己应该说些什么，语塞了好几秒，我才终于开口：“我现在十分怀疑你的专业水平，在你之前，我有过七任私人心理医生，她们都不敢触及这些对我而言比较敏感的话题，更不会当面直接判定我的病情，紧接着装作有口无心的用一些话去刺激我。”
　　 自从去年平安夜那件事以后，阿沐来之前，来来回回我的确已经有过七个私人心理咨询师，因为不知道他们是受谁的指使而来，又怀疑她们的动机并不单纯，所以我极其不配合，哪怕他们使劲浑身解数，也对我束手无策，他们七人中，最长的任期不过三十二天，最短的只有三天就被我有意的行为给气走了。
　　 我认为自己的这些话，说的已经足够严厉了，却是没有换来阿沐任何自责或是胆怯的情绪，反而她很是沉着地笑了笑，然后问道：“他们治好你了吗？”
　　 “呃……”我想了想，旋即纠正道：“我没有什么抑郁症，他们怎么可能治好？”
　　 说完这话，我自己也觉得心虚，事实上，抑郁不同于其他心理异常，一个人有抑郁倾向或是有抑郁症，自己其实是比任何人都清楚的，不愿意承认自己有心理抑郁，拒绝与他人就此事沟通交流，事实上也是抑郁症的临床表现之一。
　　 兴许正是源于这种心虚，我开始试图去岔开话题：“无论我是不是患者，我都有权利知道，是谁雇你们来的？”
　　 从接下来阿沐的表现，我得出了结论，她比之前那七位心理咨询师都厉害，只见她狡黠地笑了笑：“如果你配合我治疗，一个疗程以后，我就告诉你，你想知道的答案。”
　　 “我想知道的答案？”我故作轻笑，耸了耸肩：“我如果真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会自己想办法知道。”
　　 “是吗？”阿沐反问了这样一句，眼睛再次与我对视，该死的那种被看穿的感觉又来了。
　　 “在你没有说出你的治疗方案之前，我是没有办法完全配合你的治疗。”我换了个坐姿，让自己的双眼偏离她直视的角度。
　　 她没有再继续用她那慑人的眼神去追向我的目光，而是用手撑着下巴，眼神放空似乎是看着茶几上的花纹，脸上仍旧挂着淡淡笑意：“我需要连续至少一个月，住在你的家里，观察你的饮食起居，纠正你一些容易恶化病情的习惯。”
　　 我很讨厌“病情”这两个字，或者说我很抵触被人当作病人，听她说完这句话，我不由地皱了皱眉。
　　 “当然，我们只是患者和病人的身份，你不要想太多。”她又说。
　　 我摇了摇头：“不行。”
　　 我早已过了雄性激素旺盛的少年时期，再说心情极度糟糕数月的环境下，我也不会对一个我根本就辨别不出美丑的异性想入非非，故而哪怕她应该很年轻，应该很时尚，主动提出同居也很大胆，但我不得不拒绝。
　　 “你不想知道我的雇主是谁了吗？”她又问。
　　 “知道如何，不知道又如何？这种答案本身不存在什么意义。”我想故意表现的无所谓，却语出的有些艰难。
　　 她似笑非笑，继续看着我：“真的不想？”
　　 “想。”我发现我竟然没办法对她说谎，有些气恼也有些无奈：“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