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商品经济铺天盖地，改革大潮在推动着人们富裕社会进步。我每每想起自己曾经开过的照像馆，就特别遗憾改革开放这朵富贵花竟然迟放了廿十多年，要不我也成了什么什么户了。胡思乱想之余，倒还真有点旧情难舍。
　　 我插队的公社东临图们江，对岸是朝鲜；北靠水流峰，峰下是俄罗斯(当时的苏联)。1970年在图们江边设立了出入境检查站，作中朝双方探亲通道。当地居民大多是朝鲜族，在对岸都有亲戚。两岸探亲往来比较频繁。但出境得办证件，证件须备照片，可照相馆在百里外的县城里。公社书记算过一笔帐：老百姓探亲要照张相，车费食费加宿费最少得花五块钱。这对当时的农民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公社决定自己开办一家照相馆，并选我这个供销社的员工到县里唯一的一家照相馆去学习。
　　 县照相馆老马主任对我进行了面试：熟悉照相吗？
　　 我如实回答：在上海玩过海鸥牌相机。
　　 马主任告诉我：室外拍照与室内拍照不一样，使用的机子也不同；另外，也不光光只是照个相，你以后回公社开办照相馆，拳打脚踢就是你一个人，除了会照相，还要会自己配显影、定影药水，还要会暗室洗放，最难掌握的是修版技术，脑子灵的学一年，差的也许一辈子也学不出来……
　　 听了老马主任的一番话，我原本的雄心壮志顿时烟消云散。我怯怯地问道：马主任，像我这样的条件，那需要学习多长时间？
　　 马主任不假思索地回答：做好学一年的准备吧。
　　 我急了：那不行啊，公社书记只给了我两个月的学习时间。
　　 马主任失声笑道：乱弹琴！
　　 我赶紧给公社书记拨电话，书记十分看重照相馆的开办，第二天便急急地赶来照相馆和马主任会面。
　　 不知道他们两人是如何商量的。只是公社书记临走跟我交待：安心学习半年，力争四个月回来，前提是一定要学会学好！面对如此艰巨的学习任务，我也暗中自己给自己使劲：重点放在修版上，照相其次，洗放排第三。
　　 学习开始了。我没有按照先学照相、洗放再学修版的顺序，而是反着来，先学修版，照相技术暗室洗放则采取灵活机动、见缝插针。比如：乘照相师傅换班要去吃饭休息的功夫，我便接替他照相，这样，不但节省了好多的时间而且增加了实践的机会。若是师傅在，你连摸相机的空档都没有，只有站在旁边瞪眼干瞅的份。但学习暗室洗放技术，却吃了个闭门羹。暗室老潘师傅性情古怪，从不主动跟人说话也没见他有过笑容。我试探着跟他商量：潘师傅，我有空想进暗室看看您的洗相、放大是怎么弄的……
　　 还没等我说完，老潘师傅硬生生地说：不行，那哪是看看就能会的？
　　 说得我一脸沮丧！
　　 很感谢教我修版的王阿姨。她原是北京人，因为丈夫戴了右派帽子，才被发配到珲春这个小县城里来。我站在她身后看了两天修版，她就把修版技术的基本概念给我说得十分清楚。不几天就让我自己操作。因为我喜欢绘画，对于脸部的纹理、明暗有一定的感觉，所以进步很快，不到一个月，我修出来的底版王阿姨就改动很少。她夸奖我接受能力强：上海人就是聪明！
　　 我修版的成绩在照相馆内传开。
　　 晚上开会学习，老马主任笑嘻嘻地说：小范就留在咱们这里了，王阿姨手下还没有像样的徒弟呢。
　　 我只当是随便说说，没往心里去。
　　 让我诧异的是，古板的老潘师傅竟然也主动把我拉到他的暗室里，让我做他的徒弟。听他一说，我真是求之不得。
　　 功夫不负有心人，只五十来天我就基本掌握了照相的整个流程技术。我偷偷给公社书记通风报信，让他来接我回去。没几天，书记就风尘仆仆地来到照相馆。谁知老马主任反悔了，他不让我回去，不是因为我学不好，而是说县里照相馆需要我这样的人才。公社书记哪能同意？官司打到了县商业局李局长那里，她来了个折衷：让公社书记回去再物色一位上海知青来学习照相，小范就留在县里。书记还是不能同意。也正是赶巧，因为我时常在报刊上发表诗歌，县政治部军代表陈部长，听说我还学会了一整套照相技术，便派人来说，小范政治部要用了，不准回敬信公社。这一下让书记火了，直接跑到县委书记那里诉苦，县委书记本着向基层倾斜的原则，支持公社接我回去。
　　 学成归来的我，在一个月内就独自办起了照相馆。虽然没招牌，名声却很响，大家称之为“国际照相馆”。朝鲜过来探亲的大多要在这里和亲友一起留下合影，我和朝鲜客人还经常交换各自领袖的纪念章，俨然是在行使外交和统战的职责。确实，我的服务范围常常超出照相本身。照相馆旁边是供销社的农副产品收购站，当地有些姑娘拿不出现金来照相，就拎着鸡蛋来。那时一斤鸡蛋收购价才六角五分，正好照一张二寸的相，于是我和收购站凭着转帐划款，就有了类似银行业务的往来。从四川、河南等地来当兵的很多，其中不少还是文盲，他们央我代笔写信，连同照片一起寄给父母兄弟或妻子情人；我不抽烟，又推辞不了他们的敬烟，一天接受的烟可以装成好几包，我便把烟分送给既抽烟又买不起烟的知青们。公社知青有两千多，自然经常光顾照像馆，致使我的生意一直兴隆不衰。当时每天的营业额都在百元上下，可我的日工资还不满一元，但是积极性却很高，上午照相，下午洗相，晚上修版，全然不知道有加班费这一说。
　　 也许我在上海接受了点城市文明的熏陶，便在照相上显了身手。我请县文化馆美术老师绘制了一幅碧海椰林的布景，在画面的底部沙滩前，我拉来几车沙子铺在地上，又横竖躺了几块石头，涂上颜色，和画面的景致融成一体，拍出照来能达到乱真的效果。也许是大家农民都当腻了，喜欢换换角色和职业。那时除了农，只有工和兵好扮演。我就用硬纸板剪了个梭子，下端接了根毛线，从集体户小潘那里拿来了她母亲在纺织厂上班用的白围单，围单上面印着“上海第五纺织厂”的红字，又自制了一顶白帽子，这下吸引了很多女青年来拍上海纺织女工的照片。我还向公社武装部借了一支报废的步枪，一套军装，当兵的荣誉感，又替我招来了众多的顾客。
　　 当时来照相的几乎张张照片要求题字，频率最高的有“她在丛中笑”、“革命友谊深似海”、“革命战士最听党的话”等词句，写多了我总觉得乏味，因此，往往由我随意改，但有一条，不能脱离革命内容。有个女知青借来一身朝鲜族衣裙，头顶水罐照了张相，她要求在照片上写“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在修版时琢磨出这么几句：“让山风吹红脸膛，让厚茧布满手掌；这模样，谁还能认出是上海姑娘？”她看了很赞赏，我自己也满意。
　　 我这里既是照相馆，又是上海知青的联络站。每天一趟来往县城的客车就在门口停靠，这公社最繁华的地段在知青眼里犹如上海的南京路一般，而照相馆也被称作山沟里的“王开”(即南京路上的一家有名的照相馆)。经常挤满了候车的知青，或烤火，或说笑，我都满面春风地接待。我不知给多少知青传递过书信，保管过物件。因此，知青对我极好：圈河杀了牛，建兴会送一大块牛肉来；二道泡套住了狍子，福生就会端一碗红烧狍子肉来；朝阳赵敏接到上海寄来了月饼，忘不了给我留下一块；大肚川徐懿润队里分了鱼，会托人送几条新鲜的……每当我吃着这些馈品时，心里别说有多高兴。
　　 然而并非都是开心事。有一次阿迪来接上海回来的小燕，在照相馆等车回生产队。我知道他俩是一对，就躲进暗室洗相，腾出地盘来给他俩说话。
　　 我在里屋，无意间阿迪的一句话钻进我的耳朵里：“你心肠怎么这样硬？”
　　 紧接着传来小燕断断续续的啜泣：“送掉孩子，也是为了将来能有机会招工、上学，若是让人知道咱们有孩子了，就什么希望都没有了……”
　　 剩下的只是阿迪重重的叹气声不绝于耳。我停住了手里的活，独自在黑暗中默默地傻坐着，心里堵得慌。那天报废了不少照片，因为在显像药水里的照片没有及时翻动，全变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