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村里的人都说，他们要感谢刘二，因为刘二的猝死才引起了他们的警觉。
　　 刘二先前被查出胸口疼，却满不在乎，结果在清晨早饭时一头栽倒，再未醒来。刘二之死，惊动了全村，留守在村里的老人们在嘘唏的同时，纷纷给儿女们打电话，诉说自身的不适。我就是在这时候接到父亲的电话。
　　 父亲说：“有时割完草或捅完树枝后，觉得心口有点疼，要不去医院检查检查？”我一听就急了：“有这种症状，怎么不早说？”父亲说：“原以为不是什么大毛病……”电话那头的他顿了顿：“可是村里的刘二突然死了。”
　　 我撂下电话，叫上弟弟，回村接上父亲，赶往市医院。
　　 途中，父亲指着大片的葵花林欣喜地说：“咱家那5亩葵花今年长得也不错，估计也能卖个好价钱。”我和弟弟同时嗔怨：“明年不能再让您种了，把身体都搞垮了。”
　　 父亲头一偏：“去查查是为放心，估计也没甚事，我这身体再种五年地应该没问题。”
　　 我和弟弟同时沉默了，看看信心满满的父亲，鼻子发酸。
　　 他们这一代人，因为多年养成的坚韧与勤劳，轻易不肯服输，更不愿增加儿女的负担。但我知道，他们，就像是一台台机器，在几十年的光阴中超负荷运作，早已耗尽了全部气力。
　　
　　 二
　　 父亲做了心电图，Q波有些异常。医生说，根据先前他口述的症状，估计是心梗，做个心脏造影会看得更清楚一些。我们兄妹的心一下提了起来，赶紧为他办理了入院手续。
　　 病房里的床位满满的，全是心脏病患者，邻床的娄叔气短得厉害，北床的大哥一晚上闹腾得不睡觉，父亲却没啥症状。他略带欣喜地说：“我现在吃得下，睡得着，也不气短难受，应该没啥问题。”
　　 可是，检查结果却让我们大吃一惊，造影显示父亲的情况比其他人都严重，有一条血管已经完全堵塞，另一条也有些狭窄还放不成支架。医生指着父亲怦怦跳着的心脏视频，对我们说：“到北京去做搭桥手术吧。”
　　 那一刻，脚底发凉，大脑陷入一片空白。我看看哥哥和弟弟，偷偷掐了一下自己，哦，为什么，这不是梦。
　　
　　 三
　　 父亲从造影手术室出来，精神尚好，他一脸期待地问我：“连支架都没放，应该没什么问题吧？”我看看父亲花白的发和沧桑的脸，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嗯，咱们没事。”
　　 父亲的眉头顿时舒展开来：“我就说嘛，应该没事儿。”我扭过头，极力控制着眼中的泪花。
　　 父亲被直接推回病房，南床的娄叔因为放了三个支架被推入了重症监控室。娄叔的家属问我们：“你父亲没放支架？”不等我回答，父亲赶紧说：“我这问题不大，不用放。”
　　 不忍看父亲孩子般欣喜的脸，我默默坐在床边，开始为父亲搓揉掌心，做造影手术的右胳膊有些肿胀，搓一搓，能缓解一下他的疼痛。
　　 尽管这样，还是有一滴眼泪不小心滴到了他的手心。父亲问：“哪来的水点子？”
　　 我再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说了一句：“我出去接个电话。”转身出了病房。找了个没人的树荫下，淆然泪下。
　　 生活有时太残酷了，你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都得咬着牙面对。
　　
　　 四
　　 哥哥和嫂子联系好了北京的医院，我们对父亲说：“因为你的情况有些复杂，带你去北京作进一步检查，检查没问题咱就回来了。”开始父亲有些疑惑，后来便不作声了。曾经如大树般挺拔的父亲，现在如同一株枯黄的秋草，蜷缩在床上，听从我们的安排了。
　　 坐了一晚上火车，到达北京时，正是中午。高温下，我们领着父亲穿梭在车水马龙的街头。
　　 面对熙熙攘攘的人群，父亲显得有些手足无措。那一刻，我忽然很内疚。几年来，我们兄妹几乎跑遍了大江南北，也曾一次次计划带父母亲出行，却总是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成行。这是父亲第一次来北京，却是来看病。
　　 安贞医院在朝阳区，院里绿树红花、亭台楼阁，还有小型喷泉，环境十分雅静。但我们没有心思欣赏这些美景，带着父亲匆匆办了入院手续。
　　 向来闲不住的父亲，一下子被束缚在床上，要么挠头，要么抠指甲，瞪着迷茫的眼睛。站在十一层的病房里，我才发现，这里距离奥林匹克中心很近。隔着窗户，我指着前方饶有兴致地向父亲介绍：“那个缠绕的银色带状建筑是鸟巢，旁边的蓝色建筑就是水立方。”
　　 父亲眯着眼使劲看了看，反应淡然，末了，又说：“北京有啥好？还是咱们家那儿好。”
　　 是啊，哪里能比得上家乡呢。而父亲，本是根植于平原上的一株庄稼，现在却被强行禁锢在不着地的高楼里，自然是不适应的。
　　
　　 五
　　 病房里人满为患，原本设计三个床位的病房，现在挤着七个病人。来自天南地北的人，操着不同的口音，交流变得艰难。而父亲，不会说普通话，愈加沉默了。
　　 傍晚时分，我们又紧张起来。因为医生通知我们第二日就要手术，怎么这么快，我们的心里还未准备好。我们兄妹仨面面相觑，然后一齐望向父亲。
　　 好在父亲似乎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并未像我们预想得那样惊恐不安，这让我们稍稍安心了一些。
　　 医生让父亲练习吹气球，说是可以增强肺功能。父亲便一遍遍地练习，吹气，排掉，再吹气，不厌其烦，病房里响起“哧哧”的排气声。
　　 此时的父亲，愈加像个听话的孩子，看得我心疼不已。
　　
　　 六
　　 在我陪伴父亲的同时，哥哥和弟弟正在安贞医院附近寻找新的宾馆。昨晚登记的宾馆虽然价钱不高，但卫生条件太差，哥哥和弟弟囫囵身子勉强住了一宿。经过比较查看，他们又在安贞医院西门选择了另一家。哥哥说，这家比上家干净多了，价格也不贵，一张双人床，一张单人床。如果父亲出院，我们可以都住进去。
　　 说这话时，哥哥露出久违的笑容，看着他通红的眼，我心里又是一阵翻腾。哥哥何曾受过这样的委屈？他是一名建筑设计师，平时十分注重衣着品位，花钱也是大手大脚。可现在，他为了节省一些钱，拖着行李箱、穿着大裤头在太阳底下带着弟弟转悠，与房东们斤斤计较、讨价还价。
　　 医院的管理十分严格，只允许留一名陪护人员。中饭，我和父亲吃的是医院里专供的营养餐。弟弟来探视，说他们吃的又是面条。我说：“咋顿顿是面条？”弟弟略带委屈笑着说：“我想吃炒牛肉，哥哥不让。”父亲和我听了，都笑哥哥的倔强，笑过后，心底却泛起一丝苦涩。
　　 第二天，医院通知交押金十万。正在刷卡的当儿，哥哥赶来了，拿起卡一把塞进我包里，然后从身上掏出自己的卡。哥哥说：“我比你们宽裕，我付吧。”
　　 然后，他又嘱咐我：“该花的花，不该花的不能乱花。就像弟弟，昨天要吃什么爆炒牛肉？父亲来看病，咱又不是来享受，你说对不对？”
　　 我怔了怔，点了点头，关键时刻，踏实谨慎的哥哥始终是我们的榜样和强有力的依靠，我的眼眶潮湿了。
　　
　　 七
　　 父亲被推入了手术室，我们的心也跟着一同进去了。
　　 安贞医院的手术室被包裹在里面，貌似很大，那道电动门频频开启，不时看到一个个被剥光的病人蒙着被子被推进去，一个个插满管子昏迷不醒的人被推出来。
　　 手术室有两道门，两道门前坐满了等候的家属。没有椅子，人们就铺张报纸坐在地上。电动门每开启一下，等候的人们便纷纷围了上去。
　　 我和哥哥弟弟分头守在两道门前。在焦虑不安中过了四个多小时，现在，除了我们兄妹仨，手术室门前只剩下三对夫妇，他们的孩子也是下午推进去做心脏病手术到现在还未出来。
　　 看着那几对年轻的夫妇，弟弟轻叹一口气：“都是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听说最小的才四个多月。”
　　 而我，此时正在心中默念作家史铁生《病隙碎笔》中那段话：
　　 发烧了，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
　　 咳嗽了，才知道不咳嗽的日子多么安详；
　　 刚坐上轮椅时，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岂不把人的特点搞丢了？便觉得天昏地暗，等又生出褥疮，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的躺着，才看见端坐的日子多么晴朗……
　　 终是醒悟：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的前面都有可能再加一个更字。
　　
　　 八
　　 直到晚上七点，手术室守候的人群已经散尽，我们还是未探得一点消息。
　　 不过，没有消息便是好消息。其实，手术前医生曾告诉我们，手术完成后病人将直接推入ICU，除非手术过程中有突发状况时才联系家属。
　　 就在我们徘徊不定的时候，突然看到了主刀大夫。我和弟弟如同看到救星似地围了上去。
　　 主刀大夫面带微笑地告诉我们：“手术很成功，搭的两根桥特别漂亮。一切都和预想的情况一样。”
　　 我和弟弟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赶紧到另一道门前通知哥哥，却看到哥哥正双手合十，默默祈祷呢。
　　 当我把情况告诉他后，他一个劲地问：“真的吗？太好了。”
　　 父亲将在监护室呆十几个小时，明天才能见到。于是，我们兄妹仨回了租住的房子。一路上，觉得脚步也轻快起来了。
　　 哥哥兴奋地向我介绍他颇为满意的房子，房子不大，但十分整洁，里面有冷风机，有共用的卫生间和厨房。两张床一大一小，铺着素净的花床单，墙壁也粉刷成彩色，给人一种家的感觉。接连十几日在医院间周旋，无尽的白色，让人觉得寡淡而冰冷，这满目的碎花，让人颇感温馨。难怪哥哥会一眼相中。
　　 那晚上，哥哥和弟弟睡大床，我一个人睡在小床上。虽然是小床，但比医院的地铺强多了。不一会，我就进入了梦乡。
　　 半夜，却被一阵强烈的刺痒惊醒。打开灯，胳膊和腿上咬起几个大包。正疑惑，哥哥和弟弟也醒了，弟弟肚皮上的红包足有红枣般大。
　　 于是，我们兄妹仨开始四处搜寻，居然在墙壁上发现了几只蚊子。弟弟咬牙切齿般抡起拖鞋就打，这才发现，彩色的墙壁上到处是蚊子的尸体和拖鞋印。
　　 不得不感慨，北京的蚊子居然没有“嗡嗡”声，悄无声息叮咬人。就像这里的芸芸众生，于夹缝中练就一身过硬的生存本领。
　　 哥哥一边挠痒痒，一边郁闷地说：“难不成，还得换地方？”
　　
　　 九
　　 第二天，我们早早地去了医院。好不容易等到医生们查病房，拦住询问了一下父亲的情况，说是已经苏醒了，但还得在监护室呆几个小时，估计下午转入特护房。
　　 这里的床位相当紧张，前脚进入手术室，后脚这张床便不属于我们了。我们现在成了闲杂人等，十一层楼道里的守门大爷不住地催我们赶紧出去。我们只好悻悻离开。
　　 弟弟第一次来北京，想出去看看，想想还有几个小时才能见到父亲，于是我们步行去了奥林匹克中心。中午时分，突然下起了大雨。吃了三份快餐，我们坐在棚下等雨停。这时，哥哥的手机响了，医院通知说是父亲从监护室出来了。
　　 我们仨顿时慌了，这里虽然离安贞医院很近，但因为前面施工有些绕路，而且这是在北京，想打个出租车也不方便。我们疯了似地向出口跑，顾不上大雨淋漓。
　　 找不到出租车，等不及公交车，我们仨也顾不得安全不安全，挤进了一辆人力两轮电动车。只有两个座，我和弟弟勉强坐进去，哥哥则和司机挤在狭小的驾驶室里。
　　 “爸爸出来了，肯定想先看到咱们，咱们却在外面，真不该听你们俩的出来，应该留一个人在医院。”哥哥埋怨道。
　　 我和弟弟相互看看，脸红了。哥哥说得对，我们太大意了。一路上，我们都沉默着，内心无比自责。
　　
　　 十
　　 好在赶到医院的时候，有护工正在伺候父亲。
　　 父亲五花大绑，身上插满管子，戴着氧气罩，很疲惫的样子。我的心疼得抽搐在一起：“好端端的身体，被开胸锯骨，爸，您受罪了。”
　　 他抬眼看看我们，微微张了张嘴。
　　 我赶紧凑过去，轻声告诉他：“爸爸，手术很成功，您又过了一劫。”
　　 但真正的疼痛才刚刚开始。
　　 那天晚上，我在医院陪护。我租了垫子躺在父亲脚底，护工在另一侧。麻药过后，父亲开始呻吟。护工扶父亲起来，使劲拍父亲的背，让父亲咳嗽。我心疼得束手无策，小心地问：“能不能轻一点？”
　　 护工操着一口河南口音，机械式地回答：“都是这样，手术后得咳嗽，咳痰，必须这样，疼也得坚持。”
　　 可父亲疼得大汗淋漓，想咳嗽，却又咳不出，发出十分痛苦的“嗷嗷”声。我的心也跟着一阵紧似一阵。
　　 人生最痛有时不是自己承受什么，而是眼睁睁看着最亲最爱的人受苦，自己却无能为力。
　　
　　 十一
　　 手术后第三天，父亲的疼痛缓解一些，但身体虚得厉害，动一动就大汗淋漓。医生却通知必须下地活动，于是，我和哥哥弟弟一齐上阵，一个拿导流瓶，一个拿液体，一个搀着父亲，开始在走廊里慢慢遛达，走一圈歇好几回。第六天，医院便催促着出院。看着伤口还在渗血、依旧摇摇晃晃的父亲，我恳求医生：“能不能多住一天。”医生头也不抬坚决地回答：“不行，住六天已经算长的了，出院慢慢保养吧。”
　　 央求无用，医院也没办法，来自全国各地的好多病人都等着入院手术呢。
　　 如同被驱赶一般，我们匆匆出了院。从安贞医院到我们租住的房子，不过三百米，但父亲却觉得那么漫长，一路上歇了七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