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湖：鄱阳湖。古称彭蠡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位于江西、安徽、湖北三省交界处。好景色往往处于临界、跨界处——地图上的国家、地区，对美景争执而后妥协，形成一条脆弱、不安的边界线。美就是脆弱和不安。
　　 口：嘴巴。与口相联系的成语很多：口诵心惟，口是心非，口口相传，口诛笔伐，张口结舌，祸从口出，锦心绣口，口蜜腹剑，良言苦口……嘴巴就是语言、就是人，就是人的、种族的命运。
　　 湖口：鄱阳湖的嘴巴，亲吻长江，如同老虎细嗅一枝漫长的江浪般的蔷薇？爱意无尽恨无穷。一座以“湖口”命名的庐山下的小县城，就成为惊心动魄之地——北去赶考的书生，南来讨伐的官军，运送景德镇瓷器的商人，遭贬谪还乡的士子，披星戴月私奔的情人……种种的客船、商船、贼船和花船，过湖口，留下传奇、美谈、流言和悲歌。
　　 记：一个书写者的所见、所思、所言，就是他的个人史——“我思，故我在”（笛卡尔）；“我谈炸牡蛎，故我在”（村上春树）；我记湖口，故我在——把公共的、地方志中的湖口，转化为个人的、私密的湖口。“真正的船是造船者”（爱默生），真正的湖口是记叙湖口的人——以心历证实曾经身历，在纸上建立起自己的小江湖，笔为桨，泛中流——加入言辞的东海、辞海，我温度较高的文字，在努力加热一部分结冰的水域……
　　 丙申冬，跨年之际，与小说家马原等友人，在湖口晃荡两天。我看清了自己的江湖地位，仅仅是一滴水——不需要敬仰，也不必被他人鄙视。自童年的甜、中年的浑浊，进入晚年咸涩的开阔。倘若能从内心提炼出盐一般有力的句子，就足以补偿从上游到下游这一路的疲顿和丧失。
　　 在石钟山上看湖口，是一个好角度。看湖口，吐出江西、安徽、湖北三省的灯火和秘密，像写作课上的一个导师，正口吐莲花……
　　
　　 二
　　 苏轼侧耳倾听石钟山发出的钟声，神情凝重。
　　 他大约也站在目前我所处的位置，看湖口。舟来船去，一统江湖。他的眼神、听觉与心率，为了使九百年后的我有能力与本地湖光江声相激发，而备课、预习，像一个导师提前来到教室。
　　 我和他的视野、世界观大致相似吗？我体形已经与他略略相似，近年也开始临摹他海南儋州时期的《渡海帖》、黄州时期的《寒食帖》。当然，我没有他那样耀眼的才华、动人的形象，也就缺乏被贬谪的余地和价值。苏轼以大自然为导师，尤其是以流水为导师——“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一个人以此为写作和生活的座右铭，就有了“不可不止”、不勉强自己、不与自己和周遭为敌的理论根据，但也有了“所当行”的重负和天命。处理好两者间的关系，苏轼是典范。
　　 天色渐渐暗了。苏迈提醒父亲：“舟已雇好。”苏轼走下石钟山，步子微微有些摇荡，喃喃自语：“本地米酒和糟鱼，甚好。”连日来，苏轼屡屡亲近米酒和糟鱼，感叹：“湖口人有口福啊——但石钟山为何发出钟声，却说不清楚。郦道元、李渤也说不清楚。我要说清楚，不然，对不住这米酒和糟鱼……”小舟绕石钟山划动。明月高悬。舟子指出：“那些岩洞，刻有很多诗呢，现在六月，水大，就淹没了。有一高僧圆寂，葬于那个最大的岩洞内。”笑了：“日夜听江声——睡得好吗？”
　　 突然，山间栖息的鹳鹤、鹘，大叫大笑如婴儿哭闹、老人疯癫。继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舟子双桨一乱，苏轼心头一紧、身子一颤，苏迈连忙伸手相扶：“回去吧，父亲，明日再来？”苏轼摇头：“你听，你看——”苍茫山体与湖水相切处隐约可见众多洞穴，微波入其内，钟声即澎湃而出，像高僧的鼾声澎湃而出。小舟渐渐自绝壁下划动到两山间，一大石横于江中，诸多空穴“有窾坎镗鞳之声”，与洞穴内发出的声音相交响。苏轼对苏迈说出了石钟山这一座钟的发声原理：“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父子二人拥抱在一起。
　　 客棧一灯如豆。苏轼连夜写下《石钟山记》。“郦元之所见所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泊于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余是以记之，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
　　 在石钟山发声机制的研究上，苏轼体现了一种科学家的操守和素养。他其实分析了认识事物的三种人、三种方式：知而能言（像苏轼那样，须泊小舟于月夜绝壁下，辨析于江心风浪中），知而不能言（像渔工水师那样，埋头劳作，但对周围事物习焉不察、无以言传），浅知甚至无知便草率而言（像北魏郦道元、唐李渤及本地寺僧那样有距离地、安全地、雅致地爱世界，这世界，怎么会把最深刻的秘密揭示给你看？）。我，可能属于这第三种群体。大多数凌虚蹈空的知识者，也都属于苏轼所嘲笑的这一“简陋的群体”。
　　 元丰七年（1084）夏，苏轼四十九岁，自贬谪地黄州沿江而下，送长子苏迈去饶州的德兴县任县尉，两人在湖口上岸滞留数日，在石钟山写《石钟山记》，在庐山写《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似乎与《石钟山记》的主旨相暗通：如何切近事物的真相与本相，摆脱狭隘、自闭和幻象。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古代知识阶层扮演的身份，要么是浪漫主义的隐士与诗人，要么是神秘主义的巫士，独独缺乏实证主义、科学精神的田野调查者、现实行动者。苏轼《石钟山记》与《题西林壁》的启示性意义，或许也正在这里吧。
　　 此前，元丰五年（1082），苏轼与友人携鱼、酒，分别在清秋与深冬时节，泛舟于黄州赤壁，写下名篇《前赤壁赋》《后赤壁赋》——“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此后，自绍圣元年（1094）至元符三年（1100），从五十九岁到六十五岁，苏轼一再遭贬于广东惠州、海南儋州。但一路尽力尽情改良当地民众的生存形态，一路研究酿酒新方法与猪肉烹饪新方式，一路写诗画画交朋友，“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苏轼）。六十六岁，暴病而亡。
　　 黄州、湖口上下距离约两百公里，沿江高速公路的走势就有了长江一样的逶迤婉转。开车，三小时左右即可往返。苏轼当年顺流而下，大约需两天时间吧。他喜欢在小舟上解决疑难、留下名篇。当代人喜欢乘飞机、坐高铁，以苏轼为师的难度比较大。
　　 好在清风无禁、明月不竭，苏轼与我等后人可共适、咏诵。
　　
　　 三
　　 因苏轼到此一游，石钟山成为风景名胜地。宋代以后，各类文人、武士、官员纷纷在山上题词、镌刻，像一代代收藏家在名画上题跋、落款——借水行舟，借苏轼之水，让自己的名字在历史长河上行走得远一些，而不会淹没无痕。
　　 在石钟山上徘徊半日，抄录若干石刻如下：
　　 （一）“万里流”。明代监察御史张科题刻。写实，简劲。
　　 （二）“云根”“冷云”“梦梦梦”“元精耿耿”。清代湘军水师将领，后官至两江总督、兵部尚书的彭玉麟题刻。清代书法家、金石学家翁方纲手书的苏轼《石钟山记》，由彭玉麟组织镌刻立碑于石钟山，并题跋于碑后，其中一句豁然醒目：“百战山河增感慨，千秋名士有文章。”彭玉麟一生中数次登临此地，在山间石头上感慨万端，落款化名为“吟香外使”“梅花使者”“退省山人”，大概是觉得占有了太多石头有些惭愧？但“没镞饮羽诚心石穿”一题词，他直书本名——石钟山是彭玉麟功成名就之地，湘军在此大破太平军。
　　 （三）“万方多难”。清末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端方题刻。之后，他果然遇难于辛亥革命起义士兵之手。
　　 （四）“石钟浪击，雄心顿起，帷幄运筹，歼除异类。”辛亥革命军蓝世怀题刻。战士在石头上宣言，就不留退路了。
　　 （五）“先父血战处”。清代，题刻者佚名。他来此凭吊，看江流湖潮都是父亲血吧？不知道他是谁、他父亲属于哪一阵营，但亡灵，都应安息，否则这山水如何能够安然静美？
　　 （六）“莫杀俘虏”。民国首任湖口县长萧幹题刻。罕见。可见此地为兵家必争之关键处，居高临下即可控江锁湖。也可见一个县长内心悲恸之至。
　　 （七）“毕生修得到蓬莱”“旷怀”“隽秀”“这世界绝少竞争”“回头是岸”“江山重复争供眼”“浮生如梦”“有仙则名”“巨观”“扼险”“江天一宽”“旁薄郁积轮困离奇”“东之障”“千仞岗”“抱水握火”“国难”“牺牲救国”“听石耳新”“忘怀天地”“补天”“江流不转”“他年无事要重来”“观鱼”“十年沧海事，惆怅我重来”“骨气”“清澄”……题刻者姓名云集，略去。
　　 像一部小史册的标题、关键词，石钟山上这些题刻芜杂纷纭，相互冲突而又呼应，可以说是：桃花源与生死场叠印，田园诗与鼓角杂陈，隐士与武士接踵，风、雅、颂与兴、观、群、怨交加——石缘情，石言志，石钟山成为一部“石头记”。
　　 如果石钟山上只有苏轼的一块石碑《石钟山记》该有多好。只谈谈这一座山的发声机制该有多好。让石头成为石头自身，而不联系于血泪情仇，该有多好。
　　 《石钟山记》石碑正面，刻有苏轼的线描轮廓像——这一块长方体形状的石头，就满身苏东坡了：长衫匝地，双手上下合拢在胸前，望着我——我捏着手机，捏着谋生的伎俩、手段，丧失了双手一上一下拢在胸前的美感和诚意。他也像一座钟，双手像云朵那样在钟形的身体上缭绕——一座不合时宜的钟，其体空阔，与北宋的风声流水相吞吐。
　　 我或许能用手机铃声冒充钟声，将麻木、沉寂的自我置于震动状态，就能在周围朋友的忽视之中，独自感受着北宋时代遥遥传来的一个人的心跳与动感……
　　
　　 四
　　 听一场湖口高腔。
　　 一座老宅中的古戏台上，锣鼓如风，吹前尘旧梦。生旦净末丑，唱念做打。听不懂方言中的抒情与叙事，就看。那举手投足、眼波流转之间的爱、恨、情、仇，与其他剧种无二，与人间同一。
　　 戲台就是山河万朵，被人性的光辉所照破。
　　 元代废科举，汉族知识分子大都断绝仕途。一部分人沉溺于文人画，将这一画种推向顶峰，黄公望、王蒙、钱选、赵孟頫、吴镇、倪瓒等人，把丧失了的汉家江山恢复在宣纸上，“逸笔草草，不求形似”——形似，写实，那已经是北宋以前汉唐时代的事情。或许“离形而能得意，得意而后忘形”？但这“意”，大抵上是苦意、孤意、凄凉意；那“形”，也早已面目全非。
　　 另一部分文人，投身于戏曲的改造与创新，随戏班子在江湖游走，比在私塾里头悬梁锥刺股、在庙堂上胆战心惊钩心斗角，愉快。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白朴等一批戏曲家，使汉语的诗化叙事水平达到新高度。在他们身后的明代，汤显祖也挂冠还乡，从一个知县转型为戏曲家，写出昆曲《牡丹亭》。这一时期，莎士比亚才出现于异国他乡。
　　 湖口高腔这一剧种的建立者，也出现于明代：张科，明朝御史，以疗恙之名告归湖口，成立戏班子，把从浙江带来的海盐腔女乐与本地小调、弋阳腔融合，形成了湖口高腔“一唱众和、杂白混唱、曲调婉转、通俗易懂”的特征。因湖口之地利，贸易繁荣，商人云集，湖口高腔也像商品流通一样影响长江上游的川剧、湘剧，触动下游的京剧、黄梅戏。
　　 湖口唱高腔。这样一个大口，适宜诵唱高腔，让长江上下游的人听见了，都会被其中的悲情、深情和豪情所感染——少年子弟江湖老，红粉佳人两鬓斑。春浓花艳佳人胆，月黑风高壮士心。我口臭、口腔溃疡，口腔科医院大夫说我内火大、吃肉多，大概只适合低声唱唱通俗小调，比如《常回家看看》等等。
　　 戏台上挂有一匾额“窾坎镗鞳”。一群武士举旗鸣号，列队巡游。之后，一对光彩照人的少年少女登台，执手相忘，倾诉衷肠——从沙场转换为情场，只需要琴弦和嘴巴从疾风骤雨的快板，转换为一吟三叹的慢板。我喜欢慢板。尤其是花旦嘴巴，慢下来，才美好。古代中国没有巴黎口红，花旦嘴巴依靠天然种植的胭脂来晕染，像湖口，依靠长江上天生的霞光来晕染一样。
　　 我猜测戏台上的念白与唱词，随手翻看湖口高腔剧本，发现一段定场诗——像张科写的，是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白朴、汤显祖们的喟叹，也是苏轼、陶渊明等等历代知识者的心声：
　　 “杏花红雨，梨花白雪，羞对长亭短路。胸中万卷，笔头千古，方信儒冠多误。”
　　
　　 五
　　 儒生挂冠，风吹头发，很舒服。抛却“只把杭州作汴州”的谵妄，获得“便下襄阳向洛阳”的归途，很幸福。一个仙人扔掉鞋子，在鄱阳湖水中洗脚，也很舒服、很幸福——于是，湖中就有了一座鞋山。仙人的鞋子很大，大概要配上云朵织成的棉袜，让晚风组成的脚去穿，走夜路，闯江湖……
　　 与朋友乘船至鄱阳湖中央，爬鞋山，像几粒蚂蚁爬上空鞋子——白天，仙人们赤脚或者换上皮鞋、拖鞋、运动鞋，假装是一个湖口人，去县城的酒吧、电影院、发廊里休闲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