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舅是母亲唯一的弟弟，也是姥姥姥爷的独子。
　　 母亲是家里的老二，母亲上面是排行老大的大姨，下面是排行老三的舅舅，舅舅下面是排行老四的小姨。听姥姥说，她嫁到姥爷家才发现这是一家很穷的人家，姥爷从小没了父亲，姥爷的母亲去世，姥爷卖了三亩地的钱，才买了一口棺木入殓安葬了母亲，一直到全国解放后的土地改革时期，他们家还是村里的“老贫农”。
　　 那是解放前夕的一个灾荒年，姥姥带着大姨，怀里抱着正在吃奶的第二个儿子去外县逃荒要饭，晚上他们住在一座庙里。小儿子哭了一晚上，快到天亮时不哭啦，姥姥这才发现，孩子已经死在她的怀里。带着无限的伤心，姥姥将孩子的尸体用土埋了后，抹了一把眼泪，又带着大姨妈去讨饭。小儿子不在后，姥姥仍无法养活现有的三个子女，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不得不以一斗黄豆的价值，将大姨卖给了一家人，这才养活了我母亲和舅舅。舅舅说从童年记事起，就开始拿一只碗到村里的富人家去讨饭，连大雁屎都拣来充饥，什么野菜都吃过，带刺的“刺牙菜”每年都吃。就是在这么个贫穷的家庭，舅舅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光。
　　 自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我懂事起，就听母亲常说我有个舅舅在遥远的新疆工作，但却没有和舅舅见过面，只见过他邮寄回去的一些黑白照片。
　　 终于在一年的夏天，舅舅从新疆回来了，后来才知道那次是他前到广州治病，中途顺路拐回老家的。那天，我和二哥到十几里地外的马营村去看舅舅，这是我懂事以后第一次见到舅舅本人，舅舅给我们的印象很和蔼可亲。
　　 天快黑时，舅舅借了一辆自行车送我和二哥回家，他将我和二哥送到距离我们村南不远的马村公路边就回去了，从马村的公路边到我们千村，还有一截土路。当我和二哥回到家里时间不长，天空就下起了瓢泼大雨，我这才意识到了舅舅可能是怕下雨了回不去，才没有将我和二哥送到家里的原因，但那次舅舅送我和二哥回家时的那件事，却永远留在了我童年时的记忆中。
　　 说起来话头长，舅舅在原阳县韩董庄乡姚村的民办中学毕业后，又在老家的新乡市第三中学学习，后来又转到新乡市农业机械中学。
　　 一天，学校要求舅舅必须把户口迁到学校。于是，他就到家里迁户口，找到所在生产队，不料，队长秦怀贵却说：“因为你在原阳韩董庄姚村上学，没有在家劳动，所以队里没有给你除免购点（即：一个人的免购点即一个人一年的口粮），只能给你开户口迁移证，不能给你开粮食关系！”在当时，没有粮食关系怎么吃饭？
　　 当天下午，舅舅马上又返回新乡市农业机械中学，给班主任李老师汇报了生产队不给开粮食关系的情况。李老师说：“没有免购点你就只开户口迁移证，不开粮食关系，由咱们学校凭户口迁移证到粮食局给你申报粮食关系！”
　　 舅舅又赶紧回到村里，找到了生产队队长秦怀贵，把情况给他说明，他说：“既然这样，迁户口的事情是乡里管的，我们不管，你去找乡里去吧！”
　　 第二天，舅舅到何营乡政府，找到了乡政府秘书张继秀。张继秀说：“你在办公室等一下，我去开个会，马上就会回来！”舅舅等了半个小时以后，张继秀回来说：“开迁移证必须经焦书记批准！”
　　 舅舅马上找到焦书记。当时，焦书记正躺在办公室房后的藤箩圈椅子上乘凉，舅舅将情况全部向焦书记说明，希望乡里把自己的户口给转到新乡市农业机械中学。
　　 焦书记说：“你的户口不能开！因为你上学生产队就不同意，所以不能给你开户口，要开户口必须由生产队队长秦怀贵开条子！”
　　 舅舅明白，这是因为自己父亲的原因才导致他们对自己这样的刁难。
　　 解放前，为了生活，姥爷曾当过几天旧社会的“民团兵”，为此，姥爷付出了生命中很惨痛的代价，在内蒙古的一个农场接受了十二年的劳动改造，同时，舅舅也在成长的道路上受到了很严重的影响，充满了艰难。
　　 姥爷到内蒙古农场接受劳动改造时，舅舅还很小，但真是应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句话，舅舅还在上小学，就开始学着种地了，赶车，犁地，耙地，打场等农活儿舅舅都会。这样，舅舅一边种地，一边上学，今天在地里，明天在教室，一直坚持到小学毕业。
　　 起初，姥爷被送到现在的武陟县城木城镇看守所。姥爷在看守所被关押时，母亲曾经带着舅舅步行五十里地，到县城看守所去给姥爷送被子，结果并没有见到姥爷，看守让母亲和舅舅将带给姥爷的被子放在门房里，就让母亲和舅舅回去了。后来才知道，姥爷经过了县城法院的审判，姥爷被判了二十年的劳动改造。另外还听说村里一个名字叫豹妞的人还诬告姥爷私藏枪支，搜查的人来到姥爷家里，把屋里的地面挖了差不多一米深，结果是什么也没有挖出来。多少年以后，舅舅回老家时，在街上碰到了豹妞，问他怎么知道姥爷私藏枪支的？豹妞矢口否认是自己说的。
　　 母亲说姥爷参加劳动改造走时，排行老四的小姨妈还很小，等他劳动改造完回来后，小姨妈已经长大了。姥爷从内蒙古劳动改造回来后，面部憔悴，身体瘦弱，人家料想像他这样的身体，再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恐怕就会危及生命，劳改农场的领导就给姥爷办了个保外就医。在他们看来，姥爷放回来也活不了几年，想不到他苦命有苦福，竟活了八十岁，这让对他怀有很深嫉妒的人心里很是不悦。
　　 舅舅每当回忆起坎坷的求学历程，都会伤心不已。
　　 姥爷参加劳动改造多少年后，舅舅在苦难岁月中也逐渐长大，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姚村的民办中学。当时，虽然家里只剩了姥姥和年幼的小姨妈，家里没有了劳动力，但年迈的姥姥仍然支持舅舅出去上学。
　　 村里那些对姥爷有敌意和对舅舅进行刁难的人，自然不会让舅舅安安心心地完成学业，而是以种种的办法进行阻挠，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不给在原阳县姚村上学的舅舅分粮食，或借口村里没有会计，让舅舅辍学当生产队里的会计，舅舅都没有答应他们。
　　 刚开始在原阳县姚村上学时，按当时国家一天四两（十六两秤）包谷面供应，舅舅六天只能带一斤八两的玉米面和一大包红薯叶去学校上学。
　　 后来，舅舅因学习好，成绩突出，在班上当了学习委员，不少同学很愿意接近他。期间，有叫赵书战和赵庆旭的两个好同学经和舅舅商量合计，让舅舅到赵庆旭家里做饭，也就是等人家家里做完饭后，舅舅趁人家家里的火做饭，这样的目的是不至于舅舅因做饭而影响上课。
　　 舅舅起先不愿意去，但拗不过赵书战和赵庆旭两个好同学的好意，就去了赵庆旭家里。
　　 没过几天，赵庆旭的母亲，也就是舅舅说的以后成了没有磕头的干妈妈。赵庆旭的母亲给舅舅说：“以后我们做好饭，我就把你的饭给你做好！也不给你加我们的面和菜，省得你因做饭影响学习。”舅舅没有同意。舅舅说就这都给人家添麻烦了，怎么再好麻烦人家。舅舅说另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干妈妈是村里的妇女主任，给自己做饭害怕影响她的工作。
　　 后来，舅舅放学回到干妈妈家去做饭，结果发现干妈妈都已经给他做好了饭，舅舅为此很是过意不去，但干妈妈却执意要这么做，舅舅也就默认了干妈妈的善行。
　　 时间久了，舅舅发现，干妈妈给他做的饭也由稀变稠了。舅舅带的是红薯叶，干妈妈说：“红薯叶做起来很费事儿，我就随手将我们家不要的红薯给你放了一些！”
　　 随着时间的推移，舅舅在和干妈妈的生活接触中铸就了一段母子般的亲情，干妈妈干脆不单另给舅舅做饭了，而是完全让舅舅和他们全家人在一口锅里吃饭。
　　 在姚村上学时和干妈妈家之间的这段感情，舅舅现在每每提及，都会感激涕零。舅舅来到新疆以后，姥姥念人家对舅舅的好处，曾经迈着缠足小脚，步行七、八里地，到人家家里给人家织布，并且还将家里的一些农用工具拿给人家家里用。舅舅每当回老家探亲时，都不忘到姚村去看望干妈妈，即同学赵庆旭的母亲，并给上二百元钱，以报终身难忘之恩。
　　 干妈妈的儿子赵庆旭也很争气，找上了工作，在中原石油公司给领导开小车，他的弟弟赵庆通也在新乡市运输公司找到了工作。
　　 为了多给家里挣几个工分，每过星期天，舅舅都要从姚村学校回到马营村的家里参加队里的生产劳动。
　　 一天，舅舅到地里摘棉花，等到过秤的时候，领队的队长将姥姥和当时有七、八岁的小姨妈摘的棉花伙到一起过了秤，按斤两给计算了工分，舅舅摘的棉花队里却不给过秤，而是全部抖落到棉花堆中充了公，明明看着是欺负人，但慑于队长的淫威，舅舅是敢怒而不敢言。
　　 有一年学校放假，村里让舅舅黄昏加班写东西，回家时天太黑，人家让他提村里的马灯照明回家，不料想过了一段时间人家说马灯的油少了，说舅舅倒了他们的马灯油。
　　 就是在这样的逆境中，舅舅没有辜负家人的期望，上学很争气、也很用功。那时家里异常贫穷，学校离家几十公里，住在同学家里，每到星期天，舅舅就到家里带些粮食给人家，有时星期天还帮助人家干些农活儿，一直坚持到初中毕业。
　　 因为舅舅家没有劳动力，生产队不可能让他去上学，乡里不愿意把户口给他转到新乡市农业机械中学，所以他的求学问题就这样泡汤了。上不成学了，舅舅经同学介绍，到焦作市的新乡煤炭转运公司装卸队当了一名装卸工，工作主要是往火车上装煤炭，工资是装卸队队长说给多少算多少。舅舅说凭现在的记忆，那时大约每个月二十元工资左右。每天往火车上装煤炭，常常是一连工作十几个小时，舅舅累得实在有点招架不住，就辞职不干了。
　　 家里的门势太低，时不时还受人的欺侮，舅舅还是一心想继续上学，到哪里去呢？
　　 听说中学同学赵文俊已到新疆粮食学校上学，舅舅求学心切，不得不决定离乡背井到新疆粮食学校找同学赵文俊，想办法求学或谋生。
　　 舅舅到新疆来的计划，给姥姥说了几天几夜，做姥姥的思想工作，舅舅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子，姥姥是舍不得他离开家乡的，舅舅每当和姥姥商量去新疆找工作的事，娘儿俩就一起哭，一起掉眼泪。
　　 姥姥也实在希望舅舅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不再被人欺负，为了舅舅以后在家不遭别人的欺负，姥姥在很无奈的情况下，最终还是同意了舅舅到新疆谋生或者求学的请求。事实上，舅舅来到新疆才几个月的时间，村里也就彻底断了他的退路，将他的户口给注销了。
　　 当时正值全国大炼钢铁，农村吃“大食堂”，深翻土地种麦子。走之前，舅舅曾经到我们家去和父亲、母亲告别。父亲和母亲不在家，他就找到在大食堂上做饭的父亲，父亲说：“你姐姐去杨树坟深翻土地去啦！流海他奶奶带着，秋季在托儿所！”流海是我的长兄，秋季是我的姐姐，当时长兄未满一岁，还不会走路，姐姐才五岁。
　　 吃饭的时后，父亲给舅舅在大食堂打了一马勺红薯面加白菜做成的菜糊糊，另给舅舅一个红薯面窝窝头。
　　 舅舅走的时候，路过我们村南边的杨树坟，当时全村的人都在那里干活儿。舅舅向人打听母亲在哪里干活儿，没有费多大劲儿就找到了母亲，他见了母亲后说：“二姐！你给我做的两双布鞋我拿上了，我要到新乡市上学去啦！有这两双鞋穿，我就不来回跑啦！”后来母亲才从姥姥那里知道舅舅实际上不是到新乡市上学去了，而是到了遥远的祖国西北边陲新疆。
　　 这一天，舅舅带了五十元钱的路费和一件棉衣，还有姥姥为他蒸熟的红薯，几个高粱面窝窝头，只身一人坐上西行的列车。舅舅说当时的火车厢里非常拥挤，有个女人上了厕所后，要想再回到自己的座位却回不去，没有办法，只好从几个人的头顶爬了过去。
　　 在火车上，同到新疆去的人有很多。同坐的人看到舅舅一直不吃饭，就有人问“你咋不吃饭哩？”舅舅说：“不饿！”事实上，舅舅不是不饿，用母亲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同路人不乏有条件好的，人家带的都是好吃的东西，舅舅怕掏出那几个姥姥为他蒸的高粱面窝窝头吃时，人家会嗤笑或低看他。人家见舅舅在火车上几天不吃东西，就拿出自己带的东西给他吃。这些都是母亲从姥姥那里知道的并告诉我的。
　　 经过三天四夜的长途颠簸，舅舅和一起西行的老乡们离开了故乡，来到了兰新线的西部终点新疆的尾垭车站。
　　 舅舅当时的目的是要到乌鲁木齐上学，但可惜囊中羞涩，不得不另做打算。在尾垭车站住了一晚上，舅舅只吃了五毛钱一小碗的黄豆面条，口袋里没有一分钱了。经过和几位老乡的商量，舅舅和几位河南老乡决定先找工作，等到了乌鲁木齐再说。当时，在尾垭车站的一个帐篷里，设了个新疆八一钢铁总厂的招工点，舅舅拿着自己的学生证去登记后，就被录取了，也有人管饭吃了。
　　 在招工点等凑够了两车人后，舅舅就和老乡们一起坐上新疆八一钢铁总厂提供的卡车，各人带着自己的行李，相互间腿夹着腿，一车要坐四十人左右。坐上卡车又经过了大约三、四天，才到达了地处乌鲁木齐市西北郊头屯河的新疆八一钢铁总厂。在新疆八一钢铁总厂没有停留，卡车当晚便直接把舅舅他们一行两卡车人，拉到了新疆昌吉境内地处深山里的浅水河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