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办公桌上一页一页撕掉的这本台历像树木落叶，告诉我，秋分了。
　　 二十四节气中，秋分是第十六个节气。之前：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之后：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渐渐结束一个阴历年度，像渐渐结束一次人生——
　　 秋分，秋天的分水岭，我在分水岭上徘徊。回望向阳的一侧，那由立春到白露这些光阴组成的童年、少年、青年、中年；眺望背光的一侧，那由寒露到大寒构成的暮年，流水向下加速度倾泻——在低温的区域里结冰。
　　 秋分这一天，阴阳平衡，白昼和夜晚的长度相等。之后，夜晚将逐渐长于白昼，直到次年春分开始转折：白昼再逐渐长于夜晚。人到中年并练习逐步适应晚年的气温和光线，是必要的。在人生和自然双重的秋分里，练习分别、接受丧失是必要的——
　　 王维曾经站在这样一个秋天的分水岭上，叹息：“分岭中峰变，阴晴众壑殊。”
　　 里尔克则低声祈祷：“主啊！是时候了。夏日曾经盛大，/把阴影落在日晷上，/让秋风刮过田野。//让最后的果实长得饱满，/再给两天南方的好天气，/催它们成熟，/把最后的甘甜酿入浓酒。”
　　 策兰把“目光落到我爱人的性上”：“我们互相看着，我们交换黑暗的词，/我们相爱如罂粟和回忆，/我们睡去如海螺中的酒，血色月光中的海。//是时候了。我们在窗口拥抱，人们从街上张望：/是让他们知道的时候了！/是过去成为此刻的时候了。/是时候了。”
　　 余孟光吟诵：“五十不造屋。六十不种树。七十不制衣。八十不访友。”
　　 ——三位著名诗人、一个非著名农夫即我的祖父，无论古今、中外、雅俗，他们的思想一致贯通于这个秋天：在中年的峰顶接受变化、分别、下山，在高楼大厦形成的阴晴众壑之间逐步降低欲望的温度；因房价上涨而难以买套别墅去满足身体和虚荣，在秋分以后开始学会珍惜“南方的好天气”；恋爱，在窗口拥抱如“罂粟和回忆”，给“大街上张望的人”传递暖意；不造屋、不种树、不制衣、不访友，在秋分以后学会拒绝和减法……
　　 是时候了。九月，秋分。
　　 上海依旧繁枝密叶。我依然穿着T恤、牛仔裤，染发剂抑制两鬓的斑斑霜痕，读情诗，假装依然是一个内心盛大的夏日里的人。但秋分，一页台历，提醒我：必须为体内体外双重的晚秋、冬日，做准备；为各种各样的分别，做准备。从满桌的公文、财务报表、几本文学杂志所构成的暧昧混乱格局中抬头，看看窗外，没有人从街上张望我。那条通往外滩、垂直于黄浦江的大街，刚好走过一个肮脏的浪游者。他背着破棉被、穿着棉袄、提着脸盆饭盒，走在依旧炎热的枝叶花朵下面，但提前预感到坏天气的来临。一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乐观的悲观主义者？
　　 他当然不像王维、里尔克、策兰、余孟光。可能像我——
　　 在文字、数据之间浪游，背着破绽百出的往事和现实、穿着某种约束自我的隐形衣、提着墨水瓶和墨盒，走在炎热的时针和词语下面，附近的白纸在预言一场大雪……
　　
　　 二
　　 办公室的门被敲响。已经退休的L进来，拿着大笔记本：“给我题个词。鼓励鼓励。哈哈。”L，药物研究员，六十七岁，生了癌症，已切除肝脏的一部分。“给我写句话，我在家、在医院随时都翻翻读读。”
　　 L已有了半本的题词和签名。他指给我看并解释：“这是我的同学、国家药监局的副局长某某某，这是我的学生某某某一家人，这是某某从国外寄来的信，这是病友某某，这是出租车司机某某，这是某某……”题词或复杂得占满两页，或简约得只有一行；以毛笔、钢笔、圆珠笔、铅笔来书写；有藏头诗、对联、名人名言摘录、刚出生的婴儿蘸着红色墨水的脚印……
　　 从这些题词，可推测出题词者当时态度的庄重或草率、淡漠或感伤。他每半个月去医院检查一次，每次住院三天，随身带着这个大笔记本。他说，翻开它，就忘记了病。他研究了一辈子的药物工艺。我想，这个大笔记本是他为自己研究出的最后一方良药——翻开它，一生中所认识的人、所经历的往事，就一下子涌上眼前、淹没疾病。他有一个远大理想：获得免费乘坐公交车和地铁的资格——这是上海给予七十岁以上市民的待遇。“三年，还有三年……”他向我举起三个手指。
　　 L以及单位其他退休的同事，几乎人人都买了一个小收音机，装在裤子后面的口袋里。一路走一路有音乐从臀部传递出来：臀部像一个音箱，用音乐填补性激素退潮后的空白？“老人”的一种崭新定义：热爱小收音机的人。通过声音的手，试图抓紧这个时刻在准备挣脱而去的世界。单位离退休老职工每季度聚会一次，就是一群小收音机的聚会。这一天，像节日。他们的腰肢或者坚持挺直，或者已佝偻如弯曲的树枝绽放满头白发这样一种白花。他们聚集在一起像一片苍老的树丛。围桌聊天、吃饭，回忆上次聚会之后去世的某某，打量周围陌生的年轻人，在座谈会上接受单位领导的祝福，提着发放的一桶食用油或一篮水果，在路边互相告别甚至就此永别，打车，消失……这，也是我的前景，在若干年以外，冷静等待着一个坐在“中年公交车”上磨磨蹭蹭不想下车的人。
　　 在L的大笔记本上写了一句话：“祝福您！我们将来一起坐免费的公交车。”他握紧我的手，竟然红了眼睛。
　　 L拿着大笔记本离去，依次敲响其他门扉和心扉：“来，朋友，写一句话。”他臀部的小收音机在走廊里隐约传来歌声：“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
　　
　　 三
　　 L两年前发现了体内隐藏的病灶，在单位内引起巨大恐慌。同事纷纷体检。
　　 某个早晨，我空腹，走近医院、走近忘却了很久的身体，悲壮感油然而生。这时，这世界上，无数少年正在约会、挥霍身体，周围桃红柳绿、风如美酒、悬念丛生。而我，一个立秋以后的人，基本上尘埃落定，唯有身体内部的运行状况，是一个重大未知。脾、胃、肝、肾、心脏、血压、脑血管，安定否？
　　 等待体检报告的一周里，忐忑。像赌徒等待彩票揭晓？人人最终会被死神选中去赢得一个长夜，但不要太早。我还有那么多的遗憾、羞愧和失败尚未完成。拿到体检报告，急切如少年收到情书，拆——病灶是否突然建立并且柴火熊熊、炊烟袅袅？死神是否正在X光的光辉中微笑？腰部存在一个疑似脂肪瘤的硬结。连续数日，以空中视角梦见墓地、掘墓的人、怀抱鲜花的哭泣者——这是一种关于死亡的军事演习？反复演习，像空军陆战队的跳伞演习。最终，一个人将准确地把自己空投到散发出泥土腥甜气息的新鲜墓穴里去……
　　 遵医嘱在医院做门诊手术：除掉左腰部的硬结，并确认其性质。第一次体验了麻醉的力量。第一次局部体验了妻子曾经三次体验过的全身麻醉的力量。局部麻醉，像小地震，让局部地区中断与外界的通信联络。刀子第一次介入我的身体。没有痛感，但感受到了一丝清晰的凉意，像尘封几十年的老房子打开小窗呼吸到了新空气。取出一个指尖大小的异质的事物——把一个试图潜伏下去的偷渡者驱离国境线。经确认，这是一个良性、没有恶意但恶作剧一般的脂肪瘤。我暗自松了一口气。
　　 从手术完毕那天开始，感到身体轻盈了一毫克。我已经死掉了一毫克。小刀口微痛了两天，表明：局部地区与整个身体的通信联络恢复了，神经系统、血管，正奔流着关于一个人身体内各地区冲突、坍塌、陷落、挣扎的种种谣言和消息，关于脂肪肝、高血糖、尿酸、缺钙、视力下降……这一切，佐证中年、晚年的次第到来。
　　 我知道自己的生活方式存在问题：应酬，喝酒，熬夜，开车。这一切都在加速把一具身体改造成为废墟。酒桌如舞台，用红酒黄酒白酒来抒情、叙事、讽喻，促成与对手之间的某种合作与交易。身处某个小岗位的我首先必须把脸喝红、身体喝热，才能拥有感人肺腑的万丈豪情。酒和脸红，联合起来，掩盖我的软弱和势利。饮酒歌：“感情深不深，我先一口闷；感情好不好，我先迎风倒啊。”似乎只有坐在显著位置的老总、嘉宾，才有资格把饮料和茶水称作“概念酒”来使用。我身边总坐着一个长期坚持喝茶、但又执着地给他人敬酒的小同事。他是一个能够干大事、做狠事、朝着显著位置悄悄移动的人。
　　 在上海，我搬动自己的身体像搬动一具未完成的遗体：它麻木，对痛苦和欢乐的感知已经开始迟钝，对周围美色美景，漠然而疲倦……完成一具遗体，需要再增加一些心痛、一些脑血管的脆弱，需要再强化与往事的距离、对女性的敬意，需要以整理遗物的心情抓紧清理抽屉、账单和书柜，需要去植物园练习在鲜花丛中躺着时的决绝和宁静……这样想着，就觉得自己还有那么多事情要做，搬动这具身体还有不长不短的路要走。它，终将导致一小块无价的泥土变成昂贵的墓地，这是多么遗憾的事情。怎样补偿那一小片泥土所丧失的花香、蚯蚓？这样想着，就感觉内心微微一热一动，像夏日青草里的虫子在飞鸣……
　　 为了脂肪肝等问题，访问过南京路、石门二路交叉处的一个中医诊所。周围高耸的药柜上写满诗意的药名：当归、半夏、曲莲、菖蒲、见愁、广角、丁香、方海、天雄、寒水、藕节、神曲、地松、芥子、木瓜……中药需要药引——某种植物茎叶或小动物的骨骼——像路标，诱引疾病去一剂中药构成的湖泊里投水自尽——但疾病却可能顽强地游动、上岸。它热爱人体内毒素和阴影所构成的山川夜色。它将主导每个人的生活，或迟或早把他改名为“病人”。一个病人，散发着来苏水这样一种香水，迅速接近诗人的状态：疼像诗篇中的痛，呻吟像诗人朗诵中的“啊”“哦”“呀”，夹在腋下的体温计是一支灼热的笔，病历和药方是分行、跳跃、充满暗喻的句子——一个诗人，就是在精神世界里充满隐疾和痛感的病人。
　　 办公桌抽屉一角渐渐增多着药瓶，这是中年证据。药瓶有着人身的轮廓。瓶壁上粘贴的药品说明书，有着遗书般简单、明晰的风格，如“一日三次，饭后口服，每次二分之一片”，酷似遗书中的表述：“一笔存款，妻、子各二分之一”等等。药瓶们大概羡慕酒瓶、花瓶、香水瓶，可以堂而皇之地摆在酒柜、梳妆台那些醒目的地方，阐释生活的美好。而药瓶只能出现在某些角落，像疾病一样隐秘。同一个“瓶”字，因不同前缀而拥有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命运。像一个“人”，病人、情人、商人、仇人、雪人是多么不同啊——“病”“情”“商”“仇”“雪”等等字眼的前缀和引领，多么有力。
　　 秋分中的“分”，大概羡慕春分中的“分”。
　　
　　 四
　　 中午，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来电显示很陌生。
　　 每隔一段时间，这个电话都会传来身份不明的男声或女声：“请找建南……”“请找蒋建南先生”“蒋总啊”“请找柳泉”“柳泉”“柳处长您好”“泉，可找到你了”……我反复解释：“我不是建南，没这个人，不要打了好吗？”“我不是蒋建南，很多人找这个蒋先生，号码错了。”“对不起，没有柳泉这个人，请把这个号码删掉好不好？”……我猜测，这号码曾经属于某个读音为“蒋建南”和“柳泉”的人，像来历不明的遗产，已被我使用三年。“蒋建南”“柳泉”，这两个人应该是三年前某个职员、商人、多情者、隐姓埋名的逃亡者？那些打来电话的人与蒋、柳构成什么样的关系？一个人的单方面消失，会给相关者带来多少困扰、悲伤和无奈？
　　 我曾无聊地拨响自己十年前使用过的一个号码。心跳加速。一个川味男声传了过来：“你好，找谁？”赶忙放下话筒。恍惚。这个川味男人，大约也多次收到过“余某某你好”一类的电话。他也会好奇和烦恼于一个“余某某”的存在。他，继承了我的一部分生活。他是一个可能的、变形的我？我和“蒋建南”“柳泉”一样，都是尘世中不断遮蔽、失踪的部分。最终都将彻底消失于大地，用植物们深入到泥土中的根茎来模仿电话线，试图恢复与人间的关联。
　　 现在，桌子上的电话响了，来电显示很陌生。我拿起听筒：“您好，找谁？”“找你，余某某。”心里一震，是她，多年未联系的大学女同学。但一下子想不起她的面孔——“得意忘形”这个成语的最初含义就是这样。她对于我是有意义的。声音依旧。像夜晚里听到风声，但已看不清窗外的景色。她在虹桥机场，等待转机，三小时后飞往另外一个城市。我赶到机场，在约定的三号门位置上看到了她——多年前一个女孩的相似形。像那个女孩的母亲。握手。走进一个快餐店。
　　 我说：“终于想到我了。好吧？”“好，都好。”，她笑：“我脸上皱纹多了吧？”“不多。没变——我已经两鬓斑斑了呵呵。”她说：“还好，没变。”都笑了。粗略说着大学毕业以来各自的生活，包括她的离婚、女儿的恋爱、父亲的病。两次同学会，她都缺席。我知道她通过其他同学打听我的近况，找到我的电话。餐桌上方的吊灯，像空降到桌面的小神，穿着灼热的外衣，关注一对中年人的内心。她的衣服是黑、灰二色，没有了早年的鲜艳，冷色遮掩住了身上仅存的一丝性感。指甲涂有淡淡的紫，像十朵小花。记得以前出现在校园、大街上，她都是惹眼的，惹来周围眼睛的打量。现在，她坐着、说着，周围食客毫无反应。许多年已经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