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刚刚迷恋上阅读课外书的时候，陆陆续续的，我接触到了为数不多的几个作家。在这些作家当中，影响我最深的是余华。这样说或许有失偏颇，因为我自始至终尚不了解到底是余华的作品影响了我还是迎合了我？解释了我还是助长了我？以致我对人类持有愈加严重的悲观态度。
　　 我去年在一所孤儿院做义工的时候见过一个大概十一二岁的孩子，刚来的那天下午，我们每个人都带着一本或两本书，准备赠送给孤儿院并且要给所有的孩子介绍这本书的内容和价值。我带的是特具拼搏精神的作者考拉小巫据其自身经历所写的《考拉小巫的英语学习日记》和《考拉小巫的留学成长日记》。这两本书详细讲述了考拉小巫在艰难的求学路上的点点滴滴。我津津有味地在一群连良好教育都缺失的孩子面前讲述着这些，我告诉他们要永远对生活充满希望和热情，通过不懈的学习获得改变的能力。介绍完了之后，那个孩子小心翼翼地走到我身边，睁着两只略带失望的眼睛问我：“我们还能改变什么？”我本来想和那些极具语言渲染力的演说家们一样给他一个回答，比如“改变生活”、“改变命运”之类的，却说不出口，面对他质疑的双眼顿时变得唯唯诺诺起来。
　　 随行的一位老师告诉我，这个孩子是他教的学生中最用功的一个，几乎每门功课都比其他学生学得要好。她说她真想不通这样优秀的孩子为什么会被父母遗弃。父母的遗弃意味着孩子得不到完整的成长，失去了最基本的社会资源，所以这个孩子——作为一个懂得奋斗和拼搏人生的孩子——在拼搏的过程中才会心生“我们还能改变什么”的疑问。我原本想告诉这些孩子们通过努力学习改变自己的人生，最终却发现越是懂得努力的人越是质疑自己所拥有的“改变”的能力，想来也是可笑。
　　 我最初读余华的书是《活着》，赞扬这本书的人说它表现出了人类在面临苦难时的伟大勇气和乐观态度，批判这本书的人说它是宣扬“宿命论”的载体。我第一次读的时候只有对主人公“福贵”满满的同情，虽然余华不止一次地公开表示这本书用第一人称叙述的目的就在于希望读者感受到他讲述的是“活着”的故事，而不是“幸存”的故事。但我至今感受更多是的福贵依然是一位幸存者，而并非一群死人中一个活着的人。这个“悲剧”在余华的作品里应该算是轻的，作为一个只写悲剧的作家，我日后在他前期的中短篇小说——诸如《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则体会到了更多的悲凉。
　　 再说说我这篇文章开头的那个疑问，也就是余华和我的所思所想之间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我读《活着》的时候是在高一，在随后的一年多里，我读了余华大部分的小说和随笔。与此同时，我整个人性格大变，从以前的开朗活泼变得常常郁郁寡欢。我把这归结于环境的改变。经验告诉我，初中跟高中真的是大有不同，仿佛一下子从学校到了社会之中。我记得当时我是住校生，有一段时间宿舍里经常发生盗窃，光我们寝室就经历了大偷两起，小偷无数。我愤怒之极找到校领导，他们只说“注意防范”，我对这个回答极不满意，而他们只是一再劝我“你又改变不了他们，何必呢？”不久后有学生在凌晨抓到了一个正在作案的小偷，当晚大打了一顿后交给了校领导，结果校领导只让他回家反省了一个星期就回来和原来一样上学，这引起相当一部分人的不满，要知道这个“学生小偷”已经偷得了数千元的东西。又一段时间过后，我们惊奇地“调查”出有个小偷竟然是一位室友，这让我感到费解和愤怒，我向学校反映，得到的回复却是“他偷你的你就偷他的，室友情要珍惜”，我说这破坏了我的原则，他们笑着说都是闹着玩哪来什么原则。
　　 原谅我把这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拖泥带水地讲述出来，因为我觉得这种感觉和我当时的心境一样，纠结而又无助。我仿佛已经看到了更前端的黑暗所在，我相信这件事要是告到校长那儿去他也会摆摆手说：“你又改变不了他们，何必呢？”那是三方的“我们改变不了什么”，三方的无可奈何。毕竟啊，这事真的太鸡毛蒜皮了！可说的严重一点吧，高中经历的那几场鸡毛蒜皮的偷窃，尤其是室友对室友的偷窃，还有校领导莫名其妙的答复，让我在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了人性中不可言说的一部分，也让我第一次对人类产生了悲观情绪。生活告诉我们，“悲观”这个词是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人们总认为这样的词汇只应该出现在某个多愁善感的诗人的自传里，其实不然。之后的岁月里，我越来越多地听到人们在进行劝阻的时候说：“你又改变不了什么？”我感受到，在这句话的背后，总会夹杂着一声苍白无力的叹息。所以，真实地说来，几乎每个人对人类都会持有不同程度的悲观主义，尤其在现代社会。
　　 这样的发现和质疑，会给多少人的梦想浇上一盆冷水，让他在今后漫长的逐梦道路上反复追问：“我们还能改变什么？”一定会有人给上一个简单的答案——改变不了外在条件就改变内在因素。通俗点说就是：改变不了别人就改变自己。在许多高三的教室里，班主任总会常常念别人的拼搏故事，比如前些年特别火的一篇文章，是一个考入北大的女生写的，其中有一句话说得铿锵有力：“我当时想，就算整个北大只会招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为什么不会是我？”我现在不认为这是一个聪明的想法，当然作为文学语言是可以的，但若放在这样一篇将要面对千万学生的经验之谈中，除了美化自己甚至神化自己的作用外，实在多余。按照今天的话来说，应该归在“毒鸡汤”之列了。
　　 当然，这样的话作为一个文学技巧一定会起到非凡的作用，我记得当时老师把这篇文章打印出来之后，其中的这句话还用加粗字体标识了出来。在同学中，也是这一句话传颂度最高，影响力最大。中国人喜欢把所有的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揽，比如上学的时候考试考差了，家长老师问你是什么原因，你找再多的客观因素，最后也定会加上一句“当然主要原因还是在自身”。在他们的耳朵里，这十多个字的分量绝对高于前面所有的话。这跟教育有关，年纪很小的时候，孩子或许不会说自身原因，家长老师肯定会责备他“你推卸责任”、“你这是在找借口”，久而久之，孩子就知道要加上这样一句你挑不出任何毛病的回答。这种教育方式的目的在于让你从小就知道要勇于承担责任，我并非说这样不好，但请你也一样意识到随之而来的不可避免的副作用。假想一个滑稽的事情，倘若今年北大招生从一千人突然降到一个人，本该被录取的你落了榜，你反倒捶胸顿足地责怪自己说：“这是我自己的问题，不是还有一个名额吗，说明我不够努力。”我相信任何一个听到这句话的人心里都会笑翻了天。
　　 那如果仅仅对于内和外这两个选择，我们能改变什么呢？说实话，我不知道。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小男孩非常同情天底下的穷人，他常常把父母给他的钱给乞丐，父亲跟他说如果你真的可怜穷人，就靠自己的能力赚钱捐给他们。于是小男孩非常努力地学习，最终成了大企业家，他拥有了上千万的财产，却早已将帮助穷人的使命忘得一干二净了。这就和我们如今遇见的很多人一样，小时候生性单纯无忧无虑，遇见穷人当然心生怜悯；长大后体会到了生活的不易，一心为生活奔波，久而久之，反倒觉得自己才是最应该被怜悯的那一个了。真实的情况好像就是这样，改变内在和改变外在都将面临极大的困难，且隐藏着被外界同化的风险。
　　 在最新一期的《收获》中，刊登了一篇余华的随笔《我只知道人是什么》。这个看似古怪的标题来自于一位波兰农民的话。在纳粹屠杀犹太人期间，他把一个犹太人藏在家中的地窖里，直到二战结束，这个犹太人才走出地窖。以色列建国后，这个波兰农民被视为英雄被请到耶路撒冷，人们问他：“你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犹太人？”他说：“我不知道犹太人是什么，我只知道人是什么。”撇开这篇文章的主旨不谈，单就这个故事而言，我感受到了人性的温暖。在这篇文章中还有一个关于纳粹和犹太人的故事，是一位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日后讲述的。他说有一天，几个纳粹军官让集中营里的犹太人排成长队，然后纳粹军官们玩起了游戏，一个拿着手枪的纳粹军官让另一个随便说出一个数字，他说了“七”。拿手枪的纳粹军官就从第一个数，数到第七个时举起手枪对准这第七个的额头扣动扳机。拿手枪的纳粹军官逐渐接近他的时候，他感到父亲悄悄把他拉向旁边，与他换了一下位置，然后他才意识到自己刚才站在七的位置上。那个纳粹军官数着数字走过来，对准他父亲的额头开枪，父亲倒了下去，死在他面前，那时他还不到十岁。我意识到，无论是在怎样的社会环境下，“人性的光辉总会脱颖而出”，可能只有一小点，但力量无穷。因为不是所有人的判断都是循着社会的轨迹来的，所以，对于这个波兰农民来说，他来看一个世人眼中的“犹太人”也就是一个鲜活的人了；而在人们苟且偷生的年代，也总会有英雄站起来。我看到了余华的另外一面，原来一个只写悲剧的作家总不会忘记赞美人性的可圈可点之处。或许这正是他的手法，让我们清晰地意识到正是在悲剧故事中，人性的光芒才会显得更加光彩夺目。
　　 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教师在批评学生的时候喜欢说：“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实际点看，这话没毛病，班级总分与个人成绩永远挂钩。若再看得开点，这句话就几乎没有成立的可能。因为世界上永远不存在完全光明或者完全黑暗的地方，我甚至觉得人用心体会到的任意一处都是半阴半晴的性质。孰多孰少的问题是不存在的，我前面已经说过，悲剧中的一处闪光便足以对抗整个悲剧，同样的，喜剧中的一处阴影也会大幅降低它的喜剧品质。
　　 这位波兰农民和父亲的美丽来自于他们的坚守，他们坚守的是当时社会不认同的价值观，也就是整个悲剧世界里的唯一闪光处。多年以后，“我只知道人是什么”这句话被永远地刻在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的柱子上，那位伟大父亲的事迹也在镜头面前被讲述出来。多年以后的人们，在看到这些的时候也许会突然醒悟：原来坚守一种对的东西，与改变同等重要。
　　 在如今各式各样的电视节目中，我们经常看到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他们为了不让这些文化形式消失而努力地宣传。他们没有改变什么，但世界改变了他们，他们只是不甘于被改变而选择自始至终地坚守。百年前的中国，在一成不变的社会体制下受尽列强的欺凌，在那个把坚守作为主流的时代中，改革势力的出现为民族带来希望。而在日新月异的现代，坚守的品质反而显得弥足珍贵。如果可以再见到那个疑惑的孩子，他若再问我“我们还能改变什么”，我想我会回答他，改变你有时愿意随波逐流的私心，改变你对自身和对世界的质疑，改变你甘于被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