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是入伏的第三天。上海又是一个胸闷气短的桑拿日,总让人惶惶然，似乎会有什么不祥的预兆。午后,真有消息传来:我的“开裆裤朋友”——维克,因动脉血管破裂于清晨走了。
　　 这兜头的一盆冷水,浇灭了我浑身的燥热。我平静地回忆着维克生前的点滴,最让我难以忘怀的,就是他不止一次的说过:对父亲的亏疚,在心底里越积越重,搬不走、挪不开——
　　 他的父亲,是一位从苏联归国的“斯坦尼”体系的话剧导演。由于母亲去世早,维克的童年都是在父亲的呵护下度过的。维克喜欢笛子,父亲就四处托人,领着他拜在笛子大师陆春龄的门下。可见父爱的深厚。谁知好景不长,维克八岁那年,父亲成了右派,被送到大丰劳改。维克便由叔叔收养。
　　 叔叔婶婶都是中学教师,有个堂弟小维克三岁。日常扫地洗衣接送幼儿园的弟弟,全由维克负担。繁重的家务活却也没误了学习。只是每每见到堂弟在自己的父母面前撒娇时,维克的心里就溢满了泪水。夜深人静,他把父亲的照片用手电筒照着,默默地与父亲说着话;后来,他干脆用小镜框将照片摆在床头柜上。
　　 这下,婶婶就不让了:你父亲是战斗英雄还是劳动模范?你这样招摇过市的,让人家看见了,不害了我们全家啊?
　　 维克忍泪将镜框放回抽屉。继而用笔给父亲写着没有地址的信,然后攒起来,碰到委屈的时候,就一封一封的拿出来念,他希望远方的爸爸能够听见,他需要爸爸啊。
　　 可他一直不明白,最好最亲的爸爸怎么会是一个害人的坏蛋?
　　 学校里教唱《社会主义好》,有些调皮的学生就拿那句“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的歌词对维克起哄。维克告诉老师,老师也没当回事,这反而让调皮学生有持无恐。坐在后排的阿庆,上课时就用双脚蹬维克的椅子,说是“向右派开炮”。维克忍无可忍,反身将一瓶墨汁泼向阿庆,阿庆满身满脸顿时如黑包公一般。
　　 阿庆的母亲吵上门来:咱们可是响当当的工人出身,你小小年纪就想搞阶级报复啊?谁教你的啊?
　　 叔叔怕别人说他阶级立场不稳,故当着众人将一只小方凳扔过来,正巧砸在维克的肋骨上,疼得他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叔叔怒火正旺:你以为你是谁啊?不好好夹着尾巴做人,倒是打起人来了,有本事自己谋生去啊,告诉你,我本来就没有供养你的义务!
　　 叔叔的责骂,像锥子一样扎进维克的心里,他忍受着疼痛,夺门而出。
　　 记得那天夜里,维克婶婶找到我家。我就带她到学校后门的小河边,维克经常会去那里吹笛子。果然,维克就坐在河边,将脑袋深深地埋进自己的双腿里。婶婶叫他回去,他不动。婶婶说:你要体谅叔叔,咱们是背上背着黑锅的人,只能拍掉牙往肚子里吞,忍受一切委屈;像你这样不能忍的,今后可叫我们怎么活啊?
　　 维克见婶婶哭了,他才站立起来。
　　 从此,维克什么也不去计较,评不了三好学生,他无所谓;入不了团,无所谓;滑翔飞行员身体合格政审不合格,他也无所谓;以至于叔叔的冷漠、婶婶的尖酸、堂弟的骄横,全都无所谓。
　　 他苦苦盼望的只是尽早能够自食其力。
　　 1965年,维克进了上柴厂技工学校,可以住在工厂宿舍里,每月还有16元的伙食费,维克这回是真正的独立了。
　　 隔年春天,维克父亲摘了右派帽子,分配在大丰的一家工厂里。他便到上海来看儿子。
　　 他们约在父亲落脚的一家招待所里。屋里两张床,父亲全预定了,只是想和孩子多呆一些时间。
　　 父子俩面对面的坐着。
　　 八年不曾见到的儿子已经长成大小伙子了,父亲目不转睛地看着,内心真可谓是酸甜苦辣百感交集。
　　 父亲仍平静的问:“怎么不考高中?”
　　 儿子回答:“想早点出来做事。”
　　 “你只有十六岁,正是读书的时候。”
　　 “就是读了高中,像我这样的,上大学也没希望。”
　　 父子俩沉默了好一会儿。
　　 父亲又问:“叔叔怎么没来?”
　　 儿子摇头。
　　 “这360块钱是我这些年的积累，抽空带给叔叔他们，算是对他们抚养你的一点补贴。”
　　 “嗯。”
　　 儿子伸手接钱的时候,发现父亲那双乌黑糙裂的手,原来能在琴键上敏捷跳动的手指,怎么会变成老树根一般?儿子瞬间触及到了父亲的苦难;但儿子身上也有一段“老树根”啊,天天刺心刺肺地扎着。爸爸,你感受得到儿子受过的委屈吗?
　　 于是,泪水不由自主地滚落在青春的脸庞上。
　　 父亲不敢正视自己的儿子,低着头说:“爸爸知道,知道你从小吃够了苦头。”
　　 父亲的一句话,让儿子痛哭失声:“爸爸,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反X?为什么,要反XXXX?要不,我们,也能过上,和别人家一样的生活。”
　　 父亲的声音颤抖了:“是我的错,请原谅爸爸,这都是我的错。”
　　 父子俩重新陷入了沉默。
　　 深夜。
　　 睡梦中的儿子隐约听到父亲的啜泣,低声问:“爸爸,怎么了?做恶梦了?”
　　 父亲忙将被子蒙住了自己的脸。儿子,你知道吗?恶梦总会醒来,可爸爸心头的这场“恶梦”,恐怕是要伴随一生一世,永远没有“醒来”的时候!
　　 不久,“文革”开始。父亲重新被管制起来。整整十年间,父子俩也是匆匆忙忙地只见过两回。
　　 1975年。维克与同单位的女工结婚了。数月后父亲带着大包小件地赶来祝贺。父亲显然十分高兴,他对维克说:我已经办理了退休手续,今后想回来和你们一起生活。
　　 维克自然没有意见,说要跟妻子商量。
　　 妻子告诉了丈母娘,丈母娘不同意:摘帽右派,虽然摘了帽,毕竟还是右派啊,你可不能犯糊涂了,得为咱家的第三代考虑。妻子告诉维克:妈妈说得不是没有道理,总不能让咱孩子再重复你那苦难屈辱的日子吧?
　　 留不留父亲,让维克陷入矛盾之中。
　　 其实,父亲心里早已明白,于是提前要走。儿子送父亲上轮船,显然是言不由衷:“爸爸,一个人在外多保重,没事经常来。”
　　 父亲只是点了点头,接着将一叠钱塞给儿子:“以后有了孩子开销会大的。”
　　 目送着父亲那瘦弱的背影消失在船舱深处,儿子还木然站立着,心似乎被掏空了一般。
　　 几年后,落实政策了,众多的披露材料让大家了解了当年反右运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期间也屡屡印证了右派们基本上是一批敢说真话且有见解有良知的好人;平反了,也就不用再担心会殃及子孙后代了。
　　 维克终于醒悟了。他写信向父亲认错,恳请他回上海定居。但此时父亲受聘于当地淮剧团、扬剧团等多家演出团体,正忙于排戏,并没有答应回去。
　　 1982年,67岁的父亲却在盐城过早的去世了。
　　 在父亲的遗物里,最珍贵的是他劳改时书写的一部自传体小说。说的是儿子长大后当了工人,结婚生子,过着平常人家的日子,这正好是和现实的维克相吻合；唯一不同的是，书中的父亲从大丰回到了上海，与儿、孙们尽享天伦之乐——
　　 这“尽享天伦之乐”——就是现实中父亲未了的遗愿，这让维克痛不欲生。他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怎么会有这样一段将苦难深重的老父亲拒之门外的势利举措？他可是你亲生的父亲啊!
　　 如今,维克也去了天国。在天国里,是可以当面向自己的父亲忏悔与道歉的。只是希望这种不近情理的岁月永远地埋葬在天国里,永远永远不要再在人世间重现。这是维克父子、也是我们大家的共同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