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年送灶爆竹的余音，还在耳畔萦绕，不曾远去。
　　 灶王爷可能还在去天庭的半路上，除夕的脚步就剩下最后的一公里了。可这一公里，似乎比过去的那350多天的路程还要漫长，等待起来还要费人费劲。实在是有点“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的架势。你越是迫不及待，人家就越是四平八稳。每天一起炕，我们就掰着指头数着，就相当于现在我们干某件事时，动不动弄个倒计时，以示提醒一样。那几天真恨不能下一刻就是除夕，盼着年的快点到来！​可是，时间仿佛凝固了，好像成心地和你开玩笑，有意在考验你的耐心。如果要是再遇上个闰月年，无形中还得多等一个月。对我们而言，那简直无异于是一种煎熬和折磨了。
　　  除夕终于在我们望眼欲穿的盼望中，不紧不慢、不慌不忙地姗姗而来了，一如既往地没有提前一天，也没有推后一天。没有早点，也没有晚点，恰好正点到达。我们兴奋的又蹦又跳，估计头天晚上没有睡好觉或干脆失眠的孩子，不止我一个人。我们的脸上都洋溢着″久旱逢甘霖"的激动企盼，心中充满了"他乡遇故知"的万分喜悦。 
　　 除夕的一大早，雀儿还没有在树枝上吵闹的时候，我们就起来了。大人们早已把过年时准备穿的衣服鞋帽都给我们预备好了。虽然色彩不像现在的这般丰富艳丽，式样也没有现在的新颖别致。男孩子们不过是蓝色、灰色或黄色的裤褂，女孩子们也只有些蓝花、绿花、红花等的外罩，再配上蓝的或黑的裤子，和一双妈妈亲手纳的千层底的黑条绒布棉鞋。但我们都已经是相当满足了，那毕竟是一年才有一次机会穿的新衣服啊。更何况那还是一个物质相对匮乏、生活还不是很富裕的年代。要知道，还有个别家庭困难的孩子没有新衣可穿，只好把旧的衣服翻新、或把老大的衣服，改一改给老二穿。
　　 我至今清楚记得，妈妈去世后的那个大年，由于没人给缝新衣服，我就穿着姐姐的花棉袄过了个“花大年”。我们匆匆地吃上几口早饭，就各自穿上自己的新衣服、成群打伙地聚到了一块儿，开始“跑大年”了。所有孩子的衣袋都是鼓鼓囊囊的，装满了水果糖、黑枣儿、蜜枣儿、瓜籽儿等平时吃也吃不到、有的甚至还是没有听说过的东西。我们都互相交换着吃，但吃的都很有计划也很吝啬。万一一时贪图口齿之欲、管不住自己的嘴、一不小心先吃完了，那就只有眼睁睁地看别的孩子们吃的份儿了。有几个男孩子吃得比较快，离开家时装的小吃喝，不到小半日就空空如也，比脸还干净得很。女孩子一般吃得比较慢，关键时刻能管住自己的嘴。不像我们男孩子，有了一顿门清，没了就敲米桶。一些嘴馋的男孩子，实在是忍不住看着女孩子吃，而自己却只能过眼瘾。常常要低三下四地向女孩们讨要，全然没有了以前捉着青蛙、鞋板虫偷偷地往人家女孩书包里放时的优越感了。结果还是一无所获，大多数的情况下要向人家郑重承诺，再不去捉青蛙、鞋板虫这些东西，用君子所不齿的土办法吓唬捉弄对方了。再这样的话，就指着天发个毒誓，发了个什么毒誓，由于是过年，不便写出来，写出来不吉利。同时还要许诺，以后不再揪人家的黄毛头发的小辫子，或是来年夏天给人家上树捋榆钱钱，下河摸蝌蚪，草丛捉蝈蝈、找鸟蛋，多数情况下还很凑效，至于后来能否兑现诺言就另当别论了。
　　 我们的衣袋里同样也装着拆开的零星的散鞭炮，在院里玩得高兴了，时不时地炸响一二个。当我们用炮香点鞭炮时，女孩子总是用手把耳朵捂起来，退后几步远。也有那么几个的女孩子，兜里有鞭炮，但不敢去点响，这和吃东西时的情况就迥然不同了。于是，我们男孩有了大显身手的用武之地了，也无意中增加了讨价还价的资本或是筹码。给响五个鞭炮，挣一块水果糖，一概不带讲价。否则，一切免谈。似乎对刚才的低三下四的讨要是一种回击，借此也稍微挽回先前失去自尊的颜面。我们一群一伙这家进，那家出，嘻嘻哈哈，推推搡搡。当然，也忘不了看看每家的春联儿和年画儿。
　　   先说春联。春联，我们也叫对子，写春联就是写对子。我们村被公认写对子写得最好的，是住在村子中间的"新来户"老田。听说老田在解放前上过私塾，念过几册书。他是我们生产队的会计，打的一手好算盘。那一笔颜体的楷书，写得可谓古朴厚重、端庄大气。村子里有一多半的对子，是老田无偿给大家写的。对子的颜色虽然花花绿绿，但内容却几乎是一致的，带有鲜明的时代的特征。大都是毛主席诗词，有的写“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呀，“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呀，“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呀，“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呀，“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呀......也有写的是“以粮为纲”、“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之类的内容，我也实在是记不清了。在某种程度上春联只是个符号而已，但贴春联的时间是大有讲究的，如果除夕是大年三十，那么就在三十上午把对联贴好。如果除夕是小月廿九，那么就在廿八这天上午把对联贴好。我曾问过父亲，为什么不在廿九这天贴对联。父亲的回答是，廿九贴对子怕生九个闺女呢，像你三伯父家一连生了六个闺女。哦，我终于明白了，我的四个堂姐，两个堂妹之所以接二连三地出生，都是沾了廿九贴对子的光了。况且离九个还差仨呢……
　　 再说年画儿，也是紧跟时代，深深地打上时代的烙印。绝大多数的人家是样板戏画。只不过你家是《红灯记》，他家是《沙家浜》，东家是《智取威虎山》，西家是《白毛女》，前院是《红色娘子军》后院是《奇袭白虎团》......不一而足。也有的人家贴的是，手捧“红宝书”的工农兵，手持钢枪的解放军，或是戴着光荣花的劳动模范，跋山涉水的赤脚医生，在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绝对没有财神呀、门神呀等等，这在当时是宣传封建迷信的东西。倒是每家的最显眼的位置，都贴有毛主席像，两边还有对联儿。上面写着“翻身不忘毛主席，幸福全靠共产党”或"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表达了人们对共产党、毛主席的崇敬与热爱。尽管如此，可那些淳朴的村民们，也还是用他们特有的方式，偷偷地表达着他们对好日子的渴望和憧憬。有些人家在最隐蔽的不为人知的地方，供上财神，上香烬纸。默默地祈祷神灵，希望能给他们带来好运。也有的在放杂物的房间里，给龙王爷摆了牌位，撅起屁股又焚香、又烬黄裱、又磕头、又作揖，口中念念有词，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我爷爷就是这样的人。
　　 有一年过年，那大概是我三、四岁的时候。我被爷爷拉到一个堆满杂物的房间去磕头。到底是给什么神磕头，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也没什么印象了。现在想来大概是菩萨之类的神吧。爷爷的郑重其事，着实把我"吓"了一跳，让我的内心充满了疑惑和好奇，冥冥之中感到有一种人意不可强为的宿命。从此，让我对周围的一切心存敬畏。爷爷常说，离地三尺有神灵，人在做，天在看。这或许就是爷爷让我敬神的原因吧。时至今日，我仍然恪守着自己的做人准则，心有所惧。
　　 午饭后稍事休息，女人们就开始了为年夜饭做准备了，先是调饺子馅儿，然后把面和好，醒在面盆里。男人们把院落打扫得干干净净，把自家水缸都挑满水。把准备接神用的"旺火柴"堆到院子当中，把当晚用的烟花爆竹，码在院落的一角，准备迎接一个神圣时刻的到来。
　　 忙碌了这么久，都是为除夕这一天做准备。除夕白天再为迎接新年的到来做最后的工作，这就是我儿时过年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