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4月中旬，在企业公司工会上班的我出差去新疆八·一钢铁厂，联糸好对方于5月4日派人在乌鲁木齐火车站接我。
　　 在成都买火车票，车票早卖完了。听说兰州每天开往新疆的车有几趟，便买了张到兰州的硬卧票，想到了那里再说。
　　 到兰州已是4月30日晚上，当我下车去买票时，那情景叫我心都凉了。原来去新疆打工的人太多，售票厅里容纳不下，就把售票地点定在车站外广场的一角。看来，平时养尊处优的我今天晚上只有在这露天广场聆听“天上的会说话的星星”絮语了。
　　 刚过晚上十点钟，全身竟颤抖起来，这时我才发现，兰州的春末夏初的夜晚比四川的数九寒冬还冷。
　　 好不容易捱到天亮，开始售票了。队列慢慢地向前蠕动，我也终于看见售票口。几个青年没站队却直往前面的队列里插，我前面的一个青年见状便干涉起来。那伙人不但不理睬，反而冲过来两人抡起皮带就打，口里还骂骂咧咧的。那青年脸上流出血来了，我见了气得一步上前并大声地喝斥起来：“你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插队还打人呢？”同时我又高声地呼喊警察，叫警察过来维持秩序。
　　 来了一个警察，我扶着那个受伤的青年向他讲述了刚发生的事情，那伙人早溜了。
　　 我希望那警察快去抓人，那警察却要看我的证件。我拿出特约记者证和作家会员证给他看，他看了变得稍客气地对我说:“你不要大声嚷嚷行不行?”然后他问我买几张票，我想到那青年是和他父亲一道去新疆打工的，便说要买三张。警察拿过我们的钱直接到窗口去买了三张带座签的票给我，离开时小声地叫我少管闲事。那青年和他父亲直谢我时，我心里却在疑问——这个警察究竟是怎么回事？
　　 交谈中我才知道这父子俩是四川西充县的农民，姓彭，是去新疆莎车打工的，交谈之中我们互相亲切起来。
　　 由于要晚上十点过才发车，便去候车大厅里等候。上楼时，他父子俩见我又背旅行包又是提个包很吃力，便热情地帮我提那只最重的提包。到了楼上只找着一个座位，我们便互相照料着轮流坐着休息。
　　 好不容易等到晚上九点半钟，车站通知去新疆的乘客在楼外的广场去排队，从另一个入口检票进站。这下，候车大厅里的上千人一下乱了起来。大家纷纷拥向楼梯口，争先恐后地挤下楼去。
　　 我和那父子被冲散了。当我好不容易来到广场上排上队时，才想起我的提包被那青年——小彭提走了。那提包里有不少贵重东西，价值几千元。还有单位介绍信和我的身份证，怎么掉得？
　　 想去找，一看那万头攒动的场面，还有那夜色中半明半暗的面孔，岂不是大海捞针？
　　 难道就这样算啦？不，想法把它找回来。于是我也顾不上排队，背着包去到车站的站长值班室，把事情经过对值班长讲了后，要求车站广播找人。
　　 到这时我才发现，我对这父子俩了解太少了。只知道他们姓什么，具体的名字和哪个乡村根本就没打听。何况，要是这里面设有骗局，那其姓氏和县址也就必然是假的了。
　　 一想到上当受骗，我这个想象力十分丰富的人分析所谓的打人可能就是设的苦肉计，至于警察买票完全就是安的套子了。帮我提包，其目的可能是想把我的背包和身上的钱财来个洗劫一空。
　　 幸好车站人多，对方一时无法下手，才使我没遭劫没危及性命，真是不幸中的大幸。
　　 想到这里，我又猛地回忆起他父子俩的言谈举止中有很多可疑之处来，可我当时为什么就没引起一点注意呢？
　　 事到如今，我还是“死马当成活马医”，先请广播找人。心中祈祷但愿我是错的。
　　 车站内外的喇叭响了，这声音是那那么悦耳动听。我满怀希望地等了十多分钟见没人来，只好到车站外的广场上沿着队列找人。
　　 此时已开始检票了，广场上的队列虽然有不少警察在维持秩序，仍然比较混乱，这对我找人也增加了不少难度。我突然回过神来，立即跑向检票口，想在那里找人。
　　 因为不管你怎么乱，都得从那里进站。
　　 这时我听到广播里又在播那则寻人启事，可是除了我能从那含混的声音里知道是怎么回事外，估计绝大多数人没听清楚。
　　 因拥挤的队伍和嘈杂的声音大大地压过了车站那功率不大、声音很弱的广播。
　　 见人群不断地拥向检票口、又不断地拥进月台，我恨不得我的眼睛像探照灯一样照着那些进去的人们的面容。我脑子里不断闪着彭氏父子的形象，急切地盼望能在拥挤的人群中发现他们。
　　 十多分钟过去了，人也进去了成百上千，哪里能见那父子俩的踪影？糟了，肯定被骗了。这跟头摔得太惨了，精神一分散，检票口进去的人在我面前模糊晃动起来。为了不掉车，只好加入了进站检票的队列。此时，我还希望能在车厢里找到那父子俩——因为我们的座号是连着的。
　　 只有十分钟就发车了，人群疯狂地奔跑起来。过了月台上天桥，纷纷跑向停在远处铁轨上的列车。
　　 当我气喘吁吁晕头转向地挤进车厢找座位才发现，只有7号车厢有我的座位，我却鬼使神差地上了9号车厢。我当时只差没气得吐血!
　　 想下回7号车厢，车已启动了。想挤过去，又谈何容易。因为没有座签的和有座签的人一样多，站着睡觉也不必担心会倒下，列车已严重超员！
　　 连续两天没休息好，加上刚才那一番“冲刺”，我已经精疲力竭了。事情到了这一步，只好自认倒霉——就这样了吧！
　　 昏沉沉地在过道上当了一夜的“站长”，熬到天亮时，想去车厢的接头处解手，发现不但挤不动，百且我的脚已肿得动不了啦！
　　 想到去乌鲁木齐还有两天一夜，有坚持到底吗？想到丢失的提包，又赔得起吗？现在尿又要拉在裤子里了，这真是麻烦事遇上倒霉事再加伤心事，把我这有伟岸身材却没有钢铁意志的家伙摧垮了。
　　 我绝望了，真想从这车窗跳下去了此残生。
　　 突然，我猛地听见有人在喊“罗老师，罗老师”天呀，小彭竟满头大汗地挤了过来。
　　 原来他整整地找了我一晚上，前后挤了五个车厢。他告诉我，他父亲和几个老乡一直帮我占着位子和守着我的提包，要他一定要把我找到。
　　 我此时真是喜出望外绝处缝生。我伸手假装擦汗实际是擦泪并在心里骂自己：“我真是蚊子咬菩萨——认错人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