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去国20年，独为异乡客，却践履圣贤之学、传播故国文化。身为他国宾师，以“极光明俊伟的人格、极平实渊博的学问、极诚挚和蔼的感情”（梁启超语），赢得举世尊重。他叶落而未归根，身后“三传而绝”（学术界经考证得出其已无嫡传后裔的结论），却历尽数百年沧桑，被故土视为文化输出的先行使者。
　　 他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方以智并称清初“五大师”。他甚至成为一门学问，已有一百多年的中外研究史。也许你已经猜到了他的名字，是的，他叫朱舜水（名之瑜，字鲁屿，号舜水），浙江余姚人。
　　
　　 二
　　 每当我读到有关他的零星记载，总会惊叹于他的传奇人生：浙东生活了20年、浙西呆了25年、去东南亚（安南、暹罗、日本）沿海飘泊了15年（主要为反清复明向异国借兵，未成）、最后终老于日本，共23年；而从其人生主线又可划出前后两块：前60年为明朝子民，后20余年为日本的明朝遗民。我不知道这位有学问、有抱负的一介布衣，何以有如此强烈的复国意志？须知即便复国无望，也完全可以像黄宗羲那样归隐山林、埋首学问、著书立说（黄宗羲也曾去过日本，是为躲避清廷对他的悬赏捉拿）；或也如朱耷（八大山人）和原济（石涛）那样，用时光慢慢消退心灵的痛楚（朱舜水的先祖为朱元璋的族兄，故也算是皇族后裔），而何以采取抛家舍业、去国离乡这样决绝的出走方式？
　　 况且，他虽属贡生，却素有名声，但长期以故乡先贤严子陵为楷模，清风傲骨，不仕朝廷。即便甲申之变，南明弘光一朝在南京成立之时，江南总兵国安力荐朱舜水到朝廷任职，他坚辞不受；权相马士英通过朱舜水的亲家何东平再三邀请朱舜水出山效力，亦遭严词拒绝。他自己也说过：“从45岁到58岁，被朝廷征诏荐聘十余次之多，而始终不应”(《答源光国问先世缘由履历》)。按理说在亡国的关头，和南明小朝廷的合作似乎是抗清复明的最有效途径，但朱舜水却冷眼相对，嗤之以鼻，不屑与之合流，以致那个气急败坏的小朝廷欲对其实施抓捕。其实，作为智者，朱舜水早已看透了弘光朝的腐败堕落，马士英之流绝非可以依靠的对象；然另一方面，他毕竟心存复明梦想，又不得不寄希望于一些反清将领的军事作为，比如家乡四明山的义军首领王翊，被其视为平生第一知己；还有联军北伐直下镇江、兵临南京的郑成功，亦曾招其共举大义。而当这一切军事行动都接连遭挫、大势已去之后，朱舜水顿感万念俱灰，年届花甲的他只能望明兴叹，涕泪横流。刚烈的性格使他绝不愿苟活于清朝的统治之下，哪怕是脚沾一寸清朝的土地，甚至连依附在这块土地上的家庭、亲情、文化背景都可以弃之不顾。
　　 于是，朱舜水挂帆远走了。他在风浪的吹袭和日夕的航行中与故乡渐行渐远。他四顾茫茫，孑然一身，承载着亡国之痛，飘泊至远方。
　　
　　 三
　　 到日本后，作为外国人的朱舜水首先经受了生存的考验，然后，便风生水起。
　　 也许我们不必再列举他在日本的种种遭际和事迹。我们只需知道，他以道德高尚、学问渊博、近乎圣人的完美形象，赢得了举国声誉，被水户藩主德川光国（相当于宰相）奉为宾师（国师），并亲执弟子礼。他授业解惑，对弟子们“抚之如慈父，督之如严父”，还时常带领学生“行古礼、定仪制、详礼节”，使日本学人逐渐理解并掌握了中国的儒学经典。他桃李满天下，其中著名学者就出了30多人。他弘扬“实理、实学、实用”的经世致用思想，不仅传播中国的儒家学说，且大力推介中国的科学技术、工艺技能、建筑园林、衣冠裁制等先进文化，深刻影响了日本人的生活行为和人生价值观，并构成了对其后的明治维新运动最重要的思想启蒙。他被尊为“日本的孔夫子”。
　　 他生活俭朴，温良恭让。晚年身染重疾，为避免传染给别人而谢绝诊疗，临终前把一生积蓄的三千余金悉数奉还国库。
　　 1682年4月17日，朱舜水溘然长逝，享年83岁。德川光国碑书“明征君朱子墓”，谥号“文恭”。以后每逢朱舜水生忌日，德川光国都会率百官和众弟子前来祭祀。
　　 如果说朱舜水去国前主要以“反清斗士”闻名于世，那么，去到日本后则以身体力行、仁爱精神和高贵人格而折服人心。我们难以揣度，他在孤寂无伴的异乡之夜，遥对明月，思念故乡，心中会是怎样的一番苦涩？他决绝的这样彻底，以致也没有听说他曾表示过希望落葬故土之类的遗言。
　　 他在日本名声大震，在国内却近乎销声匿迹。由于他的极端反清立场，他几乎被清朝的官方记载刻意抹去，致使几百年间民众毫不知晓明朝有这么一位终老异国的伟大遗民。虽然在同治末期，朱氏族人朱湛然借访日之便，带回28卷《朱舜水先生文集》（水户本），但也绝不可能作大范围传播。直到黄遵宪（晚清第一任驻日公使参赞）的出现，才使得朱舜水的影响初涉国内层面。黄遵宪在他的《日本国志》中提及了朱舜水，并赋诗道：
　　 海外遗民竟不归，老来东望泪频飞。
　　 终身耻食兴朝粟，更胜西山赋采薇。
　　 而随着晚清留日学生相继把朱舜水的相关信息回传中国，加之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鲁迅、马一浮等文史大家的推波助澜，朱舜水的名字才逐步在故乡的土地播传开来。他回来的太迟，但终究还是回来了。辛亥革命前，朱舜水也曾被一些著名的政治人物，拿来作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有力标签。
　　 一个人物在这样的曲折历史中被“复活”的概率是极小的，但朱舜水却是注定的。即便到了今天，还有大量的朱舜水的历史档案和珍贵资料没有被公开，它们俱多存于日本。他就像一座沉埋已久的岛礁，偶露峥嵘，就吸引了一圈探测的目光和历史的聚焦。他跨越两国，背负双重文化，因而更富于传奇色彩和普世意义。
　　 但是，也曾有一种荒谬的借用：抗战时期，朱舜水的名头曾被日本军国主义抬出来，作为中日自古友好、合作共荣的证明。朱舜水若天堂有知，定然会发出一声长长的怒吼。
　　
　　 四
　　 台湾学者宋越伦指出：“如鉴真是中古时期日本文化的开拓者，则朱舜水在近世日本的开化史上所占的地位，实更较鉴真为重要”（《中日民族文化交流史》）。
　　 朱舜水与鉴真的东渡日本确有可比照之处，虽然他们之间从时间跨度上讲相差了900年左右。
　　 首先，他们都是在中国文明程度明显高于日本、而日本对中国文化嗷嗷待哺的历史前提下去到日本的，故而都倍受当时日本社会的重视，这无疑是他们创造历史功绩的客观有利因素；其次，他们都是一去未返，终老于日本，一生最精华的部分所形成的重要文献、相关记载、珍贵遗迹也都留在了日本，致使今日国人对他们的研究，除了内部挖掘，还不得不借助于来自日本的第一手资料；另外，他们都是扬名于外、沉寂于内，鉴真差不过被故土冷落了1000年，朱舜水则是整个清朝时期在国内不闻不名，这和玄奘（主动谋求文化输入）和郑和完全不同，他们也是载负使命，远涉异国重洋，但毕竟回到了故土，埋骨于故土，从而更贴近故土的民族情感，更有利于历史口碑的情景实录。还有，鉴真和朱舜水都是以道德完人、人格典范的形象流芳于日本文化史，他们都倍受日本民族的景仰，直至今日，我们在日本都能很方便地凭吊他们的历史遗迹。
　　 由此我们看到，文化的跨国输出和时空的浩渺载传，在鉴真和朱舜水这两个历史人物身上构成了一个大循环，哪怕千载悠悠，百年干涸；哪怕掐头去尾，束之高阁，却难以阻隔文化的内在相通。当时光散去了道道迷烟，当空间具有了穿越的快捷，当国与国对接了共属的文化记忆，那些先行者的背影就会从模糊到清晰，甚至向我们发出了清澈的话语。
　　 当年朱舜水负恨诀别、亡命天涯的一叶帆影，早已成了响彻天际的一抹祥音。他是一个人走的，没有亲友、门生相伴，鉴真和尚至少还有几名随从，可以称作文化使团。他就这么一路走去，走出了清朝，走出了故土，走出了一条生命边际之路，文明拓疆之路，圣学弘扬之路。
　　 他走了四百年，却没有走出我们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