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四季，莫非人生的旅途，一路行色匆匆，一路风光满目，走过一场场春夏秋冬的轮回。转眼又是一年过去，春节将至的日子，同样因为公出的缘故，再次踏上了中州的旅途：目的地，驻马店。对于驻马店的了解，我仅仅是听说过名字，令我想起古装剧中客栈的景象，一个驻马的小店，能有什么内涵呢？于是打算顺道进京——汴京开封，也算为一年的奔波画上圆满的句号。盘算已定，于是一边驾上车子，一边哼着小曲，回想起一年的行程，谱出不着调的歌谣：
　　
　　 秋深北上秦皇岛，春生南来驻马店。
　　 半载扬鞭纵华北，一路驱驰丁酉年。
　　 驻马店里不歇马，明朝还御日车旋。
　　 岁月易逝情难了，浩歌凌云问中原！
　　
　　 歌声未毕，荣氏栗子的杨总打来电话：“后天咱们天桥新联会年终大会，会长和主任必须参加，不许迟到啊！”也罢，进京的事只好等到来日，驻马店，成为这次千里长途唯一的目的地。但当我停车来到博物馆，使我相信浅陋的是我们自己，中华大地上无非厚重的历史，璀璨的文化。千里长途，仍是满满的收获。
　　 驻马店，原是一个叫做苎麻的小村，以盛产苎麻得名，降生在泱泱大汉的风流中。荏苒到了大明，随着道路与商贸的开辟，方形成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集镇。可是命运却从此改变，鬼使神差的引来了金凤凰——在汝宁府就藩的藩王崇简王，在交通线上设立了驿站，于是苎麻成了驻马投宿的地方，有了新的身份，这才有了新的称谓，几百年下来，有了今天的地级市。看来，在人类的踪迹中，交通改变着时空。然而，驻马店再发展也大不过它的历史，这里便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汝南郡，曾经是“才俊毕集奇士半朝”的显赫之地。秦汉以来，在大一统的中国版图上，河南曾长期是京畿重地，“得中原者得天下”，至今也是号称中州的腹心之壤。泱泱天朝，譬如骄阳，在此照临四方。也就无怪乎这块而今不太显山露水的土地，在历史的长河中人文荟萃，风流激荡。
　　 “汝阳之天中山，天之中也。舆地以河南为中，而汝宁又居河南之中，故汝阳县北三里，有山曰天中，云测景色植圭，莫准于此。”转眼到了明末，方以志在《通雅》中的这段论述，揭示了驻马店历史最大的宿命——这里曾是古典中国的地理中心。于是，一幕幕传说与历史，在先民的灵魂与足迹中演绎。赫赫有名的盘古开天地，没有比驻马店天中山更合适的地方，黄帝元妃嫘祖、周文王圣母太任，这些养育中华民族成长壮大的伟大女性，也诞生在这里。西周初年，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后，派员到各地用土圭测量日影，以此度量地中，检验四季变化，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无疑是一项关乎国计民生的大政。在此过程中，确立了驻马店“土圭测影唯此地中”的地位，于是人们“聚土垒石以标天地之中”，以这种恢宏的方式，耸立起三千年来风雨至今的天中山。
　　 泛舟历史的长河，自然让人目不暇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先秦时代的古国林立，预示着这方土地早在中华文明孕育、成长时代的繁荣发达。大禹时代，将中国大地分为九州，其中豫州居九州之中，这样的地理位置使得各方文化易于交汇，又从此向四方辐射，直到中华文化的疆域向着四周越走越远。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便以此为主要活动区域。其中一张反映尧舜时代的交通图吸引了我的眼睛：北上燕京，中经武汉，南下交广，一条华夏版图中路的大动脉，与今日的基本走向并无差别。尽管四五千年前的交通条件与现代完全没有可比性，但这样的古道，诠释着中华文化自诞生以来的多元一体。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在血脉的融合中不断发展壮大。
　　 在我看来，最精彩的历史在春秋战国。上古时代形成的小国，在大国峥嵘的时代，不可避免的陷入了一个个历史进程的漩涡。随着周朝的没落，远在南垂的楚国脱颖而出，以“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楚国精神，在南方形成了新的权力中心，一路蚕食鲸吞，不断向北推进。山东的齐国一度担当起春秋首霸的角色，齐桓公和管子君臣，便曾率领诸侯问罪楚国。为了防御中原大国的威胁，楚国修建了长城，穿过了而今驻马店地区的险要地段。“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从长城的修建，到屈完回敬齐桓公的这段外交辞令，大国自有大国的气度。直到二千年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仍然自豪的把楚长城称为中国长城的鼻祖。
　　 然而齐国却没有解决好政权交接问题，齐桓公逝世后迅速陷入内乱，齐国霸业成为绝响。在新的政治格局中，没有谁能阻挡楚人的北上。“汉阳诸姬，楚实尽之”，周天子分封的同姓诸侯，逐步囊入了楚的版图。楚庄王一度向周定王“问鼎之大小轻重焉”，体现了楚国定鼎中原的雄图。在此过程中，与北方的晋国两强相遇，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双方驱策诸侯，一幕幕精彩绝伦的争霸战铁血上演，留下了一部浓墨重彩的《左氏春秋》。换个角度看，这也注定是一段文化交融的时间，楚文化北渐，与中原相融合，位于南北交融前沿的驻马店，浸染了楚文化的色彩。然而历经沧海横流，渡尽数百年劫波，最终统一中国的，是在西北强势崛起的秦国。
　　 “秦，虎狼之国也，无礼义之心。”在那样一个大乱之世，秦国坚定其国家道路选择，一如既往的奉行农战政策，倚靠强大的国力施展军事外交方略，“振长策而于宇内”，终于统一了中国。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意味着大一统格局的奠定，结束了春秋战国五百年间的分裂与战乱，可谓为万世开太平。然而这个强大帝国的覆灭，却有着与生俱来的基因：迷信强权，蔑弃文化。用贾谊的话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一个被称为虎狼的国家，能走多远？
　　 于是，秦朝的命运，被形象的概括为一个社稷宝鼎的故事，《史记正义》云：“禹贡金九牧，铸鼎於荆山下，各象九州之物，故言九鼎。历殷至周赧王十九年，秦昭王取九鼎，其一飞入泗水，馀八入於秦中。”象征国家政权的九鼎，并没有被志满意得的秦始皇得到，其中一枚飞入泗水，在秦始皇派人打捞的时刻，倔强的沉入水底，从此结束了九鼎的历史使命。这是一则寓言，预示着一个仁义不施的虎狼之国，注定短祚。因为在镇安天下、沟通人神的宝鼎里，盛着的乃是民生——它的本生，只是一件炊具。二千年后，在另一场历史的大转折里，孙中山先生这样说道：“可以说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社会进化的重心在于民生。《说文解字》云：“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既然“民以食为天”，既然“天地之大德曰生”，既然“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鼎的神力，渊源于是。鼎文化的陈列，成为此行最大的收获。
　　 没有哪个中国人不知道鼎，尽管我们可能不知就里，但在我们的文化意象里，鼎一定代表着安定、统一、神圣，是至为尊贵的宝器。追本溯源，《周易》解释道：“巽木于下者为鼎，象析木以炊也。”不难理解，所谓三足鼎立，从鼎的经典形制来看，三只脚有利于放置平稳，容器里面可以盛放食物，而火可以在下面燃烧加热，旁边的两耳便于提携。这种形制，与今天常见的炊具大同小异，尽管时代变化，人的尺度总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在从事人到事神的转变中，留存至今的宝鼎反映的是神的尺度，自然也就大得多。随着鼎由炊具演进成礼器，实现了从现实生活向精神价值的转化，承载着丰富的人文与政治内涵。所谓“天子九鼎，诸侯七鼎”，恪守规则，隆杀不同，融入到严格的礼制中。
　　 《礼记-祭统》云：“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礼。是故，唯贤者能尽祭之义。”又说：“上则顺于鬼神，外则顺于君长，内则以孝于亲，如此之谓备。唯贤者能备，能备然后能祭。”鼎的形制，自然要根据不同的时代体现礼的精神。商周时代，青铜属于珍贵的物资，青铜铸造的宝鼎担当起礼器的重担，以其厚重而沉稳的形制，承担着神圣的职能。从传说中黄帝“铸三鼎”象征天地人，到大禹“铸九鼎，像九州，”鼎终于上升为国家政权的象征，寄托着江山一统的根本信念，永久奠定了鼎在中华文化中的最高地位。
　　 此后，直到秦灭东周，泗水捞鼎，历经这场千年巨变，鼎以新的姿态向生活回归。但此后无论是作为钟鸣鼎食之家的器皿，还是供奉仙佛的香炉，它永远不再是普通炊具，永远保留着高贵的身份。因为从养生的原点出发，历经几千年的价值升华与精神传承，鼎早已作为高贵而亲和的文化符号，融入到民族的意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