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3月21日，我和我丈夫领着两个不懂事的孩子，只带一些细软的生活用品，离开了土生土长的家乡——辽宁省康平县东关屯乡孙白窝堡村。
　　 早晨，太阳还没出来，我们已经来到了东关屯街东的公路上，等候从康平发往铁岭的班车了，送行的有弟弟、妹妹、表妹夫等六七个人。
　　 初春的晨曦，大地仍然是苍茫萧瑟、冷气袭人。我的未满三周岁的小儿冻得发抖，小脸煞白。我用大衣把他裹紧抱在怀里，坐在放在路边的行李上，五岁的小女儿坐在了我的身边，其他人都站着，除了抽烟再没有别的动作，谁也不说话，人人的脸上都挂满了解不开的忧愁。
　　 此去他乡不知何时再和亲人见面，有多少知心话要说呀！可是一张口眼泪就要掉下来，千言万语都被这要掉下来的眼泪截住了。
　　 大约在七点半时，去往铁岭的早班车开过来了，远远望去，像一座小塔，晃晃悠悠越来越近了，渐渐地看准了，原来客车盖上的拉网里拢着的全是行李，高高凸起，摇摇欲坠；再看车里，满满登登的旅客简直要把车撑炸了。
　　 我们站在车前，大家摆手示意，迫使客车停下，可是客车慢慢地行驶，喇叭怪叫，警告我们：“赶快躲开！车不能载客了！”大家只好让开路，又回到路边等候了。
　　 半个钟头后，第二趟客车也来了，我们又都站起来，像第一次那样那样开过去了，接着第三趟客车也照样开过去了，只剩最后一趟客车了，大家做好了准备，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把它截住。
　　 下午两点钟，第四趟客车果然开过来了，但车里车上仍然是满满登登的，没有一点余地。我们拉起手来把路横住，就见客车徐徐开来，喇叭尖叫着，也像前三次客车那样示意我们躲开，可我们坚决不动，客车只好停下了。
　　 司机长出了一口气，无奈地打开了车门，和蔼地说：“对不起，实在不能容纳旅客了，你们看车里的人都挤得喘不过气来了，小孩杯挤得直哭，怎么样？大家让个方便吧！”
　　 我们早就看到了车上这种情况，但这是今天的最后一趟客车了，如走不上，那就更糟糕，所以谁也没动。
　　 “还是让开吧。”司机为难地说：“现在人员流动量太大，你们还是到始发站去起预约票，明天再走，不然是走不上的，半路上是截不到车的。”
　　 也只好这样了，我们让开路，客车开过去了。
　　 大家正踌躇不安，一台手扶拖拉机开了过来，表妹夫一摆手，手扶拖拉机停下了。原来开车的是表妹夫的表哥，他是去铁岭拉水泥的，我们决定坐它起程。
　　 大家都往车上拿东西，妹妹哭着对我说：“姐，到那边人地两生，要是不服水土，赶快回来！冷丁安家立户，困难重重，遇到不顺心的事，千万别拿孩子出气呀！”我只是点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快上车！快上车！天不早了！”我听到有人召唤，就赶忙上了车，弟弟也跟着上了车，他准备把我们送上火车。
　　 “突突突！”马达飞扬，车身逐渐加快，我抬起头回望，妹妹她们还在路边站着，不用说一定都是泣不成声了。
　　 铁岭车站的候车室里里外外都是逃荒的人们，大家扶老携幼，有的坐在自带的行李上，有的就地躺下，大家互相迁就着，等候着开往齐齐哈尔的火车。
　　 大约在晚九点四十分钟，我们上了516次慢车，车厢里几乎没有站着的地方，我和我爱人一人抱着一个孩子，靠着行李站那了。火车一声长鸣，载着重重的离愁向北开去。
　　 夜深了，两孩子没处睡觉，我们俩只好让他们趴在我们的怀里睡，小女儿有点晕车，小脸煞白老是要吐，我的心难受极了。
　　 凌晨两点了，车厢里的人都挤着靠着地卧倒，千奇百态地睡着了，鼾声此起彼伏，梦话连连不断，我一点睡意也没有。临行前母亲的哭声老在耳边萦绕，我的眼泪悄悄地流着，心像掉进了冰窟窿里。
　　 天慢慢地亮起来，“各位旅客，前方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请您准备好随身携带的物品，准备下车！”
　　 我们俩赶紧唤醒孩子，整理好东西，火车一停，我们就抱着孩子随着人流出了检票口，上了一路无轨电车，来到了汽车客运站。可是发往阿荣旗的班车当天已经满员，我们只好起了第二天的预约票，把东西寄存好，又到饭馆里吃了点饭，就回到火车站的候车室里等车。
　　 3月23日早七点，我们上了开往阿荣旗的班车，有人轻松地说：“哎！今天挺有运气，车上有座呀！”一路上我一句话也不想说，心里有一种凄凉的感觉，觉得前方就是深渊，也许会家破人亡，但我极力控制着自己，不让感情外露。
　　 我的小儿倒很高兴，他撒着欢在我和他爹身上串来串去，嘴里还念着儿歌。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呀？说累了吧？来！吃一个桔子吧！”
　　 我侧头一看，后座的一位大哥拿着一个扒了皮的桔子递给我小儿，小儿一把抱住我，看着桔子摇摇头。
　　 “快谢谢大伯！”我抱着我小儿，亲了他一口，说：“告诉大伯你叫什么？让伯伯自己吃吧，咱们兜里有。”
　　 “谢谢大伯！我叫秋儿，您自己吃吧，我们兜里有。”
　　 “我是慰劳秋儿的，来，接过去！”他看着孩子笑着说。
　　 我看他这么盛情，只好让孩子接过来桔子。
　　 他打量我们问：“你们是搬家的吧？”
　　 我看他满身正气，而且没什么恶意，便点点头。
　　 他又说：“阿荣旗设卡站了，成立了收管所，发现往这搬家的，一律抓回扎兰屯，你们有准备吗？”
　　 我为难地摇摇头。
　　 他把脸转向窗外，严肃地凝视着沿路掠过的大地，沉思了好一会，又转过头来对我们说：“这样吧，一会下车，收管所的人要来收查，就说你们是我接来的。”
　　 我和我爱人赶紧站起来，连说：“谢谢！谢谢大哥！”我爱人拿出香烟递给他，他连连摆手说：“我不会抽烟，不要客气，我们都是一样人，应该互相照顾！”
　　 我看他诚心诚意的样子，脱口问：“大哥你贵姓？怎么称呼你？”
　　 他笑了，坐在他身边的年轻人说：“他在国防路工作，名叫马义。”
　　 今天的班车老是发生故障，不时地停车，快到十二点了才到阿荣旗，收管所的人早已走了，我暗暗地感谢上帝，让我们躲过了一劫。下车后我们把东西放下，领着两个孩子来到马义跟前，诚挚地向他道谢，激动地看着他离去的背影，他转过身来，向我们摆着手说：“再见，祝你们顺利！”
　　 我们还站那跟他告别，忽然从候车室里跑来几个人，他们来到我们身边，小声而急切地问：“你们是搬家的吧？赶快把东西往屋里拿，收管所的人刚走，喝酒去了，一会就回来了，前两趟车都抓走十多个人了。”
　　 大家七手八脚地帮我们把东西拿到寄存室里，我们诚恳地谢过他们，又到卖票口前起了两张次日去太平庄的车票，就带领两个孩子到街里吃饭去了。
　　 走进一家小吃铺，里边坐着好多人，有的吃饭，有的在抽烟，有人说：“这又是逃荒的对不对？”
　　 我看说话的人在喝酒，但没喝多，就毫不含混地说：“对！”
　　 喝酒人一口喝干了杯子里的酒，自豪地说：“怎么样？让我猜着了！从哪儿来呀？”
　　 “从辽宁省康平县来。”我爱人拉了一把凳子坐在了他的对面，我领着两个孩子也随着围桌而坐了。买了几碗面条，又买一碟菜，就吃起来。
　　 “老弟，你这携家带口的想往哪去呀？”喝酒的人认真地问，语气里带点担心。
　　 “还没确定。”我爱人难为情地笑了。
　　 “晚间住店有准迁证吗？”他又问。
　　 “连准地方都没有呐，哪来的准迁证啊？”我爱人说。
　　 “这就糟了！夜里查夜可严了，没有准迁证一律往回抓，你管他叫爹，他都不答应你啊！”
　　 我的头轰的一下，剩下的饭菜再也咽不下去了。我呆呆地看着饭碗，放下了筷子。
　　 喝酒人看了我一眼，说：“别上火，他们不让咱盲流混下去，咱们也想办法对付他们，吃完饭到票房子那起两张返回齐齐哈尔的车票，夜里来查，就说往回走，他们就不抓了，明天一早再把票退回去，一张票才多花一毛钱。”
　　 我的心当时亮堂了，脱口说出：“真是好办法呀！咱们马上……”
　　 “不必了！”坐在凳子上一直抽烟的一位大叔说话了，“我也是辽宁康平人，是小城子公社的，这街里有我的叔伯弟弟，咱们到那去住。”
　　 “小城子公社？”我的眼睛一亮，那正是我的老家呀！我走过去一盘问，原来他是我的表叔，姓萧，叫萧凤贵。这真是不巧不成书！谁曾想千里迢迢能在这里碰上我六岁时分别的表叔，他连我的乳名都能叫出来。表婶去世了，他带着一个十三岁的小男孩。
　　 吃完饭，我们随着表叔来到了小表叔家里。小表叔是当兵的出身，转业到阿荣旗，听说他跟我同岁，当时任旗革委会的一位领导，此刻不在家，远出开会去了。小表婶对我们既不热情也不冷淡。跟她交谈中我知道，二年来他们家成了盲流的招待所了，哪怕和小表叔只有一面之识的也奔他们来，她招待盲流已经习以为常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顺利地上了去往太平庄的班车。坐在车上，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心想：“唉，总算是过了千难万险！”
　　 快到十二点了，班车到了终点站——太平庄，我们下了车，但离我们要去的地方还有三十多里路。幸好，我们搭上一辆从沟里来买返销粮的老牛车，车上装着一麻袋苞米。车主人很是热情，答应我们把东西放在车上，让两个孩子坐在车上，他和我们俩步行着跟着车走。
　　 不管怎么心急意切，老牛仍然稳稳地迈着方步行走，刚走出十多里路，太阳已经开始西下了，前方是坡陡路弯，我们就咬着牙使出全身力气帮助推着车。
　　 一路上我爱人向车的主人打听着沟里的情况，我在瞭望着前方，满目凄凉，感到日暮荒山远，前程无指望，从心底道出了《林冲雪夜上梁山》中的两句话：“眼望长河落日圆，只恨霞火不烧天。野寺风竹催过客，异地何处有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