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3月，我被任命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乌拉泊指挥部（坦克团）坦克一连副指导员，代理指导员，连队党支部书记。两个月后，即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开始连队是进行正面教育，还能进行正常工作。但至年底，连队也仿效地方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作为党支部书记的我，很快便成了连队斗争的主要对象。根据兵团和指挥部党委指示，连队主要领导干部要做“过关”检查，然后再由连队战士提意见。如果战士能够通过你的检查，你就算过关了。如果通不过，还要继续检查。
　　 我们坦克一连，先由代理连长、党支部副书记田建勤同志，在全连大会上作了检查后，便开始由全连战士提意见。结果意见三天还没提完，已是1967年1月28日，由毛泽东主席亲笔签发的《中央军委命令》，即八条规定，下发到了连队。按照这个命令的第七条规定：“……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以连队又转为正面教育。连队主要领导的“过关检查”和群众提意见的工作，也不再进行。所以，我就没有在全连大会上做检查。但检查我已经写好，为了准备再让检查，就锁在了书柜里。后来再也没有让做这检查，但翻书柜时，常常看到我绞尽脑汁写的这份《检查》。如今51年过去，有时翻出来看看，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真的就是一场人际关系的大撕裂。看看我这个25周岁的连队党支部书记的检查就知道了。当然这还只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年。
　　 《我的初步检查》（文中括号内文字是作者现在加的）
　　 最高指示
　　 《毛主席语录》第232页后一段，第233页第二段，第228页第二段。
　　 革命的同志们：今天我向大家做个初步检查，这个检查可能不够深刻、不够全面和彻底，希望同志们听后，给我提出批评。当然，我的本意是要检讨好。如果检讨的不好，说明我的认识还没有提高，希望大家帮助，直至真正能触及灵魂。
　　 未检查之前，先说明一个问题，对于检查中涉及到的人，他们没有责任，这儿提到他，为的是说明问题。与此同时，并向因我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被贴了大字报，并被整理了大字报材料的同志，赔礼道歉，向全体同志低头认罪。
　　 我准备分以下几个问题进行检查：
　　 一、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面的错误
　　 二、突出政治方面存在的问题
　　 三、参加劳动问题
　　 四、管理教育方面的问题及其他
　　 五、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和认识
　　 我是去年（1966年）3月初担任副指导员并代理指导员工作的，在去年的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由于对主席思想运用不好，吃的不透，对上级党委的一些工作吃的不透，工作中缺乏调查研究和深入实际。某些方面，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以也犯了不少严重错误。
　　 一、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面的错误
　　 1966年5月18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方向基本是对的，斗批完了邓拓等反党黑帮之后，于六月初，指挥部党委（笔者注：即坦克团党委，下同。）就布置了所谓“凡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都要批判”，在这个旗帜下，搞了群众斗群众。这样一来，就扭转了文化革命运动的大方向。我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这个错误路线的，把斗争的矛头不是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切牛鬼蛇神，而是指向了革命群众。毛主席说：“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我呢？对上级来的错误路线，我是盲目执行的，犯了奴隶主义思想毛病，这一错误，我认为是严重的。
　　 起初文革进行内部揭发时，根据指挥部党委指示，我们连也成立了一个“指导小组”，也叫“批斗小组”和“研究小组”等，同时，也派去四个同志去集训，学习文化大革命。做这些个工作，干什么用，我也是不清楚的。前指导小组成员有我和王保军、刘文虎（一排）、陈联才（一排）、曹艳玲、赵新兰、穆西山（文书）。穆西山调走后，何西蒙进来。这些人员都是连队党支部研究决定的，我提名去学习的有刘文虎、陈联才、赵新兰、曹艳玲四同志。前指导小组的成立是不合法的，这有我负责任。但我没给他们开会下达任务。
　　 是不是掌握一部分群众又斗另一部分群众的问题。开始我没这样做，当时我想，运动，人人受教育，可以互相贴大字报，从根本上说，我没看清这是扭转了大方向，只是单凭自己的看法上进行的。结果贴了不几张（大字报）。第一张就是给我贴的，后来就是司务长、田建勤副连长（代理连长）等几个人的大字报，共有十来张。（6月）13号上午，团长（蔡怀庚）来连队检查工作时，很不满意，认为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同时介绍了坦克三连的经验，说三连搞得好，贴的大字报多。实际上坦克二连、三连比咱们一连早一两天展开。我对团长说：“大家都不写。”团长就说：“‘指导小组’和参加集训的四个同志呢？要发挥他们的作用，你掌握的情况要告诉他们。”当日下午，就由蔡团长亲自召开了一个干部和指导小组会。从此之后，我知道的就告诉他们写，但是我知道得很少。给指导小组开了个会，告诉他们要和群众结合掌握情况，知道了就写。纵管这样，里面揭发的问题，占我知道的10%也没有。现在还可以查，也可以找指导小组成员了解。我记得不是开一次会就是两次会。当时我主张，如果知道，一定要求写出来，如果真不愿意写，也就算了。自发地互相写（大字报）的占90%之多。这一个工作，自己觉得做的不好。
　　 内部揭发两三天后，进行了摸底排队，是按上、中、下排的。现在我认为这个排法（做法）是错误的。但是反映了实际情况的，其条件嘛：工作学习好没什么问题，主要看参加揭发积极不积极。当时，连队同志们积极揭发的很少，所以，排的两头少中间多。上的，就是参加积极的，工作好的；下的，是有思想问题的，又不积极的；中间的，多是参加不积极的。现在我体会到，我们坦克一连的同志有觉悟，那样的排法没有看到真正的积极性和主流，所以说，这个排法是错误的。
　　 揭发过程中，根据指挥部党委的指示，大字报不准上街，要经过连里看一看，说是为了以免出问题，不让上街是为了保密等。现在我认为这个是错误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我对有些同志的敢革命精神也给予了批判。三排关于一个鸡蛋的问题，要罢掉伙房里的上士李俊才，就把大字报贴到篮球场西墙上。当时，三排长王保军来给我汇报（这时是早晨），我批评了他。他说：“我不让贴，他们要贴。”后来又说了好多，我火了，说：“这是指挥部党委的规定，为什么不执行？党委又没烂掉，还要不要党的领导！”我这样是打击他们的积极性。把大字报上街这是首创精神，事实证明，大字报不是城市里满街都是吗？
　　 文化大革命运动当中，指挥部给了一些表格，就是揭发的问题，要进行填写（不是决定材料，是文革办公室掌握情况）。这个报表根本不应给他们填报，我这样做是错误的。
　　 转入正面教育后，各连队提出，揭发出的问题怎么办？副政委（孙德美）讲：“揭发出的问题，你们找严重的，整理一下，等运动后期处理。”通过连文革指导小组和连队党支部委员会研究，一致认为是思想问题，是内部矛盾。我们根据群众反映，及我们的看法，把四个同志的问题，根据大字报的揭发整理了几条。整理了这个材料，是极端错误的。转入正面教育，是不是打了右派和大小邓拓，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我没有这样做。
　　 转入正面教育后的七月份，根据指挥部党委的指示，连里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实际上是围攻红卫兵。当然，我们根本没做什么准备和行动。我也学着上级给大家讲：“乌鲁木齐有些红卫兵被斗得到处跑，来了以后要围斗。”
　　 去年十二月份，文化大革命又重新展开之后，我不是积极领导这个运动，跑到前面去，而是成了运动的尾巴。原因是：一开始我就有顾虑，特别是通过成立连队“文革”，我觉得势头不对，看样子，是非挨整不可了。所以，我就有个等着挨整的思想。实际上是自己觉悟不高，对群众运动认识不足，人家干什么，咱也跟着去。叫干啥干啥就行了。我有这样的想法。
　　 对（团）党委的揭发，我写了一张大字报，我所知道的都写上了，共十几条。对崔来小（指挥部党委书记）的情况我知之甚少。因为召开政工会和党委扩大会时，他多半不在，都是副政委（孙德美）和团长（蔡怀庚）他们主持会议。
　　 从我本身来说，我很愿意投入这个运动当中去锻炼，因为自己没经过政治运动的锻炼和考验。由于对主席著作学习不够，对运动很不理解，很不认识，致使没能跑到运动的前头去。这个方面就检查到这里。
　　 二、突出政治方面存在的问题
　　 我本人学习毛主席著作是比较坚持经常的，对连队思想建设方面也着重抓了毛著学习和阶级教育。但是，由于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不够，没能很好地改造非无产阶级思想、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所以，对突出政治这一重要工作没有做出成绩，使得连队里有打架、公私不分、少东西等等不良现象。
　　 1、对天天读没有坚持，我没进行坚决地抵制。实际上就是自己对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认识不足。
　　 2、对学习毛著方面，有布置没检查。没有经常深入到车（班）和同志们一起学；有计划有布置，就是无有检查。走过程，不重视学习效果。
　　 3、对培养典型个人和单位，不能很好地推广经验。条条计划写的好，就是不落实。
　　 4、自己对学毛著抓的是不紧的。主席讲：“抓而不紧等于不抓。”所以一时抓一时不抓，结果效果没落实好。
　　 5、没有很好地进行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两头抓的多一点，但也没抓好；有的同志有思想问题，主动找我三次才给谈了（当然工作忙是客观）。
　　 6、根据不同时期进行适当的思想教育也不够。主席说：“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思想教育这样重要，自己没有进行很好地思想教育。
　　 7、组织生活，自己过的是不经常的。自己犯这些错误和这个也有关系。向党小组长汇报就更不够了。以后一定要积极参加组织生活。
　　 8、抓思想工作骨干，建立思想工作网，开展群众性的思想工作是很薄弱的。
　　 9、在连队没有很好地领导大家开展兴无灭资的教育。
　　 10、缺乏对党员和预备党员的教育。
　　 11、发扬民主不够。自己头脑里光有任务观点。
　　 三、参加劳动问题
　　 毛主席说：“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毛主席讲的千真万确，而我呢？却很少参加劳动。当然，不是自己有意识坐在办公室玩耍，而是忙的不亦乐乎。开始我觉着自己做政治思想工作就是不如做军事行政工作。做军事行政工作就跟着大家一块干就行了，而做政治思想工作，又恰恰摊上这个（文化大革命）运动，又得动员，讲这讲那，不讲不行，要讲不准备不行。准备半天，讲一两个小时，要不还没有本钱。老田（连长田建勤）也对我说：“老陈，你管好政治思想工作就行了，训练和工地上有我。”我也就放松了劳动。自己就没想想，不想法参加劳动，就会脱离群众。没有想不参加劳动的根本坏处。坐在办公室里读死书，工作又做的怎么样呢？并没做好，我本身也有这点体会。五月份之前，天天领着大家干，眼明耳灵。六月份以后，由于忙文化革命运动，参加劳动少了，就闷得慌，是眼不明耳不灵。一时缺乏调查研究，就处理问题不准确，我自己也很着急，也想不出办法，就这样混日子。以后决心在劳动中改造、在劳动中锻炼自己。
　　 四、管理教育方面的问题及其他
　　 这方面的工作，老田（田建勤）检查了不少，他检查到的，有些对我也很有责任。我想就我身上所想到的也谈几点。
　　 目前，连队的作风不紧张，这有我负主要责任，我对部队管理是不够大胆的，有时缩手缩脚，有时真看不上眼啦，又不能耐心说服教育，吹胡子瞪眼睛。比如在西边集体宿舍时出早操，单干户（单身汉）就不起床出早操，值星排长也不敢去叫，于是我冲了进去，拉了他们的被子，并训斥说：“你们干什么，是想罢工吗？”又如张电水和孙春美闹矛盾的事，只了解一方，缺乏全面调查研究，就把孙春美同志批评了一顿。我们的同志都很懂道理，只要把道理说明了，同志们都能做到，而我就不是以理服人，就不能耐心说服教育。
　　 关于干部关系。连里主要领导只有老田和我两个人，我们是团结的，互相支持的。但有时通气不够及时。一排长姚存连、二排长汪衍军，三排长王保军，四排长孙如敬，坦克技术员刘文虎，司务长刘林海，他们是连里的骨干力量，能积极支持他们的工作，关系是好的。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上士李俊才，统计安荣，卫生员郑法实，文书穆锡珊，配水员杨兰银，保管史彦秋等，能严格要求，支持他们的工作，但有时不够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