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含冤去世整整50年了。从我的出生证记载的信息中得知，母亲的籍贯是天津，生我的时候已经28岁了，父亲比她大3岁，当时他们的住处是在天津市和平区河北南路宁静里2号。我出生的医院是天津中心妇产科医院，母亲是那所医院X光科的医生。这所医院的前身是家天主教教会医院，地处由法国传教士杜保禄主持修建的天津西开教堂的隔壁。
　　 据说母亲出生不久就被遗弃在那座教堂门口，包裹她的被子上写着她的出生日期和籍贯。她被西开教堂的一位神父收养起来，直到成人。所受的教育自然是以天主教的教义为主，到了参加工作的年龄，她被安排到了教会医院。笃信天主教的母亲还是当地天主教会的主要成员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教育和帮助下母亲不再信教，组织上还为她做了历史结论，她也才有资格嫁给了从部队转业到天津的我父亲。父亲1946年参加解放军，后被培养成为军医，转业时是一名连级干部，他的婚姻大事是经过了组织严格审查批准的。
　　 1968年春节过后不久，本来就趋于冷冰的家庭气氛更加令人窒息了，很少见到母亲和父亲交谈过。早上，他们都去上班了，我和两个弟弟也都去了学校，晚上，一家人才聚到了一起吃饭。我们都很小心翼翼的，生怕无意间惹恼了爸妈而让他们心烦。后来才知道，母亲的那段“历史问题”被医院的造反派们重新提了出来，让她写材料交代问题；父亲在一所不大的医院当院长，也被打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停职后滞留在单位接受审查，后来发展到一个礼拜才获准回家一次。于是，我这个家中的长子便承担了大部分家务，蒸馒头、烙饼、擀面条，样样都不含糊。晚上等母亲一回来，就端上热气腾腾的饭菜，虽然一家五口中时常少了父亲的身影，但家的样子尚在，家还是被我们娘四个精心维护着、坚守着。母亲的笑容越来越少了，有时候笑也是做给我们看的，那是一种苦笑，无奈的强作笑颜！
　　 不久后的一天，母亲回家比平时晚很多，我端上的饭菜她也没动，说是不饿。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她忽然对我正经八百地说：“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你要照顾好两个弟弟和这个家，相信你一定能行的！”我似懂非懂地点头应道：“我会的，您放心！”心里却一个劲儿打鼓，母亲干嘛要说这些？忐忑不安的我不知啥时候睡着了，家里的卧室分里外间，母亲睡在外间。半夜，我被母亲的鼾声吵醒了，就到外间看了看，母亲睡得很熟很香，可能是她白天很累了才睡得这么沉吧，我没再多想便继续上床睡去了。
　　 早上我先醒来，看见母亲依然打着呼噜沉睡着，而声音却越来越小，我怕母亲上班迟到了，就用手推了一下让她醒来，可是无论如何推，她都不醒。两个弟弟也过来帮着推着叫着，母亲依然沉睡不醒。我慌了，急忙跑到楼下叫来了邻居，那位邻居是医生，他翻开母亲的眼皮看了看说：“不好！瞳孔放大了，赶快去医院！”说着拿起了床头柜上的两个空药瓶，叹了叹气摇着头说道：“你妈妈吃了过多的安眠药啊！赶快告诉你爸爸，让他快回来！你妈妈恐怕不行了！”
　　 随后救护车来了，将母亲送进了一家医院，父亲骑着自行车慌里慌张跑了回来。急救室的医护人员虽然对母亲进行了洗胃等抢救措施，可是呼吸越来越弱了，最后医生沉重地宣布母亲死亡了。我们爷四个站在一旁不知所措，有工作人员将母亲推去了太平间，那年她刚刚42岁，好端端的一个家庭，顷刻间就发生了巨大变故！
　　 母亲去世后，往日彼此和谐相处的邻居们都躲避着我们，父亲被他单位的造反派们带回去继续审查了，临走时给我留下了他那个月的工资。陡然间，我成了家里的“老大”，维持家庭的重任就落在了我的身上，我的“老大”脾气也是在那个时候养成的，两个弟弟只有绝对服从的份儿。
　　 母亲走后，我成了家里的“管家”，掌管着父亲的工资和家庭生活预算。父亲的审查结束了，说是没啥大问题，被调到另一所不大不小的医院当副院长，每天都能回家了。为了让他少些为我们操心，我们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的，饭菜整得热热乎乎的，爷四个在一块儿吃饭，虽然话不太多，但总觉得丝丝暖意围绕着我们，这个家最终没有彻底崩溃。一转眼又到了春节，我最担心从父亲嘴里说出的话，他终于说出来了，“我想给你们找个继母，一个家庭没有女人也不像个样呀，是不？”我没马上表态，想了很久回应道：“行是行，就是别和她生孩子就好！”
　　 母亲去世后的一年多一点儿，经同事的极力撮合，父亲再婚了，继母带着自己的母亲进入了我们这个家庭。我这个“老大”从儿子变成了孙子，渐渐失去了说一不二的“威严”，尽管继母遇事时在表面上也比较尊重我的意见，可我就是觉着不自在、不舒服！很多时候是看在父亲的面子上忍着熬着，盼望着自己快点儿长大，早日离开这个感觉不爽的家庭！
　　 1969年6月26日，毛主席发出了“把城市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各大医院相继组成了6•26医疗队，奔赴缺医少药的少数民族地区或边疆地区，继母所在的天津儿童医院的任务是携带家属赴广西壮族自治区。这年的年底，我们爷四个还有那位硬叫我们哥仨称其为“奶奶”的老人，随着继母下放到了广西钦州地区灵山县檀墟公社，父亲在檀墟公社卫生院当上了院长。
　　 我在灵山县中学读高中，檀墟公社距离县城约13公里，周一我骑着单车去学校，周六下午回家，我心里乐得屁颠儿屁颠儿的，终于不用老是看着老太婆和继母的脸了。后来的家庭矛盾也总是那个老太婆引起的，父亲与继母经常“冷战”，一回家的父亲就跟我“诉苦”，我想为父亲“拔闯”，又因自己还是个尚未独立能赚钱的孩子而底气不足，只好私底下多安慰一下父亲。久而久之，我连每周末回家一次都懒得动了，时常找些借口留宿学校。
　　 1971年，母亲的单位来函，邀请我父亲回津参加母亲的平反昭雪追悼会，父亲带着我回到了天津。追悼会上，母亲的老同事们都为她一时是想不开而服毒自尽感到惋惜。一位知道事情原委的阿姨悄悄告诉我：“你妈妈的死跟医院造反派中一个姓王的烧锅炉的工人直接有关，那天，那个姓王的闯进我们科室，冲着你妈妈喊道：老窦，你明天甭在这儿上班了，到我们工人纠察队报到，彻底交代历史问题！你妈妈说自己感冒了，可否晚一些去报到？姓王的恼道：你他妈的不叫你时没病，一叫你时就有病！你纯粹是看不起我们工人阶级啊！好好好！我带你去卫生室打针吃药，三天后咱们再算总账！你妈妈就是带着这句狠话回了家，之后就再也没回来。你妈妈就是因为不想蒙受耻辱才含冤自尽的！唉！老窦真是个好人啊，可惜啦！”
　　 母亲的骨灰盒一直被三弟保存在自己的家里。前年父亲去世了，他的遗愿是同母亲合葬一起。三弟在距北京市区80公里的中华永久陵买了一个灵位，将二老的骨灰合葬到了一处。
　　 半个世纪过去了，那些难忘的事情历历在目。母亲的形象，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永远铭记在我的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