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也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做过各种各样的梦，尤其是做过我们那一代人引以为神圣的作家梦。
　　 为此，我憧情过、努力过、期盼过……
　　 然而，在我刚上小学不久，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破四旧，立四新，红卫兵大串联，抄家、批斗，造反派抢班夺权等如火如荼、声势浩大、轰轰烈烈。原有的秩序被破坏了，平静的生活起了波澜。在一片“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热潮中，我“混”完了小学（五年），接着又“混”完了初中（三年）。之所以说是“混”，是因为我们那时的上学叫“半耕半读”。也就是说上午上完课，下午还要去捡猪粪、鸡粪或者人粪和牛粪，交给生产队里换工分。有时还要到江边地头去给家里讨猪菜，去给生产队里放牛。那时，身处乡野的我，家里本来就穷，连饭都吃不饱，哪还有心思读书。有一句顺口溜叫：肚子饿，裤子落，乞求先生早放学。
　　 梦想虽好，现实却很残酷。那时的我，别说是想当作家，就连一个句子都造不好。记得我唯一一次得过老师表扬的造句是用“争取”一词造句：我打扑克争取做上游。望着作业本上那又大又长的红对勾，我竟激动得一夜都睡不着觉。
　　 而真正让我喜欢上写作的，则得益于我高中时的语文老师--文馨。
　　 那是1973年的一天晚自习时，我正埋头修改刚刚完成的习作《写在清明节的时候》。这时，我的铁杆兄弟孙杨和赵成刚走过来催我一起回寝室。我让他们先走，他们不干，我只得拿起稿子同他们一起离开。当我们走到文老师宿舍门前时，孙杨突然停住脚步，举手敲响了房门。
　　 我正感到纳闷，孙杨和赵成刚迅速而神秘地溜走了，我一人傻傻地站在那儿。当我反应过来，知道这是他们蓄谋搞的恶作剧时，已经晚了。
　　 文老师打开房门往远处望了望，再看看我，笑着问道：“这么晚了，有事吗？”
　　 我用手摸了摸头，紧张地说道：“文老师，我刚写了一篇散文，想请您帮我修改一下，不知您有没有时间？”我连忙把稿子递了过去。我终于松了一口气，乖乖，辛亏我反应快，不然，洋相就出大了。
　　 文老师接过稿子，正当我转身离开时，只听一声“站住！跟我进来！”声音低沉、果断、有力。像命令，不容置疑。
　　 我只得乖乖跟着她进了房间。她先是给我泡了一杯“麦尔精”，然后，不再搭理我，很认真、很仔细地看我写的稿子。
　　 我慢慢喝着她泡给我的“麦尔精”。那时，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管它呢，反正是老师泡的，不喝白不喝。当然，喝了也是白喝。第一口喝下去，有股腥味，稠稠的，很香很甜很好喝。我一边喝着“麦尔精”，一边开始打量起房间来。
　　 文老师的房间很简陋，和所有在机关单位上班的人一样。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柜子，柜子上面放了一只皮箱。桌子上面有一个相框，相框里是文老师在北京大学学校门前的留影。
　　 当我盯着相框看得入神时，文老师打断了我：“看什么呢？好看吗？”我不好意思嘿嘿地笑笑：“好看，秀色可餐。”
　　 顿时，文老师脸一红，强装生气的样子，举起右手就要朝我的头上狠狠打来：“我叫你胡说！”我坐着没动，假装吓得眼一闭，正等待着挨打。
　　 文老师没有真打，只是用手在我的头上轻轻摸了一下。看来女人都喜欢好听的，文老师也不例外。
　　 “你认为这篇散文写得怎样？”文老师问我。
　　 “还可以吧?!这篇文章，我是很认真、花了很多精力写成的。文老师，你认为呢？”我有些得意，写作可是我的强项。
　　 “嗯，用词准确，语句通顺，辞藻华丽，拟人、排比写的也很好。”知道被年轻漂亮的女老师夸奖的感觉是什么吗？特爽！我不竟有些飘飘然。
　　 文老师停顿了一下又问道：“你想在文章中重点表达的是什么？”
　　 “当然是去革命烈士陵园祭奠革命烈士。”
　　 文老师长长地“哦......”了一声，然后轻轻地读起了稿子：“晨风，掀开了黎明前的纱雾，在朦胧的晨曦中，我兴冲冲地赶往坝头车站......太阳出来了，大地生辉，染红了车后的大江浪峰，染红了树木，染红了辽阔的大地、水库、山岗......透过车窗这朴素的画框，飞来一幅幅壮丽的图画......你觉得用这么长的篇幅来写景物合适吗？要知道，你是去祭奠革命烈士，不是去游山玩水......”
　　 从那以后，我就不再骄傲，而是变得十分虚心。从那以后，我就经常去文老师的房间，向文老师（私下里有时叫她文姐）请教。而文老师似乎也很喜欢我，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我讲解写作知识和对我的习作进行点评。为此，我的写作水平在很短的时间内得以迅速提高。
　　 文老师说她喜欢我(姐姐对弟弟的那种喜欢），是因为我的相貌、我的腼腆、我的诚实很像她的弟弟。她还对我说，我的文学功底很好，希望我好好努力，将来能成为一名作家。
　　 令人遗憾的是，第二年文老师调走了，我高中（两年）毕业后，和所有同学一样，怀着一颗红心，回到家乡当上了农民，作家梦瞬间成了泡影。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没能进入高等学府深造，而是进城当了一名工人，再后来又成为了一名警察。闲暇之余，我仰望星空，我问明月，我可以成为作家吗？我是这块料吗？于是，我心有不甘，作家梦在我心理又死灰复燃。一方面，我拼命、努力地工作，另一方面，我又积极、认真地看书、学习并开始习作向有关报刊杂志投稿。
　　 记得我的处女作《我错怪了她》（小小说）发表在1987年4月份的安徽交通安全报上，第一篇短篇小说《送礼》刊登在纯文学杂志《海燕中短篇小说》（1991年12月号）上，第一篇散文《一位交警的心声》发表在1997年12期道路交通管理杂志上，第一篇报告文学《风雨见真情》发表在1995年8月13日人民公安报上，第一篇电视小品《啊！那醉人的酒》由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5月）出版并获首届中国微型文学作品大展三等奖。
　　 就在我意气风发、豪情满怀地在文学的海洋里遨游时，意想不到的灾难发生了。医生告诉我，我患上了乙型肝炎病。当时，我脑袋“轰”的一声闷响，接着是片刻的空白。当我回过神来时，心想：完了，我这辈子看来是注定要和病魔相伴一生了。就像著名作家史铁生说的那样，职业是生病，业余爱好是写作。
　　 从1995年至今，我一步一步地经历了慢性乙型肝炎、重症乙型肝炎、乙型肝炎后肝硬化（失代偿期）、门静脉高压症、2型糖尿病、贫血、慢性肾衰竭、原发性肝癌、肝移植手术等病程。我因病医生就曾4次通知单位和家属说可以为我准备后事了（除非奇迹出现），而现在每天还要打针、吃药，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记得我住院时间最长的一年是2002年，我因患慢性重型乙型肝炎，在医院里躺了近5过月，与死亡轻轻地握过一次手。我住院次数最多的一年则是2007年，从4月至12月间，我因上消化道大出血，先后住院就达9次之多，反复碾转于宿松、合肥、上海等地医院，又一次于死亡轻轻地擦肩而过。我住院最糊涂的一年是2008年，因为我不知道这次住院到底是对还是错，主要是听信了医生的反复建议，就稀里糊涂地跑到医院做了脾脏切除和门静脉高压断流术，这一次，我又从鬼门关转了一圈，再次死里逃生。我的作家梦就这样被病魔无情地击碎了。
　　 我曾一度生活在孤独、沮丧和忧伤的日子里，尽管这样，我并没有因此而消沉。是苦难和信念教会了我乐观、坚强、奋发向上；是领导、朋友和亲人们用爱教会了我活着的意义，使我一次又一次燃起生命的希望。
　　 疾病缠身的我，为了能够实现心中的那个梦想，在这荆棘遍野、孤独寂寞的写作路上，我没有退缩，没有逃避，只要身体允许，我一如既往地选择了坚强，选择了阳光。我带病将散见于报刊、杂志和网络等媒体的文章汇集在一起，先后于2002年10月和2010年8月出版了《不该凋逝的花朵》和《追寻文集》两本作品集，并于2013年12月成功进行了肝移植手手术。因术后恢复良好，又重新燃起我写作的激情并从中收获快乐。
　　 现在，在我即将退休前，终于夙愿得偿。2017年12月，我正式加入了安徽省作家协会。我深知：走向成功，唯有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