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被誉为“东方之珠”的香港，将在这个夏天回归祖国怀抱，CCTV—1《新闻联播》开播前，电视屏幕上的天安门广场，增设了一块巨大的“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倒计时”的牌子，看着那“距1997年7月1日”下面表示天数的三个框子，以及还剩多少秒的八个方格子里不断减少的数字，一次次让人热血贲张。周末，营里征求各连意见，说是想配合着搞点动静庆祝一下。
　　 我们营驻扎在余州市一个大山洼子里。营首长这次如此兴奋，莫非也想竖个倒计时牌子？当时我心里一紧，心想还是提个管用的才是，“给连队装部地方线电话吧，都1997年了，离新世纪差不远了，战士们有个急事，写信还不急死人？再说发电报也不方便。”
　　 没曾想这个“金点子”上报到集团军，居然通过了。没几天，连里的IP电话就装好了。这以后官兵们只要有个急事，就算家在北京，几毛钱就能说得清楚。这太好了，连我这个平常不怎么碰电话的指导员，也写信把这个消息连同电话号码告诉了家里。
　　 我之所以说到北京，是因为截至1997年春天，我也只是在银幕或是荧屏上目睹过北京，还有的是，有年我们连分来了几个北京兵，那一口京腔京韵让人听着就兴奋。作为指导员，这次我要配合着搞一次爱国主义教育，在简短的动员讲话之后，我还借兴唱了支歌：
　　 北京啊北京
　　 我们的红心
　　 和你一起跳动
　　 我们的热血
　　 与你一起沸腾
　　 ……
　　 我本想指挥全连官兵一起唱，可惜这个歌子有点老了，“七〇八〇”后兵们大多还没听过，不感兴趣也很正常，他们哼的多是刘德华等所谓的“四大天王”。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成天哼着这些调子，还不如我们村小牛、黑蛋他们对北京怀着的深厚情感。小时候我们这几个玩伴在坡上放牛时跟着大队的高音喇叭，一次次学唱的就是这类歌曲，那时候我们心里还乐呢，因为大队书记让我们放开嗓子吼，说北京城里的毛主席也能听得见，有首歌不是这样唱的？“歌声飞到北京去/毛主席听了心欢喜/夸咱们歌儿唱得好/夸咱们枪法数第一……”
　　 现在有了电话，战士们相思情结缓解了，特别是苏浙沪一带的一有空就唧唧歪歪地煲电话粥。相对来说，安徽、江西籍兵们很少碰电话。这方面我倒有些心得，比如说我探家时听说过一件事，小牛、黑蛋他们在北京打工，老婆孩子哪怕想得整晚睡不着觉，也只是托人写信说说，要是打个电话，那非得是天塌下来的大事不可，而且三言两语地就要说完，竹筒倒豆子一般，一边说着一边瞅着电话上的计时器，一到56秒，怎么说也要眼疾手快地挂断，要不然又多糟蹋了一分钟电话费；要是哪个帮着几家代个口信的一连说了好几个事，接下来还要平摊电话费。代口信的人有时执意不收，那几家总要找个机会，三瓜两枣地把这人情还了。
　　 一开始我很烦兵们煲电话粥，但看着他们每次煲粥之后，情绪要好上好些天，我才知道这里面就有政治思想工作难以达到的无形威力。我想到了老婆持家的辛苦，到了月圆之夜，也不止一次想过给伟大军嫂打个慰藉电话。生出这个念头让我暗自窃喜，我正往笔记本上归纳着晚上的电话提纲，通信员敲门报告：你老家来的电话，说有急事。
　　 看来，老婆比我还等不及了。接起电话，才知道是老家哥哥打来了。确认是我之后，也没有开场白，也许是想点省话费，一开口就是一句：李连杰出事了！不晓得怎么搞的，在北京被抓了，关在你们余州市公安局，一个叫“五•七”干校的看守所。
　　 “五•七”干校看守所在哪？我一头雾水。这么大一个余州市，这十几年我一直待在山洼子，上哪儿找这个八竿子也打不到的地方？哥哥倒是比当年的刘胡兰还要斩钉截铁，根本不顾我的难处：以前的事就不要想了，现在人家低头上门苦求，他老婆春妹在我家哭了几天，乡里乡亲的，这个忙不帮也得帮！
　　 哥哥把电报内容复述一遍，就把电话挂了，让我想打过去也找不着号码，因为那个IP电话没有来电显示功能。我们村子上也没电话，哥哥一定是在小镇公用电话亭打来的。我的头嗡嗡的，只记住了那封由余州市公安局发给“安徽省宣城县某乡某村某组李年吉家人收”的电报大意：去余州市“五•七”干校看守所捞人。
　　 电报上所说的李年吉，就是哥哥电话里说的那个李连杰。当然，哥哥说的所谓乡里乡亲，其实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小时候在村上，只有李年吉一家日子好过些，他父亲是个退伍军人，据说还趟过鸭绿江。至于上没上过战场只有天知道。不过，这个根红苗正的退伍军人一回来就当了大队干部，成天介一条黑狗跟在身后耀武扬威不说，还怂恿他儿子李年吉拿我们哥俩练些拳脚。李年吉天性懦弱，一点不像他的老子霸道。恨铁不成钢的大队干部急了，特地带他坐船进县城看了一场二毛钱一张票的电影《少林寺》。这部电影刚放映的那年月，多少人想看啊，可是谁家又舍得拿一斤多米钱去看场电影？李家父子回来一显摆，村人就给李年吉起了这个同音不同字的新名字。虽说方圆百里后来喊遍了，但这个李连杰还是以前的那个李年吉，三拳打不出一个闷屁不说，枉然了这个红得发紫的中国功夫小子的名字。
　　 所以，要不是亲眼所见，我不相信李连杰在北京会出什么事。即使是山不转水转的江山易改，但他那个本性还是难移的。同在外地打工，你要说黑蛋出了事，我还相信。有次，我探家回村赶上春节，是黑蛋请的客，酒后还说了一通“你现在当军官了，咱俩小时候可是鸡巴拖塘灰一起滚大的……”之类的难过话，颇有点当年陈胜吴广起事时的豪言壮语。那次酒过三巡，黑蛋先是脸红了后来更黑了，他扒着我的肩头，喷出一嘴酒气：兄弟，别看你现在“帝国军官、毛料一穿、衣锦还乡”……混得不一定比我这个土包子滋润；老子只要有钱，看中哪个妹子就能想法子得手。
　　 小时候的玩伴大多没有混出村子，那次只是他们有一拨人跟着叶子昆去了趟北京打工。我也听讲过有关黑蛋的北京故事，比如说黑蛋没事就爱逛商场，还什么也不买，就直盯着那些脸蛋白嫩的女人看；要是遇到了漂亮的北京妞儿在商场挑衣服，黑蛋身上的筋都拧紧了，假装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闲逛，其实眼睛一直盯着北京妞儿在换衣间里走出来时的神情。黑蛋说，你别看北京女人挑挑捡捡的，那是装模作样，其实有不少都像我这样，外地打工妹！说不定就他妈的是个农民；还有的你看她白天是人到了晚上就成了鬼，尽往农民工的小棚子里拱。有次，老子看到一个女的在马路上蹓跶，还不时地用眼睛钓我。那女的长得水灵，回头模样真像有个叫什么冰冰的女影星。做“鸡”就做呗，装什么酷？老子二话没说，丢下一张红票子，在马路边就把事办了。怎么样？老子在北京城，也玩过一回电影明星，那个爽啊！
　　 黑蛋在外地打工犯的事村人皆知，可能只有他女人一直被瞒着。女人在家带孩子照顾老人，指望男人隔三岔五地汇钱捱日子。这样的事在我老家也很常见，不知是女人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也没有谁究竟这个。
　　 要是哥哥这回说的是黑蛋出了事，我肯定相信，李连杰他怎么会呢，他可是出了娘胎的老实，我们村上比他更老实的还有小牛。听村人说，小牛儿子被一个女生有次打得鼻青脸肿，回家讨了小牛一顿臭骂：她比你还小两岁，为什么不还手？一定是你错了，该打。村人还说，有次小牛在树底下吃饭，突然树上的一坨鸟粪落进碗里，他儿子端梯子要上树捅那个鸟窝，却被小牛制止了：要怪只怪我自己，天下万物都有自己的道道，本来是我占了鸟的地盘……
　　 但是，李连杰怎么会在北京被抓？我百思不得其解：难道是李连杰变坏了？那么老实的人也会变坏？黑蛋变坏村人并不奇怪，他小时候就不是一个正经胚子，而李连杰不是。再说了，就算在北京犯了事，为什么还千里迢迢押到余州？余州距离北京，毕竟要坐八九个小时的火车。
　　
　　 二
　　 我只得请假，借了一辆新自行车去余州市公安局赎人。之所以借车，是因为那辆在全营算是斩新的“金狮”牌自行车，是新来的一个排长私人的。他在余州市谈了个对象，连队住在山洼子里，少不了要骑辆新车撑个面子。
　　 我还是觉得穿军装要方便些，余州市近年来扛回了国家双拥城的牌牌，军区部队报纸一度造了很大的舆论，军民鱼水情深什么的。当然了，我穿军装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李连杰挺羡慕我这身军装。我从志愿兵转干那年，就是穿军装回去的。那天，小牛买了一个贵州女人做媳妇，他前头的女人被拐跑了，这次好不容易凑了点钱又成了个家，乡亲们挪了点钱放场电影庆贺，放的也是部队题材的片子。看到银幕上那位连长和一样的军装，李连杰就凑上来摸我肩上的星星，手劲大得像是在抠麻将，嘴里还在数着“一颗、两颗、三颗、四颗……”我说，只有三颗，没有四颗，四颗就是大校了，以前1955年授衔那儿，尉官也有过四颗，那是大尉，现在没有了。
　　 “那再往上升呢？”李连杰有点不满足：三颗星就加不上去了？
　　 “那就只剩一颗，是少校。”我脱下军装给他比划着，那副肩章在露天电影的光束下，眨着星星点点的银光：接下来，是两颗、中校，三颗、上校，四颗才是大校。
　　 “再往上，又成了一颗，那就是少将，是将军了？”李连杰这回懂了，“你要是少将就好了。那时我儿子也大了，你把我儿子带走，就当是你的儿子，省得外出打工受人欺负。”他嘿嘿地笑了几声，有点“苟富贵、无相忘”的意思。
　　 余州市公安局气场绝对是派，那么大一个院子，要是住部队最少是一个团。可他们局机关只住了百把多干警，院子空得难见到人。推门进了其中一间办公室，那间屋子空旷得能让几对男女跳个华尔兹，可里面只摆了两张桌子，估计是应付上面检查办公场所超标时做样子的。有个警察正玩着手机，一名衣着时髦的妙龄女子正偎依着读着半荤半素的段子。女子被逗乐了，笑起来胸脯一抖一抖的，像是有两朵活物被布衫兜着，生怕晃荡得掉下来，稍稍目测，绝对是个E罩杯。
　　 E罩杯看到生人进来，笑声哑了，如同我小时候游泳时一个猛子扎入水底，岸上那些悦耳的蝉鸣立即销声匿迹一般。我承认，余州美女对军人不薄，有次我带兵去粮店，有个发货的女工特热情，主动搭把手帮我们搬运。供应部队的大米一麻袋90公斤，她和我一合力，一只麻袋就上了一个兵的肩膀。也许是用力过猛，“嘭”的一声，她的裙带居然挣断了。那一瞬间，女工脸上起了红晕，我赶紧把自己的腰带解下来递给她，要不然，那天的她真要走光。后来，兵们在路上取笑我，问我当时怎么想的？说不定这根腰带，孕育出一段军民共建的佳话。我说我还有一条，这条本来就是多余的。其实我承认，那女工长得不是一般的漂亮。
　　 可能是因为我穿着军装，那个警官倒也客气，只是他的确也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干校。他打了几个电话也没问到结果，着急的样子让人生怜，更让我急出一身冷汗：你们公安局给人家安徽农民工家里发电报，连警察都不知道这地方在哪？那人家要是来了，怎么找？
　　 要不是E罩杯朝他抛着媚眼，说不定我还要扔上几句难听话，但这样说得再多也无济于事，眼下要紧的是找到被关押的李连杰。忽然，我想起来自己的一个老乡战友，提干后就在余州市一位市领导家入了赘，刚转业安置在市委宣传部，这可是一根救命稻草。
　　 我赶到宣传部，这位战友还真靠谱，副连职转业才几年，都干上科长了。要不是靠着大树好乘凉，没个十年八载他也熬不到那个位子。与他一个办公室的同事说，他们科长陪同市领导下县调研。听说了我的来历，这位同事连忙答应帮我找人。
　　 “能找到吗？”这是我担心的，毕竟余州市下辖七八个县。
　　 “你放心就是了，科长最近买了一部手机，他陪部长下去肯定带着手机。”对方比划了一下，我知道了，就是那种像大砖头一样的大哥大，至少要值一两万元。
　　 同是战友，我出来还向下属借车，人家都用大哥大了，“还是老兄你混得好，前途不可限量。”我在电话里恭维着，他也客气，谦虚了几句，就把在余州市区地图上也找不到的“五•七”干校的位置指明了，“那地方，我们新兵野营拉练住过的，你忘了？”
　　 我想起来了，哪个所谓的“五•七”干校看守所真是荒无人烟，一溜眼的十几间破旧平房，新兵连拉练时，连长说是当年国民党关押政治犯的地方，没听讲过是“五•七”干校看守所，看来这地方，在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当年，的确红火过一阵子。
　　 只是这地方太远了，距离市区有二三十里路，“自行车一直往西骑，过了段庄，再问一下就差不多了。”
　　
　　 三
　　 去段庄的路根本不好骑车，好多地段只能推着车走，筋骨快折腾散板的时候，这才终于找到。
　　 一路上，我一直想着李连杰为什么会在北京出事，到底出的又是个什么事呢？我刚胆怯地提出疑问，一个像是负责的中年人一推快要滑落鼻梁的眼镜，声音震得房顶都在颤抖：你们安徽人怎么啦？人家那么远的江西老区，前几天都来接人了，你们怎么到现在才来？是不是指望赖在这里养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