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蹄寺石窟群位于丝绸之路上的张掖，它集石窟艺术、肃南祁连山风光于一体，而最早开凿这些石窟的，却是东晋北方五胡十六国时期前凉的隐士郭瑀和他的弟子们。远眺祁连山的飞鸟，让我想起当年郭瑀指着山前的飞鸿，对奉命前来招他出仕的孟公明说：“此鸟也，安可笼哉！”的情景。《晋书·隐逸传》载：少有超俗之操的郭瑀，尽得“明究群籍，特善史书，不应州郡之命”的隐士郭荷之真传，而且“雅辩谈论，多才艺，善属文。”郭荷死后，他“隐于临松薤谷，凿石窟而居，服柏实以轻身，作《春秋墨说》、《孝经错纬》，弟子著录千余人。”前凉主张天赐被灭后，太守辛章还“遣书生三百人就受业焉。”
　　 张天赐“遣使者孟公明持节，以浦轮玄纁备礼征之”的时候，给他写了一封这样的信：“先生潜光九皋，怀真独远，心与至境冥符，志与四时消息，岂知苍生倒悬，四海待拯者乎！孤忝承时运，负荷大业，思与贤明同赞帝道。昔传说龙翔殷朝，尚父鹰扬周室，孔圣车不停轨，墨子驾不俟旦，皆以黔首之祸不可以不救，君不独立，道由人弘故也。况今九服分为狄场，二都尽为戎穴，天子僻陋江东，名教沦于左衽，创毒之甚，开避未闻。先生怀济世之才，坐观而不救，其于仁智，孤窃惑焉。故遣使者虚左授绥，鹤企先生，乃眷下国。”可谓动之以情，责之以义了，可是笼子里的鸟，还能飞得那么高吗？于是，郭瑀选择了“遂深逃绝迹”的办法，一如摆脱了樊笼的羁鸟。
　　 “学而优则仕”是儒家一心想当官的借口，也迎合了统治者人才必须为我所用的心理，但这难道就是知识分子实现存在价值的唯一途径吗？因为“非主流”的东西难以留存，我们今天已经无从得知郭瑀的著作里的思想内容，但从《春秋墨说》、《孝经错纬》的书名，就已经透露了郭瑀和弟子们享受的精神愉悦，是不相信有什么放之四海皆为准则的东西。各种可以流传的理论都有它的长处，也一定有它为了自圆其说，或者自以为是的短处。郭瑀和他的弟子们讲经论道的石窟已经不易寻觅，他们开凿的石窟也和后人增添的马蹄寺众多石窟一起，也已经和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被并称为甘肃四大艺术宝窟了。但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人工之物，都是由看不见的东西创造出来的，那就是思想、精神。艺术如果离开了思想、精神，也就成了索然无味物质堆积。我们常说古代留下来的精美艺术品，是劳动人民聪明才智的结晶，但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如果没有物质的支撑，也就无从结晶了，有了权势物质的支撑，没有浩然正气的精神贯注其中，算是什么样的艺术呢？
　　 离开马蹄寺时突发奇想：郭瑀如果看到宋真宗的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大概一定会为他这个“鸟笼”的低俗而发笑，难道除了物质以外，就没有高雅一点的精神追求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