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千门万户旧桃换新符。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写春联的事来。
　　 当年，村子里会挥毫的人并不多，也就那么三、四把笔，负责书写全村的春联。其实，各把笔所承担的任务并不平均，农家挑谁写春联各有各的考虑，似乎还蕴含着情感因素。
　　 叔叔认为村里第一把笔非玉珍老人莫属，却因他是旧社会的县长，被划成黑五类，身份在那儿摆着，村里是没人敢让玉珍老人写的。
　　 村里开批斗会挨批的倒是少不了玉珍老人。戴高帽、胸前挂狗牌游街，老人满头银发，清癯的面庞镶着一双茫然的目光，任由一伙激情高涨的青年推搡着蹒跚前行。如今回想起来依然心酸。
　　 即便是春节，玉珍老人的家依然门可罗雀。老人只写自家的联。仰慕他的大名，我曾趁着放学偷偷地绕道经过他的家门，瞄了一眼门框上的对联，果然是十足的柳体，嶙峋，硬朗。
　　 当年，替人写春联都是无偿的，需贴上时间和墨汁。我们家算是其中之一，在城里工作的父亲每年都会提前一两天回到家中，由他领衔为乡亲们写春联，几乎写掉半个村庄。叔叔有时来了兴致也上手写一两对。大哥十五岁就辍学去学木工拿斧头，没握过毛笔，只能袖手旁观或做点后勤。二哥小学刚毕业，就在父亲的鼓励下开始持管疾书。
　　 众乡亲中，每年总少不了一位叫金穗的长者，家住在溪对岸，他不辞路远跨越田洋，涉过冰冷的溪水来到我家请家父写联。按家乡的习惯，一般不全称他人之名，只取最后一字，冠以“狗”或“九”。金穗被叫成“九穗”。九穗算是同宗族亲，由于隔得远的缘故，已然厘分不清辈份了。
　　 九穗天生磕巴，不但说话吃力连笑都磕，颤着嘴唇，一双小眼眯成一条线，让人辨不清是喜还是悲。
　　 九穗在县里当养路工，虽是吃国家粮的，但从事的是体力活，日晒雨淋的，脸庞黝黑须发花白，瘦小却精干。他是个急性子，每年都是第一个揣着春联到我家写联的人。就像春天开犁一样，父亲得为他化笔备墨。等待中，九穗总会断断续续地聊开，话题广泛，有时紧扣时代主题。记得当年文化大革命尚处高潮，他就大胆预测江青必倒，理由是一脸的妖相。父亲也是在城里当干部的，政治觉悟高，对此很敏感，不置可否的同时，不忘规劝他说此话自家人这里说说就算了，千万别拿到单位里去说。
　　 当年，以毛泽东的诗句入联居多，充满革命浪漫主义，政治上也不存在风险。父亲在选取联句方面是下过一番功夫的，注重应景。
　　 给军属家写春联他会用：“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给烈属则会写：“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革命形势高涨的年份，父亲则多会写：“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叔叔在一旁提议此联最好用狂草，父亲就试着写狂草，龙飞凤舞的。
　　 也许是巧合，就在家父以狂草写就那副对联的年份里，玉珍老人遭的罪特别多，游街批斗没闲过。那一年，连贫农出身的磕巴九穗也没幸免，据说在护路队里挨了多场批斗，还差点丢了饭碗。回到家中耷拉着小脑袋，家父问他是不是在队里发了不该发的牢骚。他一脸委曲，颤着黑嘴唇，许久答不上话来。
　　 过了一年，文化革命宣告结束，“四人帮”倒了台。那年春节，九穗仍是第一个揣着春联到我家写联的人。一进门就标榜自己预测得准，指定要写一对“红雨随身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的春联贴在自家的大门上。父亲笑而不语，满足了他的要求。
　　 家父写春联从不用镇纸，由我们小孩们负责牵引，此项工作叫“牵联”，本来由二哥负责，二哥开始转变为写手后，“牵联”的重担就落到我身上。
　　 对二哥写春联指导最多的其实不是父亲，是叔叔。叔叔接受的基础教育是缺失的，小学还没毕业就遇到日本乱，辍了学。解放后，他参军入伍，凭着聪明和韧劲自学考进入机械学校，专业知识学得极为扎实。他曾让我看他在学校的机械制图和一本发黄的作业本，上面写满豆芽一样的符号，告诉我那是微积分。叔叔还是一个通古达今的人，因时运不济，碰到大下放，早早就返乡务农拿锄头，满肚子的机械知识没派上用场。
　　 父亲写春联时常会边写边陪着乡亲们聊天，九穗的话题中每年总少不了夸家父字写得端正的内容，说为人也一样。随即总会懊悔一番，说自己少时与家父同在私塾，为一门弟子，因调皮、心野没学好，家父当年勤奋好学，结果现在城里坐办公室握笔竿，他却一辈子握长帚扫马路吃土粉。每每至此总会兴起长长的叹息，叹年幼懵懂落下一辈子的差距。叹息次数多了，二哥背地里将其总结为“磕巴之叹”。
　　 每逢此，父亲则都会安慰说：“都一样，一样为人民服务。”此话九穗爱听，报以那坚涩的笑。
　　 “牵联”是细活，需要与书写者形成高度的默契，用力轻了，拉不平纸面皱褶，无法驰笔。用力重了，书写过程容易滑笔、败笔，成了废联。每写好一个字，我必须拉着往后退一小步，直到最后一字，再斜着举起全联，让父亲上下打量一番，看看章法是否贴切，个别笔划是否需要添墨。
　　 我因用力适宜，张驰有度，深得父亲信任。九穗似乎深谙此理，在夸家父的同时总不忘捎上我，表扬出自磕巴之嘴，异常难得。
　　 写好的联须平端着送到室外晾干，先是铺在前庭，满了就铺到院子里去，整个院埕都铺满了就红得刺眼，像秋天里晒收成。
　　 小学四年级时，父亲就让我试着写一些小幅的春联，从窗联写起。我最爱写的是“窗红知日上，梅白觉春来。”写多了，觉得这十个字格外得心应手，便反复写。有一回不小心将其写到门联上去，父亲发现后颇为生气，斥责我心手不一，还特地拿家里的联调给人家。
　　 二哥听从叔叔的建议自汉隶入手，在《乙瑛碑》上用足了功夫，字写得厚重。我则不然，直接跟学着父亲写颜体，又跳到行楷，入贴浅，走笔浮，一直没有写过我二哥。为此我至今还常兴“磕巴之叹”。
　　 二哥最喜欢写的联句是“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叔叔说那对子用隶书写最切意。我因年幼对诗句表达的意象一时吃不透，直到有一年，叔叔在山上的农场劳动，中秋接我们一帮小孩上山，住在千年古刹“龟山寺”的钟楼里等待秋月。那一夜，夜空格外幽深，圆月似乎很快就爬上了树梢，透过古寺的圆窗，可望见寺院外那千年古松筛下的清辉正好洒在清溪上，溪流淙淙，在鹅孵石上摩擦出欢快的水声。我问道：“叔叔！王维他老人家是不是因为见到此种景色才写出‘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来的？”叔叔笑而不答，轻抚着我的小脑袋。
　　 我上初中的那年文革结束，春暖花开，玉珍老先生的历史问题终得澄清。紧接着就是包产到户，全村人都吃上了饱饭。那个春节，年事已高的玉珍老先生坚持要亲自写了一对联贴在大门上，老人支起羸弱之躯写道：“人民有饭吃，感谢邓小平！”
　　 红彤彤的，苍老之中透着雄浑。出正月，老人归西，村里第一把笔就这样走出岁月的荒烟。
　　 父亲大约是在八十岁那年搁的笔，有身体原因，更由于彼时印刷春联已然成风，洒花烫金，花样繁多，内容和字体却单一，千家一面。
　　 叔叔已去世多年，我一直回味着年幼时，在深山古寺面对月色他那亲切的一抚。心想，那仿佛就是新老王维迷间的神圣嬗递。
　　 十多年前，将我家与九穗家隔开的那道溪上架了一座石桥，九穗却因年迈鲜有往来。
　　 兄弟们陆续外出谋生，家中那方院埕已多年没有铺过红春联了。
　　 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手写春联又悄然复兴。每逢春节，都有人义务书写春联，其中不乏颇具盛名的书坛能手。他们走出书斋，走入寻常百姓家，挥洒春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