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来了，阳光照进房间，如同在深潭的水面上投下石子，暖意的涟漪顿时就在屋子里荡漾开来，让我半躺在席梦思床上阅读，温馨而惬意。无意中读到一篇《回 家——一张鲍氏古床的百年风雨》，我就想起祖屋里的那张雕花大床，还有关于这张大床的故事。
　　 曾祖是晚清年间的一位秀才，写过不少洞察世道人情的文章。在那纸媒还不发达的年代，这些文字以手抄本在乡村流传。小时候我曾读过其中的一些。这些文章既能催开闺中少女的情窦，也能激发年轻少妇对情的痴迷，还会磨损中年女子细腻如烟一般的心。满清到了光绪年间，政治黑暗，科举场上更是乌烟瘴气。读曾祖文章的女子，人人擤涕拭泪，个个柔肠翻转。但这类文字不能打动那些只会“之乎者也”的酸臭考官们的心。
　　 曾祖三次参加省试，均未得中，最后只得与弟弟合伙重操祖业，从事船运生意。兄弟俩一个主外，收货发货，另一个主内，算清来往帐目。他们从本地购得大米，贩卖到通州的二甲镇，再从二甲镇带回食盐卖给乡邻，两边赚取差价。
　　 邻村有一赵姓的财主，直到五十岁才由小妾产下一女，宝贝得不得了。说来奇怪，这闺女一落地，满屋子就氤氲一股桂花的香味。赵财主就给女儿取名金桂。金桂就如水乡的芦苇，长得飞快，身高竟有五尺。她的头发乌黑似一团蓬松的云，风一吹便生出不同的发型。她那典型的瓜子脸，雪白粉嫩如同映了朝霞的芙蓉。她的表情总是似笑非笑的样子，一对酒窝就如盛满了快乐一般。姑娘的体形纤巧，如同风中的水葱儿，莲步轻摇，如柳的细腰将上翘的圆臀衬托得更加丰腴；两条圆润的长腿把整个人高高地挑起，随便往哪儿一站都是亭亭玉立的样儿。
　　 金桂姑娘自小喜欢读书，还特别喜爱曾祖的文字。由于身材过高，加之天足，到了婚嫁年龄，她一直未觅得如意郎君。似水流年，赵金桂就渐渐地变成了老姑娘。其时恰逢曾祖母因病去世，赵姑娘心仪曾祖，便与其母商量托媒婆上门说亲。赵财主起初死活不肯让爱女做男家的填房，最后拗不过这对母女寻死觅活，只得派人虚邀曾祖去他家商量。
　　 曾祖久闻赵小姐芳名，兴匆匆上门求亲。赵财主开出嫁女的三个条件：男家要有两进一厢共计八间的青砖大瓦房、一张崭新的带踏板有床顶的雕花大床、一张四条腿上镶有金龙的八仙桌。前两个条件曾祖都能满足，最后一个条件则是曾祖的财力所不及。
　　 曾祖四处告贷还是没有凑够需要的黄金，无奈之下，只得在锻金的时候掺入黄铜。赵财主晓知曾祖作假，便去县衙诬告曾祖骗婚。听说曾祖因求婚而吃官司，赵小姐羞愤交加，当晚就上吊死了。
　　 曾祖为迎娶赵小姐特制的这张雕花大床很精致，五个木匠一连雕了三个多月！后来就一直存放在第二进祖屋的西客房里，他自己是不睡的。每年正月里外甥、姨侄们上门拜年，这张床才派上用场。床很大，足够六七个孩子睡。他们晚上在床上说笑、嬉戏，还推小牌九，直到夜深才安静下来。小孩子哪知道大人们的心思呢？
　　 这张大床正面看上去呈“回”字形。床的楣板上是浮雕，两边刻有若干个载歌载舞的男女，中间是一幅群鼠食葡图，只见几只小老鼠在大堆葡萄中惬意地吃着葡萄。因为葡萄多籽，老鼠在老家被称作耗子，谐音“好子”，寓意“多子多福、人丁兴旺” 。床的两边排面是镂雕，工艺很精致，只见数朵水仙花由长青藤缠绕起来；四只绶带鸟栖息在枝叶上，“绶”与“寿”同音，象征长寿如仙。床的底座排面是一大块浮雕，雕有一幅两只狮子盘球的图像；床帮下还刻有“琴瑟和谐”四个字。床的里面装有床栏，用以压蚊帐。床栏用透雕工艺雕有佛手瓜四个，正面两个，两个侧面各一个；牡丹花一面一朵。佛手瓜的“佛”与“福”谐音，牡丹花则象征富贵。
　　 在床的前面放置一块大踏板，踏板下有一只小柜子，用来放鞋袜。踏板的右边是一张太师椅，椅子与一只方台子用榫连接在一起。小台子上面可以摆放茶具，主人晚上口渴就不用起床，坐在床上就能够得着倒水。踏板的左边是一只梳妆台，上面安装了一面大镜子，桌面下有一只首饰抽屉。
　　 祖父这一辈两房合一子，他在姐弟中又是最小的，从小就娇生惯养，长大以后更是调皮，贪玩。祖父十八岁那一年，曾祖父与二曾祖父都已过世，祖父最小的堂姐也出嫁了。二曾祖母为了收住祖父玩野了的心，出了一大笔彩礼从河西聘到一位大他三岁的姑娘。祖母温柔贤淑，时常规劝丈夫要认真经营祖业。在祖母的努力下，祖父浪子回头，家里的生意也渐渐好转了。二曾祖母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只一件事让她一想起来便心堵。祖母进门三年，还不见一儿半女。二曾祖母找过瞎子算命，又请来阴阳先生看风水，最后还到扬州法海寺拜佛求签，但祖母的肚皮还是不见动静。
　　 一个春日的下午，二曾祖母正在自家佛堂里念佛经，就听到外面有人说道：“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观音降临普陀山，孙儿孙女堂前站。”二曾祖母急忙放下经书，走出佛堂一看，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和尚就站在门外。和尚面容清癯，眉白如雪，双目似笑非笑。只见他双手合十，身体略微前倾对二曾祖母说：“施主乃积善人家，香火有续，能否让老衲进来一瞧？”和尚的话正好触动了二曾祖母的心思。她连忙邀请说：“师父请进。若有法能为本家增丁添女，贵寺菩萨必得重塑金身！”和尚笑笑说：“只要心诚，佛主有恩，观音降福可期。”说着就走了进来。
　　 和尚在二曾祖母引领下，一间一间房走过去。当走到后进屋的西客房时，他指着这张落满灰尘的闲置的大床对二曾祖母说：“这是一张多子多福床，你家少施主为何不睡？”未等二曾祖母把这张床的来历说完，和尚就连忙说道：“善哉，善哉，祸兮福所倚，前人之祸，乃后人之福，岂可因噎废食？”二曾祖母见这和尚身上隐约有一股仙气，言语深藏禅机，便听信了他的话。
　　 说来神奇，祖父改睡这张大床上，第二年就得一子，六年之内竟连生四个儿女！
　　 父亲出生时，正值全民抗日最艰苦的时期。老家南面的宜陵镇被日寇占据；北面的丁沟镇掌控在新四军的手里。南北双方对垒，老家附近就成了敌我拉锯的战场。
　　 浪荡公子朋友多。祖父一贯为人大方，别人借了他的钱，从来不去催讨，实在还不起也就算了，因此在日伪军与新四军中都能吃得开。
　　 那是父亲出生不久后的一天，只听得不远处传来几声枪响。不一会儿，就见当地抗日武装县大队的一位叫马文才的交通员慌慌张张跑进我家，喘着粗气对祖父说：“不好啦，日本人从南面追过来了。高春哪，快想个法子让我躲一躲。拜托了！”瘦弱单薄的马文才一副哭腔很惹人怜。祖父一时也没啥好办法，全家连粮行一起算也只十五六间房子，根本就无法藏人。
　　 见马文才急得汗水、泪水混流，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祖父也为其着急。两个人正无计可施，就听到父亲的啼哭声从内室传来。祖父灵机一动，一把拉住马文才的手，对他说：“兄弟，快！跟我来！”
　　 祖父把马文才领到内室，掀起产婆的被头对他说：“快，躺进去！”又和颜悦色地对祖母说，“别害怕，有我呢。如果日本人进来，你就狠捏儿子的脚，让他哭闹。”祖母点点头。
　　 不一会儿，门口一阵嘈杂。祖父出来一看，只见一个日本军官带着三个士兵站在台阶上。他们凶神恶煞地盯住祖父。翻译官是本地人，平时与祖父关系不错，但此时还是以一种公事公办的口气对祖父说：“滕高春哪，皇军看到一个土八路逃进这个村子，马上就要挨家挨户搜查。在谁家查出八路，谁家可就不得活了。你我是朋友，我得提醒你。”祖父哈笑着说：“哪里，哪里，岂敢，岂敢。”
　　 鬼子很快就搜查到我家，连内室也不放过。只见祖母半躺在大床上，头上还扎着一块旧手绢，正在给孩子喂奶。孩子不停地哭闹，吃几口奶就闹一阵，吃吃闹闹，哭个不休。翻译官叽哩哇啦对鬼子说了一通，领头的鬼子频频点头，面色也不像先前那么凶恶。但他就是不肯离开这间屋子，仔细打量这张床的排面上的花雕，还不时点点头，自顾自嘀咕说：“哟西，哟西。”鬼子不走，马文才躲在被子里面大气不敢出，可谓度日如年。
　　 过了好长时间鬼子终于离开了。马文才从祖母的被子爬出来，头上热得像蒸笼，连声向祖父道谢说：“幸亏你家这张床大，我的身子骨小，否则就难以隐藏，今天我就没命了。救命之恩，终身难忘。”
　　 扬州解放以后、土地改革的前一年，农历腊月二十四，一场无名大火从二曾祖母的房间里燃起，很快就蔓延开来。乡亲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救火。无奈火势太大，只得眼看着火龙沿着东侧的屋廊向后屋游去。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条火龙燃至屋廊与后屋的连接处，渐渐地火势就减弱了，最后被扑灭了。虽然保住了后屋四间房，但二曾祖母不幸被烈火吞噬。为了操办二曾祖母的后事，祖父忍痛卖掉了河西的四十五亩水田。第二年开春，恰逢土地改革，恰巧马文才当乡长。
　　 划定成分前，马乡长到我家，对祖父说：“高春哪，虽然你已经卖了一些田，剩下来的地，按照人头算，你家还是地主。念在你曾经救过我的命的份上，我给你再想想办法。不过……”见马文才这副模样，还没等他长腔音落，祖父就回道：“这个当然，一定，一定！”后来祖父送给马文才三根金条，我家这才划为富裕中农。在文革前虽不受重用，倒也没有受过什么罪。
　　 祖父从小养尊处优，到三年自然灾害时，他哪能吃糠咽菜？父亲每天只得以黄花草充饥，省下来的米熬粥给祖父喝。挨到我出生的前一年，父亲得了浮肿病。父亲与母亲商量，想把祖上传下来的这张雕花大床卖了换回粮食吃，毕竟性命交关呢。母亲嫁过来没多久，有些不舍得，看到父亲这样子，也只好忍痛割爱。
　　 当天下午父亲就到宜陵区公所找到马文才区长，半是哀求，对他说：“马叔啊，合作化时您就想买我家那张床，当时家父不同意，现在我结婚了，能做主。我把床卖给您。你出一百块钱，或者六十斤米，怎么的都行。”马文才一听，喜得眉笑颜开，连忙说：“好勒，好勒。只是一百元太少，我给两百；要米也行，我出一百斤米。”
　　 到了晚上，小夫妻俩找来木榔头，一阵“兵咧乓啷”声过后，便将大床的雕花排面全部卸了下来。祖父听到动静，走进来一看，忙问父亲怎么回事。父亲才提到马区长要买床，还未说到价钱，祖父就挥了挥手，示意别说了。父亲看着祖父，只见他的嘴角微微颤动，脸色铁青，知道祖父生气了，像一个闯祸的孩子肃立一旁，等着挨批。过了好一会儿，祖父的面色才稍微有些和悦，语重心长地对父亲说：“人要光宗耀祖。如果祖上留下来的一张床都保不住，还谈得上吗？不要随便贱卖家当。没粮吃咱再想办法。”后来祖父到郭村，在一位多年的赌友处“化缘”得一百多斤山芋，还是赌友用独轮车亲自送过来的。山芋虽然营养价值不高，但足以解救父亲了。没过多久，农村实施了“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政策，日子很快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又过了几年，文革运动像潮水一样漫过乡下，到处“破四旧”，许多文物被毁。那年深秋，祖父病重，弥留之际，拉着父亲的手说：“找些玉米面，煮熟了，用做腻子，把大床上的浮雕、镂雕、透雕图案全糊上，外面再用油漆刷一下。这个法子可能保得住这张床。”父亲含泪点头应允。文革时家里的花门、花窗被“造反派”毁掉不少，幸运的是这张大床完好无损。
　　 粉碎“四人帮”那一年，我读高中一年级，借读在父亲工作的那个小镇上。一个深秋的周末，晚上回家我一放下书包就被父亲叫到里屋。他神神秘秘地对我说：“听说那几个极左的人物被抓了起来，这一下国家有希望了。”他又指着床说，“再过一阵，我们就可以让它重见天日。”
　　 又过了一个多月，晚上我放学回家，见父亲已经烧好了一锅热水。我们把花雕排面卸下来，平放在地上，然后就用舀子舀热水倒在腻子表面上，等里面渗入了水，再用啄刀轻轻地抠。我们整整干了一夜，这才清除了全部的腻子。大床重又焕发出它的风采。
　　 我后来出来读大学，毕业后就留在城里，在这里结婚、生子。每次回老家，父母再怎么忙都要把老屋里的大床收拾干净，让给我们睡。再后来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在城里购买了商品房，住进了新居，睡上席梦思大床。城里的床虽然睡得舒服，但缺少了一种由祖辈传承下来的古朴典雅的风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