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工作39年，先后有十几位直接领导，但最使我难以忘怀的还是我的第一任领导。
　　 那是1976年的5月初，怀着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骑自行车驮着铺盖，兴高采烈地来到将要工作生活的完全陌生的地方，开始了全新的工作——路线教育宣传队。报到时，领导已经分配好我要住的小队，这是一个有着十几户人家，90多口人的沟边小队，或者叫半沟里的小队，大部分群众住在沟边，地窑门就开在半沟。
　　 吃饭挨户轮流管，一户一天。一个月基本吃两轮。我的领导原先在另一个小队驻，后来上级领导提出他住的那户人是富农成分，不宜长驻，于是就搬到我驻的队上，和我一起住。
　　 开始吃派饭倒没感觉有啥不合适，一天三顿饭，交管饭者1.2斤粮票4角钱。后来轮一户山区迁来的人家管饭，一家人住一口窑洞，卧室、灶房、厕所、猪、羊都在同一窑洞里面，女主人卫生习惯又不好，使我很不适应。初中毕业那年上梅七线铁路工地，我晚上沿着羊肠小道跑一二百米到山下的灶房端一缸子开水，回到窑洞宿舍还没等自己喝，就被人端起缸子喝了一口，我很不高兴又不好意思当面发作，背过人全倒掉，下沟底到灶房再舀一缸子，反正别人嘴碰过的我是绝对不喝的。
　　 在那户人家吃头一天饭，我忍受着极大的不情愿，到晚上，向组长表明自己看法。组长耐心对我说：“你刚到这个队，和群众互不了解，这家人卫生是差一些，外地人落户到这儿不久，一切都刚开始，也很不容易，他家人能吃我们就能吃。以前驻队干部不在她家吃饭，她们还挺有意见。”此后我也努力说服克服自己抵触情绪：要和群众建立感情，适应环境，再不适应也要逐渐适应。随着时间推移，在各种群众家里能吃饭就不再是个事了。即使几个人同时用一个碗喝水，也能习惯。
　　 到队上不长时间，有群众误以为工作组是来整人的，对我们有着极大的戒备心。一天晚上，队长到住户家来找我们聊天，一起谈生产，谈收成，谈群众思想状况，谈上级布置工作落实情况。到了十点钟了，告辞要走，组长对我说：“你送送队长。”我送走队长，返回宿舍，组长问我：“你送出门了吗？”我回答：“他一出门，我关上门就进来了。”组长批评我说：“你怎么没送出门哩？”“这有区别吗？”组长继续说：“人家上门找我们谈工作，咱们应该客气一些，你明天见了队长向人家道歉。”组长口气很坚定，虽然我心里有着极大的不愿意，还是向队长表示歉意，取得了队长谅解。
　　 夏收后的一天傍晚，我和组长在公社开完会路过另一小队，有户群众一家三口拉梨耕地种秋，几个人吃力地汗流夹背地慢慢拉着。见此情况，我刚想说：你们还人拉梨种地，组长立刻摆手制止我：“别说话！”到驻户后，组长对我说:“你来时间短有所不知，这个小队户数人口多牲口少，夏播期间光集体土地播种都忙不过来，根本顾不上私人自留地。他们人拉犁，本身意见很大，你要是这样一说，肯定会把火发到咱们身上，而咱们也没办法解决，所以最好不说。”经过这两件事情，我有了为难情绪，心想自己也是农村出身，农村长大，怎么连话都不会说了。
　　 到队上一个多月后，组长对我说；“你以前在生产队担任会计，尽管也是干部，毕竟和当工作组还是不一样的。行政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领导群众，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这有一个转变角色的过程，这段时间你已经基本适应，下一步该培养锻炼你工作方法问题。”说得我又有了信心。
　　 当时年轻，才21岁，加上性子急，说话办事迅速麻利。一天晚上，队长对我说；“你到沟底下那个队去通知小田明早到文书处开会。”我回答：“行！”那个队在浊峪河沟底，骑自行车下去快，但上来可就不容易了，还不如步行快，干脆步行去！我一路小跑向北，下沟，来回六、七里，不一会就回来了。组长问：“你见人了吗？”我说：“见了。”他又说：“这么一会儿就回来了？”见他半信半疑，我直接说：“明早开会他肯定准时到会。”以后好长时间，组长老说：“你跑路速度简直让人不可思议。”
　　 7月份的一天，我回家休假，组长听我说，我们家乡有一老中医治疗关节炎有经验，于是和我一起去了，想治治他的关节炎。当天下午他一再要回驻地，我极力劝他第二天再走。他说自己给单位办事后把提包放在宿舍窑后边，入住时间短对房东不了解，放心不下。我一听这话就说：“你住一夜，明天再走，我去取包。”说完话，骑上车子飞也似的一路向南，把车子放在沟边一户群众家，跑步到房东家取了提包原路返回。到家时才半下午。组长看过包里东西说：“东西都在，我就放心了。”这一刻，我才知道包里装着给单位办完事的剩余钱款。
　　 组长对工作有着强烈的责任心，时时把驻在队的事放在心上。这年8月下旬秋雨连绵，我们所住窑面泥土不住下落，没住惯还挺吓人的。一天夜里，生产队铃声突然急促响起，组长急忙叫醒我。我们出去一看，队上饲养室一间窑洞雨水涌入，发生倒塌，一头牛被压住了。组长和队长立即安排群众挖泥、抬牛，因为抢救及时牲畜都安然无恙。最后又把所有牛都转移到另一完好窑洞，回到住处已经12点多了。
　　 这个小队劳动力少，土地面积大，到了收种季节矛盾就更显突出。夏收期间，组长向队长要了一杆钐子，和我一块收割。他本来就会钐麦，我根本就不会。开始他钐，我看着学，很快也学会了。我们一起轮流收麦，帮了队上大忙，群众很是感激。这次学会用钐子，在多年以后实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策后，收割责任田派上了大用场。
　　 按照公社工作队安排，7月份各大队开展整党工作。一天中午，组长安排我为他写一份整党动员讲话。以前在家时，我也经常在大队会上发言，所以二话没说，动笔就写。没要多长时间向组长交稿。组长什么也没说，收下了。第二天整党会上，我认真听着组长的动员讲话。有一句话的改动我至今记忆犹新。我原话：有些干部不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而他改成：有些干部没有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一字之改，足见组长的文字功力和认识事物的客观性。
　　 相处几个月后，我慢慢知道了，全公社7个工作小组，除我们组长是普通干部担任组长外，其余都是副科级以上领导担任。可是论工作能力谁更强，还不一定。
　　 夏天一次下大暴雨，组长家里打好不久的地窑被暴雨灌进，各个窑里都进了水，尤其是大门被淤泥堵住，怎么也打不开。他得知消息，回去排除险情后，当天就回到队上，忙上了工作组上的事情。这种高度的敬业精神让我由衷的敬佩、感动。
　　 8月底全公社工作组对各组组员进行调整，组长要调另一大队，我向组长提出要求随他一起调动，于是，我们继续在一个组工作。临走时大队支书一再要求为我们召开欢送会。欢送会由大队全体支委和各小队队长参加，和我们一起合影留念。还赠送我们笔记本，上面写着“欢送路线教育宣传队同志留念”，盖着大队支部印章。这个笔记本我至今还珍藏着。
　　 这个大队有9个生产队，工作队员11人，队员年龄最大50岁，20岁左右3人，其中50岁的老吴同志是大学生，曾在地区党校任教员。也是和我们一起调去的。老吴此前因纪律问题被全工作队大会批评。所以精神有压力，开会不太发言，情绪低落。组长找老吴推心置腹谈话，老吴才说了实话。原来他“违反纪律”，不完全属实，一是向领导打过招呼，二是家在咸阳，因自己长期在三原工作，照顾不上家庭，夫妻老闹矛盾。组长诚恳地说：“我同情、理解你的实际困难，以前的事我不在乎，只要你现在好好工作就行。”老吴很受感动，好久不见的笑容，又绽放了。他把自己分管小队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得到干部群众好评。尤其是分管小队发生盗窃案，他认真细致做工作，迅速破案，被同志们刮目相看。
　　 其实老吴分到组长的这个大队，公社工作队领导就是考虑到，组长有领导知识分子的经验和能力才这样安排。
　　 四人帮粉碎后，长期被禁锢的文化生活开始有了起色，兴起一股学唱传统革命歌曲热潮。一天晚上，全大队青年和工作队员一起学唱《洪湖水浪打浪》，由一名插队女知青教唱，头一遍教唱完，我对组长说：“教唱的旋律有几处不准。”组长小声说：“人家本来不愿意教，经过做工作才来的，如果现在提出来，她万一甩手不干，这个活动就会泡汤。”他接着说：“先唱会，随后还可以再改。”我想想也是啊。这是组长对一个知青的态度，真正有点大度、胸怀和领导艺术。
　　 但另一件干部犯错的事就是不一样的处理。
　　 初冬的一个下午，我去组长处。走进窑洞，他靠在被子上，脸上毫无表情。大队两个男女年轻支委坐在凳子上，脸上挂满泪水。这场面令人非常尴尬，坐也不是，走也不是，组长示意我坐下。他声音不大而低沉地慢慢说：“县上组织去山西学习考察，要以大寨精神推动我们各项工作。只有两个名额，就让你们去了。可结果你们出去一星期，回来汇报介绍情况，只用简单几句话就完了，太让人失望了。”两个年轻支委流着眼泪，诚恳地说：“怪我俩不认真，没做笔记，辜负了组织希望，完全诚恳接受王组长批评帮助。”
　　 这是我所见过的唯一一次高水平的领导同下级的谈话，没有一句训斥、指责或以权压人的意思；这是一次大青年对小青年的一次帮助，充满爱心与真情。
　　 工作组有一青年同志，大我两岁，自称在部队服役时搞过文字工作。工作组组织一次大型活动时，组长安排他写一份动员讲话。这个同志勉强答应，但又提出条件：完稿后放他两天假，组长当即拒绝。当组长在会上书面讲话完毕后，这位同志转身对我说，就是有水平，文章结构严谨，层层相扣，很有说服力，真服了！
　　 我所在的小队发生了一起树木看管员被本村小伙子打伤事件。看护员是位五保户老头，事件起因是小伙拉羊从小树苗中间通过，树叶被羊吃了几口，正好被看管员发现，拉住不让走。小伙子欲走推了老头一把，导致老头受伤。看护员要是另外一个人就不是这回事了。老头一睡倒吃饭都成了问题，加上本身又特别认真，不依不饶。队长让我去处理。我找当事人谈话：“你推倒看护员本身就有错，再则看护人又是个无依无靠的老人，后果就不一样了。”当事人仗着户大，弟兄多，开始还不承认错误，经过我耐心做工作，他对错误有了认识，承认自己不对。我接着说：“人老了，没人推都有可能摔倒，你这一推的后果就比较严重了，赶快去给人家治伤，以防发生更严重后果。”小伙子思想转过弯，立即用架子车拉着看护员到乡卫生院治疗。问题得到及时解决。组长对我说：“这件事你处理的好，我是有意让你单独处理，从中得到锻炼。”这时我才明白了他的意图。
　　 组长平常对自己严格要求，并提出更高的标准。他在笔记本上工工整整写着：
　　 力争：
　　 争时间，分秒必争高速度；
　　 订计划，步步有功，莫落空；
　　 讲方法，坚持原则灵活机动；
　　 做贡献，问心无愧。
　　 当然一个有志的革命者，更应该高标准，严要求，练就一身硬功夫，即红又专，让革命挑选。
　　 这就是我和我的第一任领导王秉义同志在一起工作的8个多月里对他的认识和了解。可能不深刻，不全面。那年他只有35岁，在我看来是个大人，凡是有不明白的事就问他，不了解的问题也问他，解决不了的事儿也找他，因为他是大人，是领导，是一位可以信赖的领导。只是当我到了35岁以后，才切身体会到：其实那时的他也是个小伙子啊！
　　 年底，这一期路线教育工作结束，组长回了原单位，我转赴新的工作岗位。工作总结时，工作组支部研究了我的入党问题，一致同意上报公社党委审批。年后公社党委研究结果是“人走材料转走”，不予接收。得知这一消息时我已在陂西乡工作了。组长专门骑自行车到陂西公社找有关同志说明情况，希望在陂西予以解决。但这一年因我被陂西乡党委抽调开展财务检查工作，同路线教育工作组联系较少，又耽误一年。转眼又到了1978年，我到独立公社开展路线教育工作，组长再次骑自行车，到独立找我们工作组领导说明情况。这一年底我的入党问题得到解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然组长先后两次到我新的工作地点帮助解决我的组织问题，是否就起到了决定性因素，倒不一定。但是能使后任领导了解我的第一期工作表现却是不争的事实。对我深切的关心爱护之情也是实实在在的，令我铭记于心。
　　 分别后，我们保持着经常的书信联系。通过书信谈工作、谈学习、谈思想、谈拨乱反正的政治形势……记得1978年夏收期间，我给他的一封信竟写了13页，一说起来就没完没了。经过40多年的不断深入地思考、过滤、沉淀，我认识到和王秉义同志在一起工作的那段时间，他对我世界观的确起到了积极地引导与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