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4年，再次来到赛贡，一切没变：车流依然疯狂交通依然纷乱，范五老街的小巷依然逼窄，背包客照样风尘仆仆地来，赛贡河的水方向不改地流向大海、汇入印度洋……
　　 这次到赛贡，我没再去战争博物馆。那个地方去一次就够了。那样的陈列，是种铭记和警示，只是面对它太需心力，一如在犹太屠杀博物馆所面对的血腥残忍，一种粉碎陷落般的绝望和痛苦。地坪停着巨大的冷兵器，馆内是冷兵器熟视无睹之下的满目疮痍：大地淌血般蔓延的战火，万物着火般爆燃的硝烟。哦，那些残缺不全、黑烟袅袅的躯体！
　　 几年过去，那天某个瞬间的心理和冲动依然清晰。那时我站在一幅图片前，图中是躺在血泊中的女人和孩子，具体标注忘了，大意是“被美国士兵在血泊中强奸的女人”。那一瞬，我听到自己压抑着的喘息，甚至来自脏腑底部的抽搐，泪水失禁。照片前明明挤满了人，却静得毫无声息。我环视身边的人——几乎全是西人，有个强烈的冲动，想问：你是美国人吗？如果是，你怎么看待自己的国家和图片上的女人们的遭遇？然而，直到站在那些被杀草剂代代祸害的、五官乃至浑身变形的孩子面前，我依然没问出那句话，而只是和他们一样充当看客，缓缓移动在历史的罪恶面前。而后几天，在酒吧、餐厅，只要有白人坐在身边，那个问句就在脑里翻搅，但自始至终，我没勇气问出来。那回还有件蹊跷事，在酒店里和两个日本年轻人做邻居。日本对中南岛国自然是怀了情结的，一如蓝色帝国对海岸线上的陆地。1940年皇军进了赛贡，造就了维希傀儡政府，几年后，日本尽管和德国一样输得惨，但越界管理过的土地，就像流氓强奸过的女人，就想当然地认为“她是自己的人”了，于是“重返半岛”同样是他们的“权利”。两个年轻人在类似跳蚤市场的小摊搜索半个多世纪前的军制服和微型兵器、徽章，回到酒店摊摆床上，或，穿戴整齐，扮演起皇军来。他们找我喝咖啡，到小摊上吃饭，一起谈论战争。某天起战争阴谋论，说起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货币和武器的控制，从而论证该家族是两次世界大战的谋划者。想起之前不久应邀到该家族法国南部的酒庄，参加葡萄园里的酒会，还在城堡里享用过众多黑佣张罗的晚餐。这样的人家策划战争？后从史料读到相关传言。是真是假，不去断论。政治从来是“狗娘养的”，政商红黑两道，勾结一起，一切皆有可能。而老梅耶五把剑下的货币帝国，要和某些野心家一起玩转世界，也不是难如登天的吧。
　　 到赛贡，和到河内、淮安、岘港总是不同。似乎，到那些地方去只是看景看物，讲的是“别人家”的事，到赛贡来，感觉就不同了，赛贡一如故地，到这里来，不是观光而是故地重返，是寻人，故人。至于ta是谁，是男是女，长什么样子，又说不出，但，ta和我，在心灵上，似是有事先的邀约，我是践约来了。
　　 从岘港乘机到赛贡时，在机场遇到一位女性，看起来辽阔、知性。这个南洋岛国的不少人都有一个汉语的姓氏，甚且，还有一两部故事。
　　 “你也去胡志明市？”我主动搭腔。
　　 “是，你也是？”
　　 “是的，但其实，我不喜叫赛贡胡志明市。”
　　 “噢，你也是？”她英文发音很好，语感圆润流畅。“很多人都不叫胡志明，就叫赛贡。”
　　 原来，胡志明政权之后，他们家灾难连连。她10岁随父母坐牢，出狱后，多次偷渡，并一次次被从海上掳获，“不过，到底我哥哥和妹妹还是逃了出去。”她说这句时脸上现出《肖申克的救赎》主角安迪凿墙、钻下水道越狱成功获得自由后，在墨西哥海湾准备会合时狱友瑞德的神色。“他们现在住在美国和加拿大。”似乎，她也和瑞德一样，就要和亲人会合。她陆陆续续讲了一些家庭的遭遇。之前读了不少该国类似中国文革那样的例子，在河内还遇到一位华人后代，他父母是俄罗斯学回国的高校教授学者，在南北统一后的初年被投了监狱。这么说来，其实我在走向一个并不陌生的人世。
　　 说起来，我和赛贡甚至越南的关系十多年前就开始了。一切始于那群集于我们城市边缘的难侨。可以说，向着世界的大门，就是从这些侨民弯曲的水路打开的。他们的命运，一如红河、赛贡河乃至湄公河的水，从沦陷的城市道口如污水般汹涌而出，并迅疾汇入大海，而后，在汪洋上随风漂荡。众多的人，一家老少，挤在没有帆的木船里，甚至箩筛般的竹编圆筐里，任由海浪把他们推搡、激荡。岸在哪里？不知道。那些有远见的，提前走了，富有或幸运的，欧美的舰船接走了，剩下他们这些贫穷且目不识丁的，只能倾尽所有去拼船。他们那时就坐在合伙拼来的木船上，夜以继日地朝着海岸线赶，北海侨港的侨民就是朝东、落在中国的28万难民中的部分。这些人的额上有不少标签：印度支那难民，越南战争难民，在国际上，他们另有定义：boatpeople，船民。这个名字和大航海时代的sailor完全不是一回事了。Sailor可是当年乘着火炮帆船威风凛凛地航行在大洋上的explorer，探索者，冒险者，boatpeople却是因了sailor所造循环硝烟、而后在烟水浩淼中逃命的难民。
　　 其实，印支船民背后的这条道路，也是欧美千万船民的道路，这条漂洋过海的水路，不管始于越南、印度、柬埔寨、阿富汗、叙利亚、伊拉克，还是匈牙利、捷克、波兰、东德……都是一条洒满血泪的道途。然而，幸运的人抵达了彼岸，不幸的葬落大海，或落入鱼腹。人类的命运，不管你出生在哪里，讲哪种语言，也不管你相隔多么遥远，灾难给出的答案竟如此一致。
　　 前面说过，我到赛贡来，不是观光，是寻人。寻那些在我梦里或脑海里轮番掠过的人。
　　 我在堤岸，华人难侨曾经的集散地。很多年里，我时常惦记这里。四年前，我就到过这里，并在第一天，遇到一个顽童般可爱的老太太。她一头银发，两眼炯炯，满脸红光，和本地人完全不一个样。果然，她不生活在这里，战后逃难到美国的，在外快40年了，如今80多岁，每年回堤岸和亲人住几个月……她的一家，可以写一部漂流记了。说起70年代初到美国被当贵宾般对待的经历，“真是从地狱到天堂”。而后来所遇见的一家，和他们一家，命运又是天壤之别了。
　　 四年后的今天，我竟找不到那个美国老太太的家人了，而贫民窟里的一家，同样寻而无踪。四年前，我是坐出租前往，这次是坐公交去。那天这样决定，是潜意识里为对绵延不绝的电线杆和渔网般的线缆做一次追踪。凡到过河内和赛贡的游客也许都有个疑问：为什么城市街道处处是歪斜凌乱的线杆电缆，这些东西是照明设施，还是通讯设施。那天，乘坐公车，就想沿途看看这些线缆在哪儿是个尽头，结果是，它们的蜿蜒没有止境，而我到了堤岸必须下车了。
　　 远远就见挨家挨户的小商品店铺，迎风纷飞的塑料花，堆积如山的塑料餐具，衣鞋干果。这样的堆积和拥挤，真让人有视力疲劳之感。如此庞大的存储销往何处呢？我私下想。堤岸实在太嚣闹繁乱了。想起河内图册中随地摆卖的乱象：蔬果满街，鱼肉占道。百多年后的堤岸，毫无更改。这种乱，让我如入八卦阵，直觉要迷路了。沿途问路，竟无一人会听中文，问什么，回答都只两个动作：摇头，晃手。一个曾被称作全球“最大唐人街”的城区，竟没人会听汉语。想起之前几天在淮安，那里同样是华人古镇，意外是，转悠几天竟遇不到一个能说汉语的人，而英语几乎成了本地语种了，向白人兜售纸灯的小姑娘，流利娇嫩的英文听不出半点口音，好像她从母胎里带了来的。想起当初维希政府有过废除中文的做法，也许，汉语便是那时逐渐匿迹了。难怪，多年我寻找越国汉语文学无果，这在全球华语文学界是个例外。不得已，我后来只好改用英文了。结果还是意外。不说中圻的淮安，哪怕人人说英语的范五老街，于这里也是例外的。而赛贡华埠和范五老街不过了20分钟车程的距离，且同样是繁华商业区。
　　 几经辗转，终于，我还是找到四年前的菜市场了。那栋安置贫民的政府公寓就在一旁，潮湿泥泞的楼梯正对着我——那年卖矿泉水的老太太就坐在这个楼梯口，右侧的水泥汀是卖炒螺的档口。那天，就在这里，几个亲历战乱的女人，应我一个提问，话题如决堤泄洪。而我，为了实现一个“卧底”的初衷，只好把“再来一盘炒螺”的吆喝接连着、叫下去。
　　 说起来，在欧洲、在我家旁边的移民机构，时刻拥挤着来自世界的难民，那些苦楚或欣慰的面孔底下，无不藏着一部苦难史，只要想听，那是没完没了，就算身边的华人，要讲起来，莫非都是类似的话题，我何须万里迢迢跑到这里来听一些琐碎的故事呢。可是那天，我就非要在堤岸扮演一回卧底。我专门穿了破旧的、随地可坐的牛仔裤和旧鞋子，不打口红。水淋淋的市场，庞大，壮阔，卖摈榔榴莲和菠萝蜜的，卖木瓜芒果和椰子的，卖糯米糍粑和鸡丝粉的，我一个个地驻足，坐下，并和学生、车夫、主妇们一起充当买客，吃客。看他们闲聊，打闹。长着华人的脸谱，讲一口低沉的、发音短促的越文。一无所获。我起身，再换地方……直到了那个卖炒螺的地方，看一旁楼梯口坐着一个满脸岁月但宽展着眉头的老太太，心里蓦然感到平静下来。老人家在卖瓶装水，越南的瓶装水总浸在装着冰块的泡沫箱里，满着清水的塑瓶在冰块间咕噜咕噜地荡着。她和旁边炒螺摊的女讲的竟然是汉语。我满心惊喜，买了她的水，并到一边的炒螺摊去吃炒螺。炒第一盘时，我抬头看天，说这里的天气；炒第二盘时，问她们是从中国哪里来的；炒第三盘时，聊起华人在这里的生活；炒到第四盘时，我才好意思问起四十年前的战乱。
　　 “啊，赛贡陷落以后……”话题如决堤之水，女人们说着街上如何如何纷乱，人们如何如何慌不择路，出逃，是惟一迫切的选择。
　　 “那——为什么，你们不走呢？”我问。
　　 “你问对了，你问她吧，她就是那个‘不走’的人。”女人指指卖水的老太太。
　　 “是啊，你问她好了。”另一个炒螺女人说。“她们几姐妹的故事，讲几天几夜也讲不完。”
　　 “我不是不想走，是走不了。”老太太在那边说。
　　 是的。出逃，同样是那时老太太的惟一意愿。然而，在港口接应的船，穷人同样是上不了的。那时，法国人的纸票和越币通通都成废纸了，需要黄金。她和两个妹妹交不起几十两黄金……那真是个令人吁嘘的故事。她们的父母战乱中去世了，剩下处于妙龄的三姐妹，要嫁人，战争十多年，去了前线的男人，残的残，死的死。最终，她们被安排在贫民公寓。彼此倚靠，成为她们半个世纪里的人生。老太太说，几十年里，她们就靠零碎的买卖生存，小本钱的水果和香料等。这些年，她们卖水。她老了，走不动了，就守在门口市场，两个妹妹的水摊是在街上。她们患有忧郁症，不愿白天出门，爱在晚上出门。
　　 “人生就是这么回事。”老太太说。
　　 一直聊到傍晚，她指指身后的公寓，楼上是她和两个妹妹的家。她说想让我见见两个妹妹。可不巧，她们拿货去了。“你下次来吧。”老太太样子慈祥。“她们不愿见人，但应该乐意和你说说的。”
　　 ……
　　 想不到，这个“下一次”，竟是四年之后。而四年之后的那天，秋阳如虎。站在漆黑的楼梯口，卖水的老太太不见，卖炒螺的女人也无踪可寻。在返回客栈的路上，当年炒螺摊畅聊的一幕，如循环回放的电影。不知老太太是否还健在，如果她不在了，她两个妹妹还在吧。她们处境如何，忧郁的症状还在吗？她们真如老人所说而愿意见我吗？曾经，她姐姐是否和她们说起我这个一面之交的华人同胞呢？
　　 这一天的赛贡，让我怅然了。
　　 晚上，坐在Catinat大道尽头的Majestic酒店顶层喝酒，从光景台看下，赛贡河上，大水泱泱。夜光璀璨游船穿梭。曾经，法国人从岘港登陆后，就辗转水路往南，而后从这条河道偶上赛贡来了，当然，不到百年，他们的邮轮也从这条水路离去，永远地离去，而后，这里成了市民逃难的道口。时光真是了不起的化妆师，多年以后的今天，这里却成了赛贡炫耀历史的门户：可不，百多年前法国人就从这里上西贡来，并从这里建立直达宗主国的水路……听这话，一如在加勒比所听所闻的滑稽，古巴人说：当年哥伦布是从这里登陆的，正因如此我们这里叫圣玛利亚岛——哥伦布的船叫圣玛利亚号；山美纳岛人说：哥伦布横过大西洋后就在这里登陆，我们首都圣多明戈就有哥伦布馆；牙买加人也说：哥伦布1492年就从牙买加岛登陆，你看圣地亚哥就是他宣布的名字……但其实，加勒比沿岸岛国，叫圣地亚哥的城市比比皆是。岛民对哥伦布的崇拜和热诚，让我思维陷入混沌和瘫痪。这一切和“哥伦布是印第安人灭绝的祸首”一论是这样的不符。那么，殖民这部历史，是罪恶耻辱，还是荣耀呢？我知道，19世纪、印度洋上这个狭长的岛国，不管从岘港到芽庄，还是从河内到赛贡，莫不是因为法国人的到来，老百姓才知道长着烟囱的航洋邮轮和四个轮子的老爷车是什么样子，甚至一块香皂。时尚的男子由此知道西装和领带，而男人的衬衫腕口，缝的不都是平常的塑纽木扣，而是晶莹璀璨的Cufflink，Baroquecuffink：巴洛克袖扣。镶钻或宝石，能把一件线条寻常的衬衫映照得光彩夺目。而女人们腿上的丝袜、胸上的乳罩、唇上的口红、耳际的香水，也从白人太太小姐那里见识并学着效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