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了自己仰慕的一位诗人，他是一位革命老前辈，名叫侯唯动，原名侯唯栋。
　　 那是1980年前后的一个春天，我去扶风县采访，下榻在县招待所。晚上，县委宣传部的白同志，领了一位高个儿的人走进我的房间。我打量来人，大概有五十多岁，瘦瘦的，眼睛黑亮黑亮。宣传部的白同志介绍说：“你不认识他吧，但我一说名字你肯定知道，他是我们县的大秀才，不，是状元郎，作家、大诗人，叫侯唯动。”我一听，呀，这就是大诗人侯唯动啊！他是一位老革命，他的三部长诗我都读过，分别是《美丽的杜甫川淌过的山谷》、《黄河西岸的鹰形地带》、《西北黄土高原变成金的日子》。我还知道，他是一位老革命。他1940年投奔延安后，上过鲁迅艺术学院。在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深入延安的沟沟垴垴，创作了大量诗歌。想不到，我在此见到了，他是我仰慕的老师啊！宣传部的白同志走了后，房子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我们谈文学、谈经济、谈政治，谈各人的爱好。记得在谈长篇小说《青春之歌》时，都十分兴奋。因为在《青春之歌》里，作者杨沫写了在上海的抗日救亡活动中一批青年学生的活动情况，如林道静、卢嘉川、余永泽等，都是挺讨人喜欢的。这群知识分子，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相结合，经受了磨炼，迅速成长。我看见，当说到上海的抗日救亡活动时，侯唯动的眼睛放射出光彩。他说：“说到当时的抗日救亡活动，我年青时也搞过，现在回想起来还像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我要他给我讲讲。他说：“成，那我今晚就不走了。”我说：“这房子正好两张床，我让招待所别安排人，我们两人好好聊聊。”
　　 他便脱掉鞋坐在另一张床上。
　　 叙话中，我知道他在1938年22岁时，步行800余里，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跋涉到了延安。先在柯仲平、马健翎领导的民众剧团创作组工作。他踏遍了陕甘宁边区23个县的山山水水，他的三部长诗，都创作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桥儿沟，分别写了三边人民驼盐的旅途生活、关中农民保卫边区的武装斗争，还有延安大生产运动的新气象等，影响很大。胡风曾经高度赞扬过他的诗。但由于历史的误会，1957年，侯唯动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后经历了20余年的牢狱生活。侯唯动对我说：“我是扶风县北安村人，过去，因错案弄得我多年无颜见扶风父老。现在，党中央三中全会召开了，组织给我平反昭雪了，我十分高兴，就决定从北京回家看看父老乡亲。今天，县委宣传部的同志说县里来了个省报记者，很年轻，爱文学，天黑就拉我来了。”
　　 一阵我拿了本子和纸，说：“你说，我记记。”他笑说：“你真是记者呀，好吧，记记也好。我说，当年扶风县的抗日救亡活动，也都是青年人干起来的。可见，这在当时的中国，抗日救亡的烽火到处都燃烧起来了。”
　　 窗外，是淡淡的上弦月。月光照在窗棂间的白粉纸上，白蒙蒙的。我们房间坠的是老式的小灯泡儿，不那么亮，光线很柔和。
　　 扶风县城的夜静静的。房子里，两颗热热的心在一起跳动。
　　 侯唯动一边喝水，一边给我讲扶风县当年的抗日救亡活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当时驻防在平津一带的中国军队是宋哲元指挥下的29军，它是由原西北军改编的。其所属的37师下属的吉星文团指战员，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激烈的战斗。7月8日，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向全国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7月30日，毛泽东在延安全市共产党员与机关工作人员紧急会议上，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要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同时，部队立即集中，准备随时开赴抗日民族解放的战场。
　　 中国共产党的通电和言行，迅速传遍了祖国大地。各地的爱国群众纷纷投入到抗战的行列中来。
　　 据他回忆说，1936年暑假，天气很热，在西安上中学的同学窦仲龙回到扶风县。“西安事变”后，窦仲龙又同一位叫李特生的同学，一块回县上组织西北抗日救国会扶风分会。救国会负责人是李特生、窦仲龙、孙宪武。办公地址设在国民党县党部内。县党部的东边是县教育局，西边是小西街小学。当时抗日形势很严峻。学生抗日救国的心都很热。几个人长谈后，他和同学袁韧就被吸收到救国会做宣传工作。在李特生和窦仲龙的启发教育下他们的政治觉悟不断提高。不久，他就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侯唯动说，学生们大都要求进步，十分关心国家大事，坚决拥护抗日。接着，我们又发展范鹏章、张震海、王九如、张积善、奚天柱等高小同学入党。在小西街小学成立了党小组，我担任组长。当时的工作，主要是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在扶风县城十字路口、县政府大门两旁的墙上，学生到处张贴墙报和传单，宣传“西安事变”发生的经过，拥护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提出的八项救国主张；宣传我党发布的《八一宣言》。他们还以救国会的名义，在县城东街城隍庙前，召开全县民众抗日动员大会。记得李特生在会上讲了话。会后，大家游行示威，群众举杈扬锨，涌进国民党县政府，砸坏了悬挂在衙门大堂上的牌匾。县长钟奇的老婆，留个时髦头（短发），个儿不高，挺机灵，她想跑出县衙门，被学生们看见了，就把她押回来。那家伙吓得呜呜哭，还答应她给县长说，要支持学生宣传抗日。
　　 在救国会工作的学生，将国民党县党部的公文柜子打开，把档案里的材料抱到外面一个空场上，烧了。当时，我们学生坚决抗日的那个情绪可高了，兴奋的心情简直没法形容。本是生活艰苦脸膛青黄的学生，个个脸上红腾腾的。这一次活动，在扶风县影响很大，农村人都说这些娃娃做得对，了不起，国之不安，何谈上学和生存？后来，扶风县城逢集的日子，我们就跑上街头发表抗日演说，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方针和主张。
　　 侯唯动说，他爱读书。50年代，他读长篇小说《青春之歌》，才知道当时全国都是这样，大城市里的学生和他们县里的人一样，抗日的烽火都给点燃起来了。这本书里的主人公林道静，参加游行、散发传单、宣传鼓动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经受了铁窗的考验，最后迎着敌人的水龙头及大刀，和革命群众一道勇往直前。书中的共产党人卢嘉川，形象很是动人。读那本书，让他常常想到我们当时的学生活动。
　　 不久，“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的中央军第一师进驻扶风县。李特生、窦仲龙先后去西安，把扶风地下党组织的工作交给侯唯动负责。
　　 侯唯动回忆说，1937年2月，他接到上级党组织的通知，说不久省委将派人来同他联络。过了几天，省委西路巡视员苏剑锋来到扶风。他头戴礼帽，身穿一件芝麻呢袍子，化妆成教书先生来到他家。相视之下。苏剑锋从怀中掏出一盒纸烟，苏剑锋赶紧给他檫洋火。不想苏剑锋却从一根纸烟中拆出一张纸片，把县上学生中的党员及北乡鲁马党小组的农民党员名单交给他。鲁马党小组长是窦俊杰，苏剑锋要他牢记心里，然后以火焚之。
　　 苏剑锋这次来侯唯动家，也很有趣。他进门后小声对侯唯动说：“我要你娘给我做‘姑’，有人问，你就说我走亲戚来了。”他还笑说，我的亲戚多，后天，我要去岐山。
　　 “第二次，苏剑锋来我家时，带了一包油印刊物，其中，有陕西省委编印的《斗争》、《党的生活》以及列宁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另外，还有不少画报、传单等。我们在学校里散发，让同学们传看。记得陕西省委指示：在党员发展工作中，既要反对关门主义，又要反对拉夫主义。苏剑锋先后两次分别带领袁韧、张震海、范鹏章等人，到云阳镇省委举办的干部培训班学习，提高政治觉悟和独立工作的能力。他们回来后，工作都干得很出色。”侯唯动说到这里，声音因激动而有些颤抖。
　　 侯唯动说，这就是我记忆中的扶风县抗日救亡活动。我觉得，它的宝贵之处是学生们一开始就和群众结合在一起，依靠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学生运动和群众相结合，是我们党胜利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