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炸了！”一声清脆地断喝，把我吓了一跳。
　　 我正好进入这家酒店的旋转玻璃门，看见那个穿一身迷彩服的小男孩正在努力地吹着一只气球，本来吹得像个篮球那么大，孩子一泄气，“呲”地一声又瘪了。我驻足观看，那个孩子五六岁的模样，长得虎头虎脑，胖墩墩的。五六岁的孩子能吹大一只气球，肺活量相当可观。
　　 这家酒店也算不上太气魄，三星级的。在这个庞大的城市里确实不起眼。不过，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住过三星级酒店呢！
　　 我是奉了姑姑和母亲的指示，来这个酒店接表妹伊人和她的孩子的。我走进这家酒店的旋转门，站在一楼楼梯间的前面，掏出手机，拨了伊人的电话号码。这个号码是姑姑给我的，我已经有十多年没跟伊人联系了。电话通了，一个女声从楼梯间里传出来：“谁呀？”
　　 我朝楼梯间看了一眼，门在半虚掩着，那个小男孩就坐在门边吹着气球。我这才注意到，这个楼梯间有可能就是表妹伊人的藏身之所。但我确实不敢相信伊人会住在这种地方。之前的好多次，姑姑都说伊人住在南方某市的一家大酒店里，如今，这家大酒店实实在在地呈现在我的眼前，伊人也确实在这家酒店里居住，不过，不是“包间”，而是放置卫生用具的楼梯间。
　　 我说：“是我，我是你哥。”
　　 伊人也听出了我的声音，她从楼梯间里走出来，看见我，她哭了。此时的伊人，上穿一件宽松的白色上衣，下着白色大脚裤。把上衣的下摆掖进裤子里，使她看起来很随意。比起十多年前，她愈发显得气质高雅，像个“王后”。伊人的装束和容貌，让我想到与“白富美”有关的词汇。
　　 我抹了一下她腮边的泪水问：“怎么住在这里？”
　　 “一言难尽。”伊人说，“进屋来吧！哥。”
　　 我和伊人弯下腰，走进这间逼仄的小屋。
　　 我姑姑也曾告诉我，说伊人嫁给了南方某市的一个官员，他的官职很大。只是这个大官还没有离婚，伊人被安排在酒店里居住。说那是一个很大的房间，里面有浴室、有健身房和娱乐厅什么的，设备齐全，住一天大约五百多块。单等那个大官离婚了，伊人就会去他家里做媳妇了。我一听就很别扭，伊人住在酒店是在做“候任”夫人的梦。
　　 但是，三天前，姑姑突然到我家来，流着眼泪说：“你表妹伊人遭罪了，酒店不让住了，欠了半年的住宿费，九万多。她自己的一点积蓄，都被半年来娘儿俩的吃喝消耗了。欠酒店的钱，只有靠家里来还了。”
　　 我听了又急又气，“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我跟姑姑说过多少次，也跟我姑父和我父亲说过，那种靠别人养着的日子不能过。还是早点回来吧！可他们都不以为然，现在怎么样？断了经济来源，就像孩子断奶，早晚得挨饿。但生气归生气，我还得想办法给姑姑筹钱。父亲和姑父都年事已高，出不得门了，寻找伊人的事儿自然落在我肩上了。姑姑自己有五万，都是表妹伊人陆陆续续寄来的钱，还差四万，我母亲让我想办法借。说起来惭愧，我一个穷教师，上有老下有小，手头上并不宽裕。拿出四万，已经累得精疲力尽了。凑足了九万，我便启程来到南方某市接伊人。这一天是2013年的9月8号。
　　 昨天下午，我照例从水路出发，夜里宿在船上。来到这个南方城市，天还没有亮。我在街心公园里的长椅上，孤独地坐看星空，看着那些闪烁的星星一个一个地暗淡并消失。接着看到这个庞大的城市，一点一点地醒来。然后在公园里溜达了一会儿，吃了早点，开始坐出租车来酒店找伊人。没想到她竟然住在这个地方！
　　 这个楼梯间只能放下一张小铁床，床上有两条被子，被子上写着这个酒店的名字。我俩在床沿上坐了，小外甥还在门边地上坐着吹粉色的气球。吹饱了，又放掉，他对做这种“无用功”似乎很有兴趣。
　　 尽管我对伊人的情况有所了解，但我还是忍不住问道：“怎么会这样呀？不是说嫁给一位大官了吗？怎么流落到这里来了？”
　　 伊人抹抹腮边的泪水，说起了“那个人”——她称那位官员为“那个人”，不知是尊称还是蔑称。她说那个人对她很好，既是丈夫，又像父亲。他们在一起已经七八多年了。这些年来她一直住在这家酒店里。如今，他离开她了，她感到空落落的，像丢失了最重要的物件。半年前，那个人从酒店的“包间”里出去的时候，他吩咐伊人做好准备，要带他和孩子出国一趟。但是，说了这句话的“那个人”走出酒店大门再也没有回来过。伊人把电话打爆了也打不通。电视上，再也看不到那个人魁梧健壮的身影了。她不知道他的住所，也不敢贸然上门寻找。她知道那个人家有妻子儿女，好像父母都还健在。她和那个给她幸福的官员彻底失去了联系。换句话说，从那时起，伊人的日常生活资金链开始断掉了。半年后，酒店清算了伊人的欠账。她的积蓄维持半年她和儿子的吃喝，手上实在没有现钱。酒店把她软禁于楼梯间，为的是那九万元的欠账。
　　 我问：“如果不是酒店赶你出来，你打算等到什么时候？”
　　 伊人毫不隐晦地说：“我会一直等下去。也许十年，二十年，甚至一辈子。”
　　 我摇摇头说：“你走火入魔了。”
　　 “都是你害得我！”伊人埋怨我说。说句实话，我不能够完全接受伊人的批评。如果把责任划分一下，我最多也就承担三分之一的责任；我姑父和我父亲承担三分之一的责任；另三分之一的责任，就得伊人自己来负。
　　 “如果那天你如约而至，结果就不会是现在的样子！”伊人说，声音有点颤抖。显然，她激动了。
　　 我幽幽地说：“你不该负气而走。不见不散，这也是我们的约定。结果……”
　　 “打住、打住！”伊人打断我的话，说，“不散又能怎么样？你敢跟我一起造舅舅和我爹的反吗？”
　　 我沉思片刻，说：“时过境迁，假设已经没意思了。‘伊尹’和‘伊人’，听起来就像兄妹，恐怕这是上天注定了的！”
　　 伊人点头说：“一语成谶！舅舅为什么要给我起这个破名字！”
　　 我说：“你可以当面问问你舅舅！他是不是吃饱了撑的！”
　　 “伊人”这个名字，出自《诗经•国风•秦风》，是我父亲为她起的。我父亲解放前上过几年私塾，解放后做了一名教师。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回乡劳动。我父亲在文盲成堆的农村显得很寂寞，常常拿了一张报纸，坐在村头的老柳树下大声诵读，听众只是两三个儿童而已。后来，他偷偷地给人算命打卦，看阴阳宅。不是为养家糊口，是为他的寂寞和那点可怜的“学问”。我出生时，我父亲给我起的名字是“伊尹”，希望我长大了能做辅佐皇上的宰相。我六岁时，伊人出生了。我父亲为了显示他老人家的学问，不顾我母亲的反对，跑到姑姑家，给刚刚呱呱坠地的外甥女起了一个滴沥着浓郁墨香的名字——伊人。还说，“伊尹”和“伊人”，以后做一对亲兄妹吧！我姑姑一家住在淮河岸边的河湾里，“伊人”这个名字倒也符合地理特征。
　　 伊人的父亲——也就是我姑父，是我们乡粮管所的临时工。不过，我姑姑嫁给他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农民。我姑父上过初中，这在当时的农村，也是有点文化的人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姑父的一位同学的父亲，在我们公社当副书记，经他同学的努力，就把我姑父弄到粮管所做了临时工。有了这个职业，我表妹伊人的营养就有了保障。所以，我小时候就是常住姑姑家的大使，和伊人表妹玩“骑竹马、弄青梅”的游戏。
　　 其实，我姑姑不是我的亲姑姑，伊人也就不是我的亲表妹了。我姑姑是我父亲的表妹，她管我爷爷叫“舅舅”。我姑姑三岁那年，解放了，开始打土豪分田地。我姑姑的父亲是当地赫赫有名的土财主，家有良田数百亩，青砖瓦房数十间，骡马黄牛数十头。穷光蛋分了他的田地、房屋、牲口和财产。这都是他多年来的辛苦劳动和积累，并不是什么“巧取豪夺”得到的。所以，我姑姑的父亲想不通，他一恼，上吊自杀了。我姑姑的母亲带着三个孩子艰难度日。后来，我姑姑的母亲支撑不下去了，就把我姑姑抱到我家大门口，放下就走了。我姑姑，也就是伊人的母亲，扶着墙根儿走到我母亲面前，就跪在那儿“嘤嘤”地啼哭。那时，我母亲17岁，刚嫁给我父亲不到半年。我母亲细细地看着伊人的母亲，辨认了半天，才吃惊地说：“唉吆！这小鬼咋瘦成这个样子啦！”说着，我母亲就抱起了伊人的母亲大哭起来。打那时起，我母亲就带着伊人的母亲，是姑嫂，又像母女，一起度过了那个生存环境极为恶劣的岁月。
　　 后来，我不幸来到这个世界上。我出生时，伊人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姑姑还没有出嫁，我和我姑姑一起成长。我姑姑18岁时，出落成一个美丽的大姑娘。她的脸儿又嫩又白，我叫她“白姑姑”。可惜的是，我姑姑在那年的秋天出嫁了。我清楚地记得，我姑姑出嫁时的情景。她抱着我母亲的双腿，跪在地上，哭着让我母亲答应不要把她嫁出去。我母亲抚摸着我姑姑的脑袋流泪。后来，迎亲的队伍再三催促，我母亲才擦干了眼泪，对姑姑说：“好妹子，咱女人迟早要嫁人的。我17岁就嫁给你哥了，你今年都20了，哪能不嫁人呢？再说了，姓王的还是识文断字的主，人也老实，长相也不错。你去吧，过惯了就过，过不惯再回来，嫂子等着你……”我姑姑不愿出嫁，是因为我母亲对她太好了。穷人家庭不稀罕插金戴银，粗茶淡饭天天吃，只要活出来一份真情，就最值得珍惜了。
　　 我姑姑出嫁后的第二年，就生下了伊人。我比伊人大五岁，我属牛她属马。这个不经意的属性，成为横在我和伊人之间的一座大山。我26岁时，大学毕业。伊人21岁，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便打道回府，开始务农。于是，我母亲和伊人的母亲合谋，要把伊人嫁给我。说亲上加亲，将来好孝顺公婆。对于这个决定，我和伊人都有点喜出望外。可是，我姑父坚决反对。他说：“属牛的不能与属马的结婚。结了婚也得离婚，这就叫“断头婚”！”我姑父，也就是伊人的父亲，是个极为倔强的人，他认准的理儿，十八头老叫驴也拉不回来。其实，我们都知道，伊人的父亲是有私心的。他在粮管所是个临时工，想转为正式职工，正苦于没有门路，正巧粮管所所长的儿子有点瘸腿，快三十岁了还没有找到老婆。官宦人家的孩子有些缺陷，便高不成低不就，一般模样的他不想娶，特别漂亮的又不嫁给他，所以就把婚事耽搁了。我姑父就想把伊人嫁给所长的公子。但我姑父知道我们家跟姑姑的关系非同一般，他怕姑姑反对，就打我父亲的主意，拉拢我父亲跟他站在一起。我父亲是个老好人，喜欢喝两杯小酒。我姑父灌他半斤老白干，他的立场就和伊人的父亲是一致的了。他引用古书说：“‘同姓为婚，其类不繁’。伊尹和伊人虽不同姓，然则仍是旁系血亲，故不能成婚是也。”于是，我和伊人的婚事，在两个男人的反对之下泡汤了。我得知此事，便赌气搬到单位去住了。我那时对我父亲非常不满，觉得他不应该被打成“右派”，而应该做个“左派”。他是“左派幼稚病”（毛泽东语）！而伊人，也是一跺脚，跑去南方某市打工了。
　　 我和伊人的感情，一直是兄妹之间的亲情。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伊人刚入学上一年级。两年的同校，我精心地呵护着她。有人欺负了她，我必为她报仇。天阴下雨，乡间泥泞小路，十分难行。都是我脱了鞋子，背负着伊人，一步一个趔趄地送回家。伊人是很喜欢和我在一起的。他们低年级放学早，老师不拖堂。而我们高年级的老师往往下课铃响了还在吐沫横飞喋喋不休地向我们灌输着“理想”。每到这时，伊人就背了小书包，坐在教室门口等我。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一般不大去姑姑家里吃饭了。这是因为姑姑的公婆??也就是伊人的爷爷和奶奶都还健在，我怕去得次数多了，他们不高兴。但我不去的时候，伊人非要跟我一起去我家不可。那时，我家的生活很苦。一年四季，除了过年，就没有吃过肉。每到饭熟，锅台上放了一圈小木碗。弟弟妹妹们一边抹着鼻涕，一边争吵着要先盛饭。伊人到我家的时候，也和我的弟弟妹妹们一样吃大锅饭。我母亲对我说，伊人在咱这儿可能吃不饱，时间长了肯定瘦。你以后少带她来就是了。我知道母亲不是吝啬两碗粥，而是心疼伊人。于是，我就开始躲着伊人。一天中午放学，我从教室的后窗跳出去，独自回家了。没想到，我刚吃完饭，伊人就一边哭着，一边喊着“哥哥”，找上门来了。母亲只得打了一个鸡蛋，和了一碗面糊，摊了五片煎饼，让我陪着伊人吃。而我的弟弟妹妹们就没有这个口福了。
　　 我上高中那阵子，正赶上农村大变革：“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正忙。”可农民有了田地，还得配备牲口，添置农具。所以，实行家庭联产初期，也是农民最困难的时候。为了节省生活费，每星期一个来回的上学或放学，我都是步行。我们村距县城的公路是40华里；而步行的小路只有28华里。28华里的路程走起来需要四个小时。星期六下午是校集。校集一个小时就放学了。我大约在三点左右步行回家，七点左右到家；要是上学呢，也得周日下午三点左右出发，七点左右到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