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悬在记忆里的干粮筐
　　
　　 在儿时的记忆中，家家户户都有一个盛干粮的筐，悬在堂屋的檩条上或者是闲置房子的房梁上。它晃晃悠悠，仿佛乡村人家钉做的灯笼。在物质贫乏的年代，干粮筐对我们充满着无限的诱惑。
　　 干粮筐，竹篾的、柳条的、棉槐条的；圆形的、椭圆的、还有扁型的。东北没有竹林，家里的干粮筐，均是父亲用柳条自己编的，圆形的。筐里，黑的是高粱面烀的饼子、红的是红薯蒸的窝头，黄的是玉米面豆面蒸的。白面馒头很少见，只是逢年过节，筐里有白面馒头。吊起来放着，为防老鼠祸祸。
　　 我那时候比男孩子淘气，放学后召集几个伙伴在家玩，搬来凳子，将悬在梁上的干粮筐一扳，取出玉米饼子，红薯窝头，分给他们吃。每每母亲回来必训斥我一顿，要知道粮食稀缺。
　　 也饿，吃不饱，小狼似的，在学校又打又闹地疯了半天，回来就直奔干粮筐，棒子面饼子，抓起红薯窝头，也不管凉热，再从咸菜坛子里捞块萝卜咸疙瘩，用刀切下一截，一只手拿着红薯窝头，一只手拿着咸菜，狼吞虎咽起来。
　　 孩子们最盼着农忙季节，母亲吩咐我们往地里送饭，干粮筐是送饭菜的工具。劳力们忙着秋收，骄阳似火，头顶烈日，送饭的差事孩子们抢着做。这时的干粮筐，丰富得很，平日吃不到的馒头、包子、糖饼，炒鸡蛋、咸鸭蛋。待大人吃的饱嗝连连，赏一小部分给我们打打牙祭，幸福小溪水般流淌。
　　 过年那段时间，干粮筐热闹起来，素常黑面黄面不见了，黄澄澄的油丸子、白花花的馒头、造型美观的糖夹、鼓囔囔的豆包……赶集似的聚拢来，每一种干粮都沾满年味。这个时候，母亲在干粮出锅时，就喂饱我们，一再告诫，筐里的干粮不许动，要祭祀祖先和春节期间吃的。干粮筐被父亲踩着木梯子悬在梁坨上，恐孩子染指，对祖宗不敬。
　　 干粮筐虽然悬的高，过了初三，大人看的不紧了，搬来梯子，上去拿干粮，和来家耍的伙伴比着谁的馒头好吃，哪家的油丸子香。正月嘛，图个喜庆，父母对筐内少了的干粮，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的，干粮筐离开了房梁，从乡村的版图上消失？而我的记忆天空，一直悬着那只干粮筐，它荡悠悠地飘着岁月的香气，以及年少时光的自由呼吸。
　　 回到家乡，青砖红瓦的房子，再也看不到房梁上晃着的干粮筐了，饭桌上细米白面已经司空见惯，牙齿间莫名涌动着黑面高粱饼，玉米面窝头的粮食清香。
　　 原来啊！我们需要缅怀的不仅仅是儿时的干粮筐，更是饥荒岁月烙印在人灵魂深处的疼痛，这种疼痛，即使在繁华的都市，锦衣玉食的优越生活下，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曾忘记！
　　
　　 二、民谣
　　
　　 小时候，家里穷。稀饭包谷，渍酸菜，盐咸菜疙瘩，吃饱就是好事。
　　 经常断电，每家每户都有风匣，木头做的。
　　 妈每天很早起来，拉着风匣，咔哒咔哒响，为了让我们填饱肚子，可谓绞尽脑汁，端上饭桌的粗米粗粮，黄面饼子，吃的我们不消化，面黄肌瘦的，即使这样，姐弟俩仍像两匹饿狼，地上的山野菜，蘑菇，树上的野果子，榛子，核桃，枣儿，山梨，只要能充饥的，都往嘴里塞。
　　 冬天日角长，妈早早做了晚饭，天没擦黑把我们赶进被窝。
　　 睡不着，妈在炕梢，撑一盏煤油灯。一边缝补衣裳，一边教我们民谣。
　　 “小胖孩，上窗台。偷他娘小钱袋，他爹打，他娘拽。哭着喊着在耍赖，他爷听到把门踹。”
　　 “老姑花，紫歪歪，我爷给我娶奶奶。一顶花轿八人抬，披红挂绿迎亲来。”
　　 听着民谣，弟还是嚷着饿，翻来覆去，不肯睡觉。我大弟弟三岁，不敢喊饿，怕被妈骂。
　　 妈放下针线活，轻轻拍着他的后背，哼唱着民谣，“小小子，快睡觉。梦里有槽子糕，再不去捞不着”
　　 弟不多会发出了呼噜声，脸颊挂着亮晶晶的泪水。
　　 乡村的农活多的像天上的星星，总也做不完。我们如一尾鱼，跟在爸妈的身后，下田干活。
　　 枯燥乏味的日子，妈用民谣喂养我们的儿时光阴。
　　 常常有这样的景致，妈弯腰在地里起红薯，或者割豆子。我们拉下手，风嗖嗖的旋起衣摆，又饿又累。妈从围裙里掏出几只土豆，“吃吧，吃了扛饿。”土豆掉肚子里，也像饿汉嗑瓜子，不顶事儿，眼巴巴盼着天快晌午，好回家吃饭。妈掐了枝毛毛狗，望着湛蓝的天空，慢吞吞地哼起了民谣。
　　 “磨剪子，呛菜刀。走关东，寻刘巧。无音讯，哭折腰。情妹妹啊，可知道？菊花黄，岁月憔。痴哥哥等你等得霜染了发梢。”
　　 妈颤悠悠唱起的民谣，仿佛一碗红豆粥暖了我们的灵魂。
　　 民谣是山涧的溪水，在那个年代滋养着我们的精神平原。
　　 这些来自民间的民谣，绿了故乡的每一个角落，每一处山水，流淌在每一个孩子的脉络中。
　　 地上的沙砾听到过悠扬押韵的民谣，天空飞着的小鸟也听过朴实通俗的民谣，就连虫子，日月星辰都听过。
　　 生长在乡村腹地的民谣，站立成一株株红高粱，闪耀着麦穗的光芒，在久远的岁月长廊，民谣咬着牙坚持着，活成妈的模样。
　　 夕阳西下，弟坐在妈的背篓里，妈的另一只手牵着我。将这条土路拉长，妈唱着民谣把一缕晚霞和泥土的芬芳摘进院落。
　　 我读初中时，经济条件改善了。下地干活的次数少了，只要和妈一起劳作，我就能听到妈唱的民谣。
　　 后来，我远嫁他乡，做了母亲。不忘教儿子唱民谣，九零后的孩子，对民谣提不起兴趣，他说，“妈，你和姥姥唱的民谣，土的掉渣，谁稀罕唱啊？我们喜欢韩星，做娱乐圈内青春派歌手的铁粉。你们那是老古董了……。”
　　 回到故乡，街头巷尾音响传递的是现代版的歌曲和音乐。那条柏油路上再也没有了唱民谣的人。
　　 妈自老宅子迎出来，瘦弱的老人像长在乡村的一枚果子，饱经风霜之后，安静地吐露着生命的核。
　　 问她何曾记得当年教我们的民谣？
　　 妈瘪着腮帮子叹了口气，说:“哪能忘了？闺女，民谣里活着妈的故事呢！村子的人越来越少，留下的人还有几个能唱起那些民谣啊？！”
　　 夜色如水，陪着妈坐在热乎乎的火炕上唠嗑。
　　 蛐蛐在鸣叫，父亲的旱烟味像一道绿色的屏障，推也推不开，枕套里飘出稻壳的香气，两口褪了色的红柜子默默地细数流年；墙上发黄的年画仍散发着年味儿，一只老猫躺在妈的脚前，哼着喜歌。
　　 这些老物什拽醒了一屋子的旧时光。
　　 枕边悠悠飘来妈哼唱的民谣:打铁匠，眼睛亮，打把剪子过长江。
　　 长江头住着位卖花女，剪裁红妆娶她做新娘……
　　 妈哼唱的民谣是儿女再也回不去的原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