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上的挂历已经留下了最后一页。这一年就让它这么过去了？应该为自己留存些什么才是啊!
　　
　　 开春。
　　 退居二线的余市长带老干部来上海参观，邀我共进晚餐，其实我很勉强。按理说我原是余市长下属，他信任我，我尊重他，久别相聚很是自然。但期间由于误解甚至曲解，两人已经拉大了距离。没有料到，事隔16年之后，余市长会当着众人，在餐桌上郑重地对我说：“当时是我错怪了你，在这里我向你道歉！”这让我一时手足无措。余市长走到我面前，说要连罚自己三杯洋酒。不等他喝第二杯，就被我制止住了，我自责道：“当时我也偏执——”话还没说完，两个老男人就拥抱着相互拍打着对方的肩膀。
　　 我终于明白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并不是隔了千山万水，而只是心与心的间隙。
　　
　　 初夏。
　　 一个电话从美国打来，原来是我资助过学费的小何，告诉我正在那里深造，他原想有了成绩再向我汇报，并为长久没来信息表示歉意。放下电话，从心情到手脚，我整个人都变得轻松。曾几何时，我也抱怨资助过的几位学生不懂感恩，毕业有了工作之后音讯全无。其实，我也曾告诫自己：你的付出，并不等同于今后的回报。有人说的好：一个人做好事，是你与上帝之间的约定，与他人无关、包括接受方。既如此，那还计较什么音讯有无？
　　 可是，人心都是肉长的。许多释然，也只需要一个电话，也只需要三言两语。
　　
　　 入秋。
　　 夜游浦江喝了几杯葡萄酒，便站在船舷边吹吹江风。只见斜对面一对年轻夫妇在口角，看架势一时还不肯罢休。身后的小女孩捧着一盒糖果怔怔地望着父母。我便走上去悄悄地告诉小女孩：去给自己的爸妈递块糖果。小女孩怯生生地走到爸妈跟前，拉着他们的衣襟将糖果塞进爸妈的嘴里。爸妈开始觉得突然，继而露出笑颜，一家人就这么云开日出了。移时，小女孩在身后叫我“爷爷”，冷不防也朝我嘴里塞进一块，乐得我喜笑颜开。
　　 望着浦江两岸流光溢彩中的新老楼群，能让我在有生之年见证两个世纪的建筑经典，满足感油然而生。于是，默默地在心中写下了一行字：“活着，真好！”
　　
　　 寒冬。
　　 原插队落户的珲春朋友发了一篇我与朝鲜族刘书记四十多年相识交往的故事，不免让我往事涌动：在那个“政治谣言”的追查中，刘书记曾以他的人格党格向公安局担保我的清白；而我帮助书写解决他父亲被造反派打死的申诉材料，得到州委的重视，最终获得平反；我们一起爬山摸沟搞调研，最后申请到省里20万元贷款，武装了400个木耳栽培场，为珲春成为“木耳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于是，拨通了老领导的电话。聊起两年前的见面，当时刘书记在窗台上刚打完胰岛素，反身就给我俩倒了满满两玻璃杯五梁液（一杯起码三两），他拿起酒杯说了没几句开场白，一仰脖子全灌下了肚。面对刘书记的“仗义”，我尽管几年不沾白酒了，也一仰脖子铤而走险。
　　 最后，我向刘书记建议：“年纪都大了，下次我们不喝白酒?”
　　 大我十岁的刘书记挺干脆：“一定不喝白酒！”
　　 “喝红酒加上‘杆木基’（一种自制的米酒）？”
　　 “光这两样不行，还得有打糕、凉面……”
　　 我们在电话的两头都哈哈大笑：期待明年珲春的再次重逢。
　　 生活啊，尽管有种种的不如意，然而，我们终究没有绝望过。那是因为，有一条看不见的感情线在牵连着你我：让希望的彼岸还在，让人生的春天还在，让未来的梦想还在。
　　 于是，我们一路走到了今天。
　　
　　 能和这些人这些事相识相遇，那本是前世的缘、今生的情。
　　 于是，希望这一行字永远写在心上：
　　 “活着，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