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说梁启超：“谓先生文字流利畅达，节气灏大……其论列时事之文尤为明白易懂，可谓中国新闻学之祖”，确切！新闻写法就是为了博眼球，通俗易懂是必须的，就像海明威，记者出生，写的东西简洁，一读就懂，梁启超同样，盖新闻写法也。
　　 《中国积弱溯源论》是何天柱编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中的一篇。今天重读，感慨良多，蓦然回首，窃思之：任公莫非有先见之明？
　　 序跋以愤慨调开头，痛彻心扉的语言让人动容。最后，用扁鹊见齐桓公的例子明心：“今虽暝眩，后必有缪，其慎勿学齐桓侯之致死而不寐也。”
　　 中国为什么那么弱，变法始，经五四，讨论热闹非凡，至今不衰，梁任公应是早期醒悟者，且看他怎么说。
　　
　　 第一节、“积弱之源于理想者”
　　 什么叫理想？梁：“人人胸中所想象，而认为通常至当之理也。”又说：不管什么民族，必定有千年习俗，这是由于该民族先哲，名人的“垂训”所流传下来，然后慢慢的深入人们的脑中，很难洗去，这就是理想。跟密尔的观点完全一致，不知道这个说法是不是梁启超读了严复翻译密尔的“群己权界论”（现代翻译为“论自由”）而引起的共鸣。
　　 梁接着论述，这种理想的力量是天下最大的一股力量，能够生出种种风俗、事业。但是，梁叹息：这种“久行于世者”的旧理想，如果想用一种相反的新理想去“夺而易之，非有雷霆万钧之力不能。”
　　 梁启超想改正，但觉得自己力道不够。这么难？梁引用日本人的话说是：“中国人无爱国心”。不爱国乃积弱最大的根源，不深挖根源，有再大力量也没用。那么，这个“无爱国心”的根源又在哪儿呢？梁告诉我们：有三个。
　　 “一曰不知国家与天下之差别也。”
　　 说我国自古就一统，故而从上到下只有天下的概念，没有国的概念，因而看周围都是些小蛮夷。既然没有国，哪儿来的爱国概念？外国人为什么有爱国之心？梁说那是因为老外自古以来就有国存在，人家老早老早就有了国家的概念，说那是自希腊以来就这样，国家互相争斗一直没有断过，所以人人心中都有一个“国”字，不用教，天生就知道爱国。而我们呢？四万万同胞生活在一个小天地下，就知道自己，从不知道这天下之外还有天下，正是由于这种理想的存在，变生出来两个弊端，一个是骄傲不愿意与他国交往；其二是怯懦，不想跟他国竞争，于是，在当今激烈竞争的世界里就窒息了耶。这是中国受病的第一根源。
　　 我国古人习惯了天下的概念，视周围地方人等都是蛮夷，这话不错。也正是这样，造就了我们骄傲而不愿意与他国交往的坏习惯，从前清皇帝对待英吉利使者的礼仪要求的例子可以管窥。两个弊端的第一个有道理。
　　 国家的概念的论述，梁启超的话是说的激动而快了点，将民族、地理与国家概念混淆了。
　　 古希腊有国的概念？
　　 谁都知道，纪元前500年前后，希腊跟我们春秋战国时代一样，是由数个城邦组成的一块地域，城邦之间打来打去没个完，互相兼并。我们那时候还有个周的名号，而希腊还没有。亚历山大大帝曾统一过，没几年就又分崩离析。欧洲呢？罗马是强盛了千年，靠武力统治那么多民族，爱罗马？大概只有嫡传罗马人才会有，那些被兼并的民族是恨死了罗马人。而西欧这块土地上，罗马人、高卢人、日耳曼人等在民族的旗号下互相打了千年仗。中世纪，罗马帝国分成了东西两个，继而萎缩到了现在的意大利那么一块地方，欧洲的法国、荷兰、西班牙等等都是好多个由大公统治的所谓“公国”，典型的就是德国，德意志大公也就是这篇土地上日耳曼人稍微大一点的一个“诸侯”而已。公国之间打来打去，兼并不停。相反，我国倒是唐宋元明清，除了偶尔有分裂，都是“一统”。
　　 梁任公的“国”到底是包含了多民族组成的统一国家，还是单一民族的？梁含含糊糊。读过西洋史的都知道，如果说一统天下的“国”，希腊，欧洲的确是还没有我们“进步”呢。至于加上地域概念的“国”，即有明确的所谓国境线和人员往来，通商限制，也就是我们今天世界版图上的所谓国家，这，其实在二战以后才有的。二战以前，各国之间贸易，人员往来没有什么限制，护照根本没有，就比如大清，民国国民想去欧洲，找个有身份的担保人就可以了，去日本，买张船票就走，变法的君子们，反袁革命党人东渡不就是这样么？全世界一样：国的概念并不十分明确。什么是国，爱什么国？梁给自己出了一道一不小心回答就歪的题目。国家这个概念，到底是以地理，还是民族或统治者来划分等等，或跟现在世界现国家概念一样？梁是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没个准头。不必苛求梁任公，国父孙中山当年打出的旗号，也没有准确的“中国”概念，就说是“恢复中华”，这“中华民族”是仅限于汉民族，还是包含了多民族？没有具体的回答。孙先生第一个口号就是驱除鞑虏，说的就是赶走满人啊！要说国，那么满人，蒙人和南面的越等民族不是一个“国家”的？不属于“中华”？至于谁，什么民族在统治，那是另一个概念了。什么民族的人统治与专制或共和国体也是不同的概念，不能互换，梁启超和国父似乎都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说法，“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到现在还有人在争论着，梁启超知道这一点，且看他下面论述。
　　 国民怯懦？在“中华”这片土地上，抵抗外民族的侵犯，或诸侯国之间的争斗，民众的表现，历史事实摆在那儿，毋庸多言，梁不见？诧异得很！
　　 还有什么，梁启超当然有话说：
　　 “二曰不知国家与朝廷之界限关系也。”“三曰不知国家与国民之关系也。”
　　 这两段论述所表明的观点、概念跟今天人们的议论惊人的一致，照我们现在的观点：国家与朝廷，即国家与政府的别称，因为管事儿的政府可能是专制的朝廷，也可能是君主立宪的政府，也可能是民选的，又可能是别的什么制度，但是国家与政府的的确确是两回事儿。不过这个认识就是到现在还有很多人稀里糊涂，以为国家就是政府，可见梁任公见解之超前。最后，梁说：“乃我同胞之中知此义者已如凤毛麟角矣，或知之而不敢言，或言之而行不远……”
　　 但这还不是根源的全部，因为梁启超看到，且说出了事物的现象，而造成这些现象背后的是什么，那才是根源。且慢下结论，梁启超“太息”还没完。
　　
　　 第二节、积弱之源于风俗
　　 梁太息：“今之论国事者，每一启齿，未有不太息痛恨，唾骂官吏之无状矣。”太息的是“风俗”，风俗的表现？梁：“一曰奴性”。奴性，这观点至今还能引起共鸣。看看梁怎么说的。
　　 梁启超引用孟子同一段话打开话匣子：“孟子曰：人之所以求富贵者，其妻妾见之而不相泣者，几希也。”奴性原来就是为了“求富贵”啊！梁说，连上流社会的人都如此，何况“乡曲小民”？说西洋曾经有段子：“谓在德国做俾士麦，不如在中国做一知县；在英国为格兰斯顿，不如在中国做一县丞。”梁接着描述：为什么官员骄横暴戾，日甚一日？是“民间骄纵之而养成”，具体表现是：对上谄媚，对下骄横，这些统统都是奴性，因为只有一级对一级的俯首听命，才能保证升官发财，而妻妾满意。哈哈，描述的很准确，这话就是放到今天，好像也蛮贴切，于是：“故虽日日为奴，而不觉其苦，反觉其乐；不觉其辱，反觉其荣。”后面一大段都是描述中国国民的奴性表现。最后，梁启超自己做了一段注解，说，这样的民，这样的性，几千年来已经“毒遍亿身”，“斯害不去，国其灰尘”。所以，梁痛心疾首的要“大棒大喝于我国民者也。”
　　 二曰愚昧。
　　 同上面一样，梁启超认为国民虽有眼耳鼻舌身，但基本上没脑子，即凡事不动脑子，上云亦云，人云亦云等等。这一切的一切关键是民智未开。
　　 三曰为我。
　　 梁说，这天下哪个不爱我，不为自己的利益多考虑，圣人也承认这一点的。梁话锋一转：但是这世界上不是只有一个人，而是由好多好多人组成，于是就有了此群与彼群的现象了。人与人之间，人欲群之间，群与群之间的交往不可避免。于是，梁提出了“大我”与“小我”的两个概念。咱中国就是唯“小我”而不重视“大我”，说到底也就是前面说过的关于“国”的概念：中国人自古就没有“国”的概念。因为如此，梁用日本伊藤博文首相的话：“中国名为一国，实则十八国也。其为一国，则诚十倍于日本，其为十八国，则无一能及日本之大者，吾何畏焉？”伊藤博文看得清楚，跟全中国为敌，日本没有胜算，但是，如果如本跟中国一个省打仗，那有什么好怕的？梁启超是经历过甲午战争的，所以他说，战端起来，中国始终就是直隶一省敌日本全国，所以大败，不是伊藤侥幸言中，乃是中国没有“群力”。
　　 四曰好伪。
　　 伪，假也，即将真实意图掩藏起来，心里想的跟嘴上说的两码子事儿。梁描述：君臣之间，部属之间，长幼之间等等，反正就是人与人之间，都没真话说。“无论何人，无论何事，无论何地，无论何时，而皆以一‘伪’之一字行之。”奏章是伪，为了媚上；法律是伪，条文多多，却跟没有一样；武将也伪，因为克扣军饷；有伪职，即拿钱不干事儿……好笑的是，梁任公也不放过文人：那些号称清流名士的，或痛哭涕淋，或义愤填膺，但是“考其行，则醇酒妇人也。”“好伪至极，至于如今日之中国人，真天下所稀闻，古今未所有也。”
　　 五曰怯懦。
　　 说东洋，西欧民俗是尚武，我们恰恰相反，为什么？是“理想”不同所致，梁提醒：前面已经说过了。意犹未尽，这儿补充补充。
　　 梁任公举了湘军、淮军和大清绿营的例子。也是，绿营被太平军打的稀里哗啦；湘军被捻军打的颜面不再；淮军呢？在朝鲜，被日本人打的丢盔弃甲。可：绿营进关，对大明、闯王“虎狼之师”如摧枯拉朽般；湘军是怎么让太平军灰飞烟灭的？淮军于苏州灭长毛的忠王，山东剿捻军完胜。任何军队，除了实在是脓包的，都有个盛衰过程，不能就抓住关公走麦城说事儿，人家早先不也是过五关斩六将吗？就拿梁启超高看的拿破仑来说，虽然曾称霸整个欧洲，不也有莫斯科一把大火的悲剧吗？最后以滑铁卢告终。任公说话到了激动的时刻易顾此失彼。
　　 六曰无动。
　　 无动就是不作为。梁批老子：“老子有言曰：无动为大。此实千古之罪言也。”不动，什么事儿也不会发生，也就是什么事儿也干不成，那人在这世界上存在有什么意义？如同草木。不会吧？梁引入现实：“吾闻有六字之秘诀：多磕头，少讲话。由今视之，又不惟官场而已，举国之人，皆从此六字陶镕出来者也。”哦，这就是所谓“不动”。
　　 百姓“不动”是怎么造成的？梁启超并没有苛责老子，而是另给答案：“是故污吏压制之也而不动，虐政残害之而不动，”所以，梁描绘出了整个中国一幅漫画像：“外人侵慢之而不动，万国富强之成效灿灿然而不动，列强瓜分之奇辱咄然迫于眉睫而不动。”
　　 梁总结：这六个不过是明显可见的“大端”，言下之意，还有好多林林种种小端，无法一一道尽，真实痛心疾首：“若我国民徒责人而不知自责，徒望人而不知自勉，则吾恐中国之弱正未有艾也。”好一个“未有艾”……
　　 “大端”是现象不是真正的根源，那么真正的根源，即造成这个局面的真正根源在哪儿？梁指出：
　　
　　 第三节、积弱之源于政术者
　　 梁一开头就点明：“然则当局者遂无罪乎？曰：恶，是何言欤！是何言欤！纵成今日之官吏者，则今日之国民是也；造成今日之国民者，则昔日之政术是也。”政术是这样的，根源（又是根源）乃“数千年民贼既以国家为彼一姓字私产，于是凡百姓经营，皆为保护己之私产而设，此实中国数千年来政术之总根源也！”
　　 民贼！梁总算说出来了，任公自比黄宗羲，由此可见。何为“民贼”？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说的清清楚楚：是一个叫做皇帝的人，即专制之代表者也。梁启超虽没有道明，却清晰可见的是：不要妄则民众，该斥责是“民贼”。
　　 专制者如何耍“术”？梁启超说有四个：“曰驯之之术、曰聒之之术、曰役之之术、曰监之之术是也。”这么治理国家的成绩就有三个：“曰愚其民。柔其民、涣其民是也。”
　　 这“四持术”和“三民”的详尽论述，韩非在《韩非子》中叙述得淋漓尽致，读过的，无不掩卷拍案，梁任公所斥与之尽同，这儿就不赘述了。其引用两洋人几句却让人振聋发聩：“法国大儒孟德斯鸠曰：凡半开专制君主之国，其教育之目的，惟在使人服从而已。日本大儒福泽瑜吉曰：支那旧教，莫重于礼仪。礼也者，使人柔顺屈从者也；乐也者，所以调和民间勃郁不平之气，使之恭顺于民贼之下者也。”
　　 黄宗羲有“明夷待访录”，梁启超自比黄宗羲，良有以也。
　　 三节说完，梁启超告诉我们：这三个只是“远因”，还有分因、近因。
　　
　　 第四节、积弱之源于近事者
　　 近因是梁任公主要论点，他分了四个时期来谈，即康熙、乾隆、咸丰和最近时代。前三个都是皇权的极权时代，说来说去不离已经论述过的前三节。最近时代，则是将矛头对准了那拉氏，即慈禧太后和那个裱糊匠李鸿章，这一段历史和梁启超的态度，在他的诸多文章中屡屡涉及，人们都很熟悉，他和老师康南海逃亡日本就是原因，怎么能不重重地写上一笔？
　　
　　 结论
　　 梁意犹未尽“吾之所以笔下二万言，刺刺不能自休者，非如江湖名士傲睨一世，使酒骂坐，以快其口舌意气也”，也不是郁郁不得志，为了消除胸中块垒，为的是“不能坐视其亡而不救也”。
　　 最后“嗟夫！嗟夫！”连叹两声，然后又“墨耶泪耶，长歌当哭……结束全文。
　　 任公洋洋洒洒两万余言，情切切，意浓浓，感人至深。虽痛陈民之愚昧、怯懦、守旧而“不动”等等等等，却未将矛刺刺向民众，因“积弱之源于政术者”的“民贼”所为！虽言“千年习俗”“先哲、名人垂训”，却未就此移罪孔孟。后人有假任公言，将积弱之源归罪与孔孟，实在是可笑。
　　 章太炎与梁启超虽相恶，实乃立宪与共和政见不同，故用章太炎语结束：“谥经学以顽固，盖出诸言疏不学辈之口，彼略识点画，苦于九经，三传之不尽解，而又添拥皋比，深恐为学子问难所劳，故尽力抹杀，谥以顽固。”此乃“少年浮躁，利其便己，从而附和，遂至一世波靡，良可愤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