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常自豪地说，你们兄妹六个皮肤白随我，你二哥长得最好看，那脸都是在高原部队让大太阳晒黑的。
　　 二哥小时到地里放羊，羊都吃人家的玉米了，他还坐在土梁上看书。村长看到了，喊道：“书生，回家告诉你爹，就说我说的，再好的秀才郎，放上三年羊，给个知县也不会坐了。”二哥把此话说给母亲，母亲当天就回了娘家。姥爷把家底拿出来，供二哥念完了完小。就在二哥梦想上中学时，三哥大腿长了恶疮，大哥又在外当兵，二哥只好辍学回家，挑起了家里的重担。
　　 一年后，三哥腿好了，大哥也提了干，十六岁的二哥参军来到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当了一名卫生员。二哥给家里来信说，当兵太苦啦，喝的水里面有虫，山上四季积雪，不能感冒，少氧气，嘴唇都发紫了，好多战友脱头发、掉眉毛、手指甲凹陷。如果得病，基本就没命了。爹让上中学的姐给二哥写回信，说，问你哥是不是就他一个人当兵？要是还有别人，让他紧跟着队伍，拉着战友的后襟，就不会从高原上掉下来。妈在一边说，告诉你哥，回家可没白面吃，没新衣服穿。此后，二哥的信里不再提让家里提心吊胆的事了。他的字很大，但页数不少，一会儿说他被送去到团卫生所学检验，一会儿又说他被调到了师机关，当上了保密员。
　　 我不知道二哥当兵有多苦，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上小学时，他穿着四个口袋的军官服回家的情景。那时他新婚，带着来自城里的漂亮的二嫂，背着相机给我们村里人照相。我记得那是海鸥120照相机，用的是黑白胶卷。二嫂给我带了条粉红色连衣裙，我要穿着照相。妈不让，我哭得坐在地上不起来，妈只好拿出已锁进柜子的裙子。因为当时我穿着长裤，妈只好给我把裤腿挽了起来。谁知就在照相的一瞬间，一只裤腿忽然掉了下来。这就是我人生最早的一张黑白照片，脸上还有没擦干的泪痕，裙子下面露出了一条长裤。
　　 后来我高中毕业，到青海二哥家去玩。家里一只老母鸡死了，二嫂给我们做了鸡肉吃，二哥问二嫂看见是黄鼠狼咬死了鸡？怎么确定鸡不是病死的？还说凡是没有眼见就不要轻信。把做得喷香的鸡肉全倒在了垃圾桶里。而且从此不跟二嫂说话，还不让我吃她做的饭。他整天给我下挂面吃。我走时，他俩还在闹别扭，就写了封学生气颇浓的信，让他们加强勾通，像周恩来与邓颖超，孙中山与宋庆龄那样互帮互爱，一起携手共看夕阳之类的。他们看没看我写的信，又如何和好的，我不知，但不久，二哥给我寄了二十本世界名著，随书的信中写道：看来你是个写作的料，好好写，需要啥，给哥来信。
　　 再见二哥时我已经在部队写作小有名气，跟随作家们到青藏高原采风。时逢二哥在格尔木大站检查工作，那时他已是青藏兵站部政委了。而我也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们随行要到医院体检合格才能上线，我说我身体好，不用查。二哥当时脸更黑了，说，快去！上高原，可不是闹着玩的。
　　 上线时，二哥坚持送我过了青藏高原反应强烈、最难走的五道梁兵站后，再三叮嘱不能跑呀，注意别感冒呀，一到拉萨马上给他打电话，好像我还是那个哭着要照相的小女孩。车一过唐古拉，我头痛欲裂，想起了二哥说他们上线头疼就用背包带扎紧头，才好受些。我们边走边吸氧，随行的一位作家哭着要给家里人写遗书。到了拉萨，我给二哥打电话，说，三十年呀，在平均海拔四千米以上，平均气温零下六摄氏度，大部分地段空气含氧量不足海平面的一半的两千公里的青藏公路上，近二百次翻越“生命禁区”唐古拉，哥呀，你是怎么过来的？
　　 二哥嘿嘿一笑，说，难道你没有细看美丽的可可西里草原，没看到云彩下的楚玛尔河有多漂亮，还有那连绵起伏的雪山和湖泊，还有一辆辆的军车把物资运送到西藏，这些比起那些苦，你说值得不值？
　　 蒙组织关怀，在高原当兵三十三年后，二哥终于调到了广州。从最偏远的西部到繁华的南国都市，二哥最大的反应是醉氧。一年后，二哥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就在我们全家欢呼祖辈都是农民的家里继大哥之后，又出了一位将军时，军队改革，一纸命令，二哥所在的军医大学集体转业地方。作为政委的二哥，不但自己要服从，而且要做好属下的政治思想工作。那一阵，二哥好多天没有睡着。一天晚上二哥喝醉了，他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告别军旗时，所有的人，无论白发苍苍的将军教授，还是官兵学生，大家都哭了。
　　 现在退休了的二哥，仍然沉默寡言。六十五岁的他像在军中，每天清晨先在跑步机上跑一小时，然后又做三百多个俯卧撑。我说年岁不饶人了，散散步、走走跑就可以了。他置若罔闻，坚持锻炼，雷打不动。然后就把自己关在书房看电视，谁也不让打扰，但有一个人，会让他停止观看战争片。小外孙撞开门，缠着要坐火车时，他弯下腰，让外孙骑到背上，说，准备好了，火车马上出发，下一站：青藏高原。
　　
　　 人民的名义
　　
　　 有次去江西老区采风，部队一位首长为了让我们更多了解情况，极早进入情况，在饭桌上，说为了人民过上好日子，多少红军将士都把命丢在了异乡。说着，拿出手机，放起了刀郎唱的《十送红军》歌曲。我正听到：“七送(里格)红军，(介支个)五斗江，江上(里格)船儿，(介支个)穿梭忙。千军万马(介支个)江畔站，四方百姓泪汪汪，恩情似海不能忘，红军啊，革命成功，(介支个)早归乡……”有一地方八零后女作家走到我身后，悄悄告诉我说，你让他关了，饭桌上放这，瘆得慌。我回答，如果你有一位失散至今仍无音信的伯伯，有一位嘴唇上还留着伤疤的叔叔，你就不会瘆得慌了。她回了一句，你们部队作家空有一腔热血，可惜生不逢时。她拉着怪腔说完，扭着腰离了席。
　　 音乐仍在响着，我的思绪跟着走了好远。
　　 七十年前的一个下着雪的冬夜，我的大伯、父亲和叔叔正香香地睡在一张炕上，忽然进来一支队伍，大伯和叔叔全被其抓了壮丁。奶奶倚着门，朝也盼，暮也盼，哭瞎了眼睛，一直到去世，也没盼得他孝顺的大儿回还。
　　 解放后，当解放军的叔叔退伍回来了，没有军功章，下嘴唇多了一道长长的伤口。已经跟他订婚的婶子没有嫌弃他，跟他结了婚。堂哥堂姐小时，老受人欺负，动不动村里小孩就会叫：“豁豁嘴，你大是个豁豁嘴。”我也一直为这样的叔叔而感觉脸上无光。因为叔叔吃饭时，口水比小孩子流得还多，让我觉得特没面子。我问叔叔他的嘴怎么回事，我那时喜欢看《南征北战》、《万水千山》等打仗的电影，我觉得叔叔的故事一定比电影中的英雄还感人。可叔叔的回答，却让我大失所望：他是给连长当马夫，嘴唇被一颗流弹击伤了。战争结束，叔叔说首长找他谈话，可以留在部队，也可以回家，他跟村里几个年轻人想了一夜，选择了回家。而留下的都当了不小的官，有的转业到地方，任了要职；有的在部队，当了团长、师长，而叔叔，下沟担水，上山背柴，成了靠天吃饭、缺衣少穿的农民。每每婶子拿着一把柴禾到我家来点火，拿着碟子来借盐时，总不时地叹息道：“他大要是没从队伍回来，咱家过的就是城里人的日子。”
　　 叔叔在我记事起，好像没参加过村里的农活，他是生产队里的饲养员，住着一间大瓦房，与十几匹马为伍。饲养室有张大炕，冬天时，烧得特别热，我们几个小孩子就坐在炕上抓石子玩，叔叔在一边给马喂料、梳毛。马跟我们只隔着一排一人高的石槽，马在吃草，我们在欢闹，叔叔坐在一边，端着一碗的豆子，嘴里流着口水，不停地说，吃，香得很。那些豌豆是预备的马料同，在我们家家吃不饱时，那可是救命的粮。这时，我是喜欢叔叔的，我觉得他比我父亲还亲，因为无论我们小孩子怎么闹，他都不骂我们。不像父亲，如果他在家，我们小孩子基本上都不敢说话，因为他特严肃，他动不动就说，咋有那么多话呢，悄悄的，呆在一边。而在叔叔跟前，我们可以骂人，打架，揪叔叔的耳朵，甚至拿手摸叔叔嘴巴上的伤口，他都不恼，还让我们跟他掰手腕。他的劲真大，我们三个人都掰不过他。
　　 叔叔家院子有棵柳树，不知什么原因，反正倒在了地上，满树都是枝叶，我跟堂哥们戴着枝条编的帽子，钻进钻出的玩打仗。堂哥总胜。他说他长大要为叔叔报仇。叔叔的确把两个儿子都送去参了军，一个在新疆，一个在西藏。堂哥、堂弟到退伍，也没有机会去参战，而是在和平的军营里，站岗、训练，除了有颗高原心脏外，没得过一枚军功章。
　　 叔叔从来没有跟我讲过他的从军故事。三年前，我回家，坐在他身边，让他讲讲他在青海跟敌人打仗的经过。八十多岁的叔叔，伤口仍然明显，里面红红的肉还是那么吓人，他擦了一下口水说，我没见过敌人，我只喂马，连长说，把马喂好了，照样为革命做贡献。我喂的马可欢实了，跑得快，还能听懂人话。我喂它时，给它讲故事，我说我想打仗，我想成为英雄，我想找到大哥。它听得可专心了，还时不时把脸头贴到我脸上。我说你不要说马了，讲讲你的战友们的故事吧。叔叔摇摇头，说，他们没啥可讲的，也没打过仗，连长叫干啥就干啥。炊事班有个湖南兵，炒的肉真好吃。我说你不要老讲吃呀马呀什么的，讲讲那些感人的故事，我要写进书里的。叔叔说，连长说了，我们干好自己的事，让马跑得快，让战友们吃得饱，就是优秀士兵。对了，你在省城医院认识人不，我想做个手术，到那边了，我全活着，就不受阎王爷的罪了。我说那都是迷信。不甘心，又问，那你跟大伯啥时分手的？
　　 我们一离开县里，就被带到了不同的部队，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你认为大伯现在还活着吗？堂哥说当然没了，要活着，早回来了。村里有人从美国回来了，有人从巴西回来了，赚了钱，回来投资办厂，县里几大班子领导都陪着，车接车送，可是大伯还是没有回来。
　　 叔叔摸了摸他的下嘴唇上的伤口，说，他活着，他肯定活着，我记得我们被兵们拉得分开时，他让我不要哭，说你奶奶给他系了一条红裤带，他命大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