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被害临刑前说：“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但他的《广陵散》也是从别人处学来的，怎么会他死了，就绝响了呢？
　　 早在东汉和三国初年就已经有人提及过《广陵散》，比如：应璩《与刘孔才书》就有：“听广陵之清散”的说法，傅玄《琴赋》说：“马融谭思于《止息》。”唐人李善认为《止息》就是《广陵散》。孙该《琵琶赋》说：《广陵散》等曲“每至曲终歌阕，乱以众契。”应璩和马融都是嵇康之前的人物，孙该和嵇康同时。嵇康被杀以后，《广陵散》也并未绝响，自晋至唐、宋，仍然在流传。潘岳的《笙赋》就说：“辍张女之哀弹，流广陵之名散。”李善注《文选·嵇康<琴赋>》时，明确说：“《广陵》等曲，今并犹存。”南宋文学家楼钥的《谢文思许尚之石函广陵散谱》则说他不仅亲眼看到了《广陵散》曲谱，还说此曲：“慢商与宫同，惨痛声足备。”至于为什么名为“广陵”？则前人没有留下什么资料，我猜想是摹写了广陵潮的怒号之声。
　　 缪天瑞等人主编的《中国音乐词典》说：现存《广陵散》琴谱，源于明太祖之子宁王朱权所说“传自隋宫，历唐至宋，辗转流传于后”的《神奇秘谱》。就是东汉蔡邕《琴操》所载的《聂政刺韩王曲》。刺韩王的故事说聂政的父亲为韩哀侯铸剑，过了工期没有铸成，于是韩哀侯就下令把他杀了。聂政当时还未出生，长大后从母亲口里知道后，立誓为父报仇，最终藏剑于琴，刺杀了韩王。蔡邕之说与《史记》记载的聂政为严仲子刺杀韩相侠累不同，但韩哀候在位也只有六年，所以蔡邕之说，可以视作文艺创作。尽管如此，其反抗暴政的共同主旨与嵇康之心是相通的，如果此说成立，也许就可以从中得知：嵇康之所以喜欢《广陵散》的“夫哀心藏于苦心内，遇和声而后发”了。
　　 竹林七贤作为有一定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是在服从真理、理想，还是服务于统治政权这一问题上的挣扎，在司马氏集团和曹魏阵营的残酷倾扎中应该如何表现，就是这个群体影响后人和留给人们的思考题。精神王国的任自然与世俗的王国的虚伪之间，有时相互间可以不屑一顾，所以阮籍可以说：“礼教岂为我辈而设！”嵇康甚至为此把生命置之度外，但他临终也已经看得很清楚，正如阮籍对迟到的王戎说：“俗物已复来败人意”时，王戎笑道：“卿辈意亦复易败耳！”一样，时过境迁，司马氏集团留给他们的余地已经越来越窄，越来越多的人屈服成了庸众。所以他说：“《广陵散》于今绝矣！”他所坚持的理想将要止息。身后的事也只能无奈地随俗了，所以他无奈地把儿子也托付给了已经绝交的山涛，但他不会想到，儿子以后会无谓地为白痴的晋惠帝献出了性命！
　　 果然，嵇康死后，阮籍也屈服了，还在袁孝尼家里为司马昭写了《劝进文》而衔恨而死，留下了一句“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浩叹。和嵇康一起打铁的向秀则硬着头皮送上门去，还被司马昭调侃说：“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逼得他违心地说了：隐居箕山的巢父、许由“乃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的话；刘伶也到王戎的幕府中当了一名“建威参军”；山涛和王戎一样，虽然向慕竹林的精神自由，在究竟现实是理想的附庸，还是理想是现实的附庸这个问题上，现实的成分占居了压倒性的多数。所以在曹魏势力占主导的时候，山涛就出仕了，一看到风向要变，他又回到了竹林，等到司马氏占上风时，又再次走出竹林，腆着脸向表外甥司马师要官做，让司马师恬不知耻地说了一句：“吕尚欲仕乎？”而七贤中的阮咸，山涛在举荐他为吏部郎时说他：“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司马昭以其崇尚虚浮之谈、嗜酒如命为由而不用。不难想象：此时名士已经失去了市场，即便是想“移”，司马氏也已经无需用来装点门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