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斜照，落叶飘零。我参观过古城阆中蜀汉桓侯祠大殿后，在张飞墓冢周围徘徊，思绪随秋风起伏，不能平静。张飞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他的忠义，他的勇武，他的刚直，久为人们称道。那么，一代雄杰，身经百战，没有死于强大的对手，何以会“阴沟里翻船”，死于小人之手？从张飞悲剧式的结局中，我们应该吸取怎样的教训？
　　 张飞性情暴戾恣睢，打骂手下将士是家常便饭。虽然偶尔也是为了做戏，如智欺张郃，但绝大多时候是酒后任性胡为。古语虽有“慈不掌兵”一论，但这话得两说：在用兵作战时，为达战争目的，令士兵必要的吃苦、涉险，甚至牺牲性命，都属正常。然而在平时，则非“慈”不可。所谓“爱兵如子”，实为带兵之道。平时官爱兵，战时敢舍身。《史记•李广列传》记载：“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张飞则不然，视部下生命如草芥，以致下属积怨日久至深，终于因此而掉了脑袋。
　　 由是观之，御下不可过苛，须以仁心待之。无论是带兵者或是其他管理者，管理须宽严适度，刚柔相济，使上下和谐，方能戮力同心。这是管理的精义，也是张飞的血流出来的教训。
　　 张飞为关羽复仇心切，命部将范强（《三国演义》中为范疆，实为笔误）、张达“限三日内制办白旗白甲”，这显然是一道无法完成的命令。初略估算，当时驻守阆中的军队，少说也有几千上万人吧，白旗倒还好办，这每人一件白色铠甲，以当时的手工加工水平，三天如何能制出？完不成将令即死，这不是硬逼部下反么？不切实际的将令，是导致范、张二人叛变并起杀心的主因，其结果是招来杀身之祸。
　　 由此可鉴，将令不可过苛。管理者给下级定目标或提要求，不可超越客观条件，否则欲速不达，物极必反。
　　 刘备、关羽、张飞作为拜把子的铁哥们儿，是千古楷模，但作为一个政治集团的核心人物，作为一国之君、臣，则不敢恭维。他们为人处世以“义”当先，尽管《三国演义》把这种“义”吹到神圣的地步，但留给人们的多是遗憾，叹息。关张二人武略有余而文韬不足，但刘备出于“义”，仍留关羽镇守与蜀汉命运攸关的荆州，派张飞守阆中。委以大任，却不加以约束，致使二人恃权独行，无所顾忌，结果一个丢了荆州，两人丢了性命。然后，刘备出于“义”，置长期奉行的“联吴抗魏”的正确战略于不顾，不听劝谏，率兵伐吴，一意孤行，弄出个全军覆没，命丧白帝城的结局。张飞出于“义”，急于报仇，乱出将令，激起兵变，也引来杀身之祸。
　　 纵观刘、关、张的兴亡，真可谓成也“义”，亡也“义”。倘若这哥仨仅仅是引车卖浆之辈，普通市井之流，倒也罢了。然而此三子者，乃关乎蜀汉政权存亡的人物，他们心中只有“义”，遑论国家，哪管黎庶，毫不在乎应该为蜀汉担当的责任。因为“义”，不但自身败亡，还大大削弱了国力，造成蜀汉早衰而在三国中最先亡国。
　　 由此看来，“义”字是把双刃剑，“义”可兴邦，“义”可亡国。不顾大局，不讲原则的“义”，往往会造成难以挽回的恶果。
　　 自杜康酿酒以来，很多人喜欢酒，但也被酒所误。张飞的一生是酒泡着的，动辄狂喝滥饮，毫无节制，酩酊大醉。因酒醉而无辜打骂士兵，因酒醉而屡屡耽误军情，因酒醉而丢了好不容易才弄到手的徐州，最终，也因酒醉而枉丢性命。假设他当晚不是喝得滥醉，范、张二人是杀不了他的。酒可以助兴，酒可以忘忧，但酒也可以惑乱心志，戕害身体，误人误己。无怪乎西汉辞赋家枚乘斥之为“腐肠之药”。酒害人误事的例子，千千万万。远的不说，就说醉驾，一人醉驾，可导致多人受害，多个家破人亡。
　　 因此可以说，酒是害人的尤物。酒能成事，也能败事；酒是欢乐的助兴剂，也是灾难的助产婆。
　　 古人道：“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我无意贬低这位被人们赞誉了1700多年的英雄，只是在凭吊他老人家时，不由自主地冒出了这点滴思考。今付诸文字，为自己立一面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