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过年，有很多有趣的年俗，我们是在年俗中逐渐长大。比如大年三十要进行大扫除，把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都要扫得干干净净。到初一，就不能动扫帚了，这一天是扫帚的生日，扫东西出屋，这一年就要“破财”。在这一天家里无论多脏，都得忍着。如果看不下去，就去外面转悠，看到柴就捡起来，然后抱回家，这就是“抱柴（财）回家”。
　　 在初一这天，千万不能说不吉利的话。小的时候，起床之前，妈妈总是很紧张地盯着你的嘴，对我们千叮咛万嘱咐，只准说“好”话，不准说“坏”话。一旦不吉利的话出了口，马上就得吐口水，“呸、呸、呸”，掩盖这种不吉利。
　　 大年初一，是一年的开始，都希望“开个好头”，讨吉利，说话要说好话，吉利话，开心话。
　　 过了年，又长大了一岁。长大了的标志，就是长高了。没有人不想长得高高的，像一棵俊拔的白杨树。在茅盾的散文《白杨礼赞》写的那样，“傲然地耸立，像哨兵似的”。
　　 期望是一回事，现实又是一回事。在除夕的那天，妈妈会把我拉到门前，在门框上刻画上一个痕迹。这个痕迹每年一条，相隔的距离参差不齐。看到不断升高的刻痕，心里还是美滋滋的。刻痕就是长高长大的证据。
　　 到了初一，家里的人都会聚在一起，大人们吃饭，喝酒，聊天，打牌，玩闹，也会逗我们这些孩子玩。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项必不可少的活动，就是孩子们比身高。孩子们站在一起，嘻嘻笑笑着扭成一团，大人们的手扒拉着，把我们拉在一起，背靠着背，看谁的头冒出去，判断谁高谁低。
　　 年龄有差别，身高有高低。年龄差不多的，就暗中攒了劲，想要争个我高你低。比一比，是你比我高一头，还是我比你高一点儿的。高的自然开开心心，笑呵呵，矮的就嘟嘟着嘴，要掉眼泪。矮就是“失败”，还因此被叔伯婶姨们调笑几句。
　　 我的个子长得慢，属于矮、圆类型，不仅比同龄的堂（姨）兄弟姐妹矮，甚至不及比我还小两岁的弟弟。
　　 “你吃的东西，都到哪里去了呢？装到肚子里，变成石头往地下坠吗？我是喝一斤就醉，你是一年一个千斤坠！哈哈哈——”
　　 “笨蛋，大笨蛋，连自己的弟弟也长不赢。”
　　 “长心眼去了吧？个子也要记得长才行啊！”
　　 纷纷扰扰的言语，简直要摧毁我的眼眶。我包着一眼泡的泪水，跑了出去。我听说，只要找一棵最大的树抱一抱，这一年就会长高。
　　 我在村子里找树，凡是大树，我都去抱。很多树都大，伸展着手，根本就抱不住。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棵树，一棵是学校里的泡桐树，可能要四五个人才能抱过来，我抱着树，脸贴在粗糙的树皮上，嘴里喃喃着，“泡桐王、泡桐王，你长粗我长长，你长粗了能做梁，我长长了穿衣裳”。还有一棵是河滩边的一棵大榕树，那棵树大得分出不少的根须枝丫藤蔓，都找不到该抱的地方。
　　 抱了大树，也没有什么效果，只是心里多了一些期待而已。妈妈看我情绪不高，就说，“你要多跳。跳高，跳高，越跳越高。”
　　 跳几下，就会腿酸脚痛，不想跳了。在过年之前，妈妈拿了一根细长的荆条，朝我脚上抽。
　　 荆条软软的，但抽在脚上像被蛇咬了一般，火辣辣的痛。我痛得直跳，“妈，妈，你干嘛打我呀！”
　　 “打，就是要打。”
　　 “打我的理由？”我着急地喊，“长不高，我也没有办法。”
　　 “打，发。只有打，才会发。”
　　 我不知道“发”的含义是发财。我以为“发”的含义是“发面”。一块死面，“发一发”就能变得松软，肿胀起来，长高起来。
　　 我的个头，没有像面一样“发”起来，在新年的身高比试中依然落后，依然成为嘲笑的对象。
　　 我二哥娶了一个北方女人。这个二嫂和善，对我很好。她偷偷带我到厨房，拿了一块东西给我。
　　 “什么呀？”
　　 “你吃吃看。”
　　 她给我的是一块糕，在北方称为年糕，是她从家来带来的。年糕软软的，黏黏的，甜甜的，还挺好吃。
　　 “吃吧，吃吧，到明年你就会长得很高，超过他们。”二嫂说。
　　 “为什么呀？”
　　 “年糕，年糕，年年高。”
　　 我又有了一件利器，“年糕”，我对长高有了新的期待。但是，吃了年糕，我的身体还是那样不紧不慢地长，落后兄弟姐妹们。
　　 后来我离开了故乡，每到过年，没人跟我比高矮了。长大以后，我回到家乡去，那些跟我比试过高矮的堂（姨）兄弟姐妹们，居然大多数比我矮。我心里一下子自信爆棚，感觉兴奋。那些兄弟姐妹们都责怨距离让他们失去了比试的对象，忘记了生长。哈哈，生长也会有遗忘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