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父是一位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干部，他一生中经历了许多坎坎坷坷，也成就了许许多多的事业，要写生平事迹足以成书成卷，但他在世几十年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仔细想想他的一生又显得十分简单。老爷子离开我们马上就一百天了，人虽不在了，可他的身影似乎总在我的眼前闪现，他的一些惊世话语又总在我的耳畔回响。自从老爷子走了那天起，我就打算为他老人家写点什么，以志纪念，但麻乱的思绪总让我难以提笔落纸。
　　 前些天，二姐家读初中的孙子有了写作任务，学校要求每个同学写一篇身边熟悉的家人的故事，因为平常我与老爷子接触的较多，也谈得来，所以二姐就把孙子搜集写作素材的任务指派到了我这里。接受了任务，就要构思整理，几天来思来想去，老爷子从担任站岗放哨的县儿童团长到主政参政一方的县政协主席，大大小小的事迹一摞一串，一时真难下笔。索性就从老人家时常和我们说的“三较（觉）”说起吧！
　　 受地理环境影响，在我们唐山地区，通常人们把自觉的“觉”都读成比较的“较”字音，岳父常对我们说：他的人生态度就是“三较（觉）”，作为一名老党员、老干部、老同志，虽然过去为党和人民做了一些工作，党和人民已经给予了肯定，这就足够了。干革命就是要一生大公无私，全心全意心为人民服务，不居功不自傲，一生交给党的事业，一生服从党的领导。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了，更应该体恤党和人民，只有继续奉献余力，决不能有任何索取。我的态度就是：生活上不与同级别领导作比较，待遇上组织给多给少不计较，行动上与党保持一致靠自觉。
　　 老爷子不仅仅嘴上说，而且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始终以老党员和老干部的身份践行自己的初衷和诺言。
　　 1982年老爷子正式离休，当时上级领导考虑突然离职的不适应性，往往都会再给退下来的老同志安排一个政府或县委名誉顾问的身份，并配置办公室和用车。但咱家的老爷子很淡定，他说：年岁大了，思维慢了，行动也不便了，应该让位于年轻的人，以便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再说到届离退休是党的一项政策规定，必须认真执行。离职不离位，再挂个顾问头衔，也只是图个名誉，贪个享受，没有丝毫的实际价值和作用，只会给领导和同事添麻烦，甚至会添乱。退下来有什么？只要心中有党，心中有人民，照样可以为党建言献策，为人民发挥余热。就这样他领了领导的一片好心，婉言拒绝了担任任何名誉顾问的安排。
　　 可我们都知道，一个领导干部在位与不在位，结果是大不一样的。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特别是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官本位意识越来越强盛，有官位，有交椅，就有权利，有权利就有利益寻租。身边有许多实例佐证，虽然只是个顾问，但一问政干政，在位的领导哪个不会给留面子，哪个不会给个顺水人情？头上有个顾问的帽子，别人就不会小瞧，领导也不会小视，出行有专车，往来有人接送，不仅自己风风光光，有的子女们也借机被提拔被重用，有的经商做买卖也借此顺风顺水，弄个盆满钵满。每当谈到这些，老爷子总是一声长叹：唉，人不可比，管好自己，做好自己就是了。社会发展了，你们谁家缺吃少穿，不都挺好吗？你们不应有任何特殊的想法，我虽然是个离休的老干部，组织上已经给了我很高的待遇，我非常满足了，人在做天在看，党纪国法都有边，我不会做任何对不起党的事情，更不会让人背后戳我的脊梁骨！话语强势，掷地有声！
　　 八九十多岁的高龄了，自家的事情，子女的事情从来不以自己的资历去插手去施压，反而对党的事业却格外用心，市委、市政府、市政协要出席的会议，一次不落，准时到会并积极建言献策。考虑到年岁大了腿脚不便，上级每次开会前都会问他是否需要派车接送，他都会谢绝。即使在前年冬天身患重疾，腰痛反复发作的情况下，仍坚持自己坐公交、倒公交到市行政办公中心参加政协会议。对于人民的事业他更是满腔热忱，哪里的道路积水了，哪里电线不通了，哪里的暖气不热了，他都一一记在心上，主动反映到有关部门给以解决。
　　 他的正直，他的率真，他的热心，他的义举，也深深的赢得了人们的赞誉，机关工作人员无论大小都亲切的叫他“老主席”，街道小区和乡下熟悉的人们都亲切的喊他“老韩头”！
　　 老爷子在职的前几年，正值改革开放的初期，那时经济社会还很不发达，机关的办公条件也还很简陋。即使老爷子在担任政协主席后，记得也仅有一间办公室，里面设施也非常简单，一张一头沉的办公桌子，两把木质椅子，一个木质文件柜，一个落地报架子。在担任主管农业县长时，时常深入试点乡镇农村，坚持吃在农家，住在农家，与农民和技术人员一同劳动，一同攻艰克难。
　　 同他一起下过乡的不少老同志及驻村干部都曾和我讲过老爷子的正统，老爷子的严历，老爷子的热心，老爷子的任性，老爷子的务实，老爷子的廉洁。据说当年县政府只有两辆办公用的京吉普车，有时下乡车不够用，老爷子大手一挥：骑二等(自行车)!在他的带领下，大家没有丝毫的怨言，各骑各的自行车，有时一天往返就是三四十里。每次下乡都对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约法三章，要求大家不要打扰老百姓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不要搞任何特殊化，不要随意拿老百姓的东西，要扑下身子，深入实际，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体贴老百姓的疾苦，多为老百姓解决一些生产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
　　 一次下乡到边远革命老区，因为他曾在这个镇工作多年，与干部群众都非常熟悉，且关系也非常密切，他曾多次自掏腰包为这里的贫困群众排忧解难。但从不把这些挂在嘴上，他认为作为党员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是人民的勤务员，人民的公仆理所当然就要多为人民谋好事，做好事，而不应有任何居功自傲。有的房东为了念记他的帮扶之情，总会送些土特产品，他都会一一谢绝，实在谢绝不掉，他也会以不同的方式巧妙的按价付款。下乡吃派饭，每餐的标准是二角钱，三两粮票，餐餐必付。有的老乡管饭时会多给加上一道小菜，他发现后总会悄悄的拿下，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农民的生活都很困苦，给我们加菜，是对我们的关心，是对党的信赖，但我们不能就这样忍心接受，搞特殊，脱离群众，高高在上不是我们共产党人应有的品德，只有听毛主席的话，紧紧的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党的事业才能成功，我们的干部才能得到人民的真心拥护!
　　 老爷子参加工作以来能上能下，能进能退，始终自觉服从组织的安排，从不挑肥拣瘦，在组织部工作过，在农委工作，在老区工作过，在矿区工作过，因为作风扎实，勇于负责，敢于担当，工作成效显著，上级几乎把他当成了有难一方的“救火队长”。落后的农业生产一直是制约迁安发展的软肋，拖了迁安上位的后腿，为此他主动请缨，带领农业技术人员深入农村生产第一线，走访群众，大兴调查研究，引领广大群众改良土壤，防风固沙，兴修水利，因地制宜科学种田，积极推广先进种植模式，选播优良品种，使粮食产量当年就翻了一番。北部山区山多地少，坡多水少，几乎靠天吃饭，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他再次由机关下到建昌营工委担任一把手，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建梯田修水库，依山治山，依水治水，引水上山，绕山种树，几年的功夫，山区就大变了模样，林茂粮丰，万象更新，不仅老百姓很快脱了贫，“围山转”工程还被国家列为全国林业建设的试点。
　　 首钢矿山公司是入驻迁安的最大国有企业，也是首钢的重要原料供应基地，由于区域管理，条块分割，首钢矿山公司与地方尤其是所涉及的占地村镇矛盾很深，个别村民法制观念谈薄，偷水偷电偷煤偷焦炭等违法行为屡见不鲜，甚至还出现了集体围堵作业现场，办公场所，拦截运输火车等事件。为利益所使，双方的矛盾一度出现了白热化。在这种情况下，上级又调他到矿区任党委书记。
　　 他不负众望，到任后站在大局立场，首先统一一班人的思想认识，摆正国企与地方的鱼水关系，主动拜访矿山公司领导，把支持国企发展作为地方党委政府的重要责任，广泛征寻国企的意见和建议，定期召开联席协调会，同时大力整顿村风民气，弦扬正气，狠刹歪风邪气，法制宣传教育入村入户，有效地制止了偷盗行为和随意拦截车辆阻断交通等违法活动，保证了首钢矿山公司的正常生产和办公秩序，使一度僵硬的关系迅速软化下来。
　　 良好而又和谐的关系，也很快为地方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回报，首钢矿山公司每年招工指标为迁安预留百分之四十，占地村每户保证有一名被安排到首钢矿山公司上班，另为占地村全部免费安装了高压线和自来水，有效的方便了村民的生产和生活。首钢矿山公司经研究将每年税收的百分之十返给迁安财政，大大改善了地方财政紧缩的状况，老爷子在矿区的工作，不仅保护了大型国企的利益，也为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乃至后来首钢东迁优先反哺迁安等奠定了良好基础。
　　 在主抓农业期间与其他领导紧密配合，多方筹资，组建了沪援化肥厂，为减少农业成本，实现粮食高产创造了有利条件。他作风朴实，注重实效，工作中善于务实，敢于创新，经过认真调研，广泛征求各界人士意见，在七十年代末就提出了紧密结合农村实际，易农则农，易林则林，易工则工，易商则商，实现了单一农业向多元化发展的指导原则，为迁安后期经济的腾飞提供了有益的探索和经验。
　　 老爷子一直在家乡这片热土上工作，他对家乡有着特殊的情感，工作期间他几乎走遍了家乡的山山水水，他爱这里的一草一木，更爱这里勤劳质朴并有着革命光荣传统的冀东人民。他经常和我们说:战争时期，是父老乡亲们的掩护，才保全了我的性命；文革期间，是父老乡亲们，为我喊冤做证，才避免了长期被关牛棚；重新工作后，是父老乡亲们的支持，才使我工作得心应手；改革开放后，是父老乡亲的信任，将我推举到县领导岗位。所以任何时侯都不能背离百姓，都不能忘记人民群众的养育之恩。在他的心中，只有党和人民，共产党员的标准始终铭记于心，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早已渗入骨子里，他把毕生的精力几乎全部奉献给了解放迁安、建设迁安的伟大事业中。他热爱家乡，心系家乡，千方百计为家乡人民多做实事好事。在负责支授国家铁路建设期间，不辞辛劳，不顾严寒多次亲自到北京向铁道部有关部门反映迁安人民的意愿，争取到了京秦铁路在迁安设二级车站的可能，结束了迁安没有客运火车站的历史，为迁安人民的出行和商品流通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老爷子不仅在事业上有着坚定的理想与信念，而且在人格品德上也为下一代做出了好的榜样。同他一道参加革命的不少同事，解放后大部分都与农村的结发妻子离婚了，在城里组成了新的家庭。而老爷子与农村的岳母共度了整整一生。岳母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且半个大字不识，又比岳父大四岁，纯属父母包办婚姻。当时不少同事劝他离婚，可老爷子非常注重个人品行，他说:婚姻是人生大事，应信守承诺，妻子虽在农村没有文化，这不是她的过错，也不应是离异的理由，妻子在家上孝敬老人，下养育子女，含辛茹苦，任劳任怨，已经为家庭付出了巨大牺牲，一纸休书很容易，可它会毁掉对方一生，咱绝不能做对不起人的事。就这样岳父不仅没有与岳母离婚，反而对岳母更是疼爱有加，每当休假都会跑回老家，扑下身子帮助岳母料理家务和农活。尤其是岳母患脑血栓后的二十余年，岳母的生活起居，甚至端水喂药喂饭等都是岳父亲历亲为。
　　 岳母去逝后，很多同事劝岳父再找个老伴，以便安享晚年，经过深思熟虑，岳父谢绝同事们的好意，一直坚持独身到去世。他不是不向往有个伴侣照顾他的生话，不是不希望身边有个能陪他说话唠嗑的人，而是他从家庭大局出发，从平衡子女关系出发，宁可自己委屈些，更多是让子女们开心些。
　　 老爷子膝下有五个子女，可五个子女都是普通工人，他没有利用职权为子女们办过任何事情。他也没有利用职权给子女们留下任何遗产。他经常教育子女，有份工作就要知足，就要好好干。工作有千千万万，只是岗位的不同，干好干坏都在于自已，不能拈轻怕重，挑挑捡捡，只能你适应工作，而不能让工作适应你。我是县级领导干部，群众和其他干部都在盯着我，你们不要有任何特殊想法，也不要指望我会给你们开绿灯搞通融。其实他完全有资格也有能力，把子女们调整到机关事业单位，甚至帮他们安排个一官半职或好点的工作，可他在这方面坚固的就像一块石头。
　　 一九九八年他的小女儿，也是我的爱人，其所在的工厂改制，职工全员买断。当时市委市政府明文规定正科级以上干部，包括离退休干部，可以安排一名子女或直系亲属由企业调到事业单位工作。我和爱人找到老爷子，当和他说明了上级的有关政策和想法后，他沉思良久坚定的说:既然企业改制了，工厂里那么多人都买断下岗，咱也别搞特殊了，虽然市里有规定，但也不是件容易的事，现在机关事业单位都超编，要解决好这件事，领导要为很大的难呀!算了吧，咱别给领导添麻烦了。就这样我的爱人与普通职工一样，不久也成了一名下岗失业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