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里，林林总总的快活日子，形形色色的美好记忆，充实着我单调而贫乏的童年生活。让我的童年岁月变得立体而丰满，仿佛是一位呼之欲出的佳人。虽不是珠光宝气，婀娜多姿；却也略施粉黛，丰釆照人……
　　 除夕后最隆重而有趣的日子要数正月十五了。在我儿时那个年代，没有焰火可放，也没有汤圆可吃。记忆中，大部分的人家这天早晨照例是一顿饺子，也有差次一点儿的人家，但也要喝一顿熬肉臊子的豆面。晚上还要在月出东山之时，再燃一下规模较初夕小的旺火，象征性地响一些花炮、鞭炮、麻炮等。有的人家干脆就响几个麻炮了事，也不笼什么旺火。但每家每户都还要把灯笼点上挂出来。青色的夜幕，苍白的月光，各色的灯笼，交相辉映，倒也显得亮丽而温馨。如果哪一年遇上天阴下雪，虽不能看到月亮，有点缺憾。但正月十五雪打灯，那是丰年的预兆。是乡间百姓求之不得的美好祈盼！
　　 由于特殊的年代原因，那时在乡村不允许搞高跷、旱船、舞狮、九曲等民间的娱乐活动。正常的年份，正月初六就又开始正式的下地劳动了。无非是男人们搞一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女人们积一积肥翻一翻粪，都不是很忙。都有一定的闲暇时间。于是，我们公社就成立了一个“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他们在一起吃住劳动，我们都称呼他们为"专业队"。专业队的成员是从各个大队挑选出来的会吹拉弹唱的人。有岁数老的，也有小的。但多数是20多岁的青年男女，领队是公社的民兵营长程大伟。程营长是一位复员军人，中等身材，梳着大背头，脸刮得发青。他经常骑着一匹杏黄色的马。马鬃剪得短短的，头上还长有一片鸡蛋大小的白毛。人们都管它叫“白玉点儿”，是全公社最好的一匹走马。走起路来像一阵风，又稳又快。他经常穿着一件黄色布面的军大衣，好像《林海雪原》中的203首长一样威风。专业队里有锣、鼓、鑔、二胡、笛子、扬琴、唢呐等。
　　 每年正月十五都要轮流到各个大队演出，有点像现在的专业文艺团体，到偏远山区的巡回慰问演出的意思。有一年，大约是我七岁左右吧，轮到了我们大队，我们村正好是"队府"所在地，于是就近水楼台先得月了。这是我们这个巴掌大的村子最盛大的事情。正月初十的晚上，我正趴在炕上，目不转睛地看着老鼠迎亲，政治队长接到大队支书的通知，通过有线喇叭向村民宣布了这个消息。并且还通知立即召开队委会，我父亲也是队委会成员。我无心再看鼠花轿，也无心再听鼠唢呐了，随父亲去参加"常委会"去了。会上，政治队长先分析了形势，明确了任务。
　　 隐约地记得，队长说要防止孔老二和林彪(当时正批林批孔)的"孙子们"出来搞破坏，要本村的民兵搞好联防，防止阶级敌人乘机搞破坏活动。我当时想，孔老二、林彪真坏，还要派他们的"孙子们"来我们村搞破坏。不知何故，我总无端地觉得地主二毛毛的儿子财旺，就是林彪的"孙子"……接着队长又指定谁家应该接待专业队员，也就是给他们派饭吃。这并不是每家都能轮得上的，队委会成员的家是一定要派的。剩下的就派到村里比较干净的体面的一些人家，四类分子和光棍儿的家里是不派的。派饭落实以后，会计登记好了户主的姓名，小队要给每家补助粮食，并且要给记工分儿，大队还要每顿饭给补助五毛钱，二两粮票。我父亲是生产队的现金保管，是队委会的成员，当然在派饭之列了。阔气点说，我也是一个"官二代"了。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派到我们家的是一位拉二胡的瘦高个子，这个人左眼睛里有个花子（一种眼翳)。吃饭时碗离眼睛很近，仿佛他是用眼睛吃饭似的。程营长理所当然的要被派到队长家，不但吃的比别人家要好的多，队里还会破例地给他买些酒喝，是当时很少见的瓶装二锅头。招待的档次和规格要比大队支书王万万的造访还要高，王支书也只能喝一块四毛钱一斤的散百酒。大概是因为程营长是公社派下来的"钦差"吧。
　　 正式的演出要到正月十五的晚上。十五早晨吃完饭，专业队的全体成员们在公社大院集合。然后，就在程营长的“白玉点儿”的带领下，骑着自行车，车后座上驮着各种乐器，也有双骑的：当然是小伙子捎着个姑娘。三三两两，在乡间坑洼不平的还覆有残雪的土路上迤逦而行。不知为什么，看到这些自行车，我就想起了《敌后武工队》中的夜袭队。
　　 将近中午时分，专业队人员都到齐安顿了下来。吃罢午饭，还要在队房中热场，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彩排。专业队员们的彩排，极大地诱惑着我们这些孩子，我们倒不是关心他们彩排什么节目，而是这么多人到底在队房里面干什么。那二胡声、唢呐声、扬琴声、还有竹板儿声，夹杂着人们的嘈嘈声、说笑声，不时地从窗户里穿出来，从门缝儿里挤出来，既真切又模糊，撩拔的我们心里痒痒的，像身上爬了个毛毛虫。我们多想一睹庐山真面目！于是我们几个孩子蹑手蹑脚地靠近队房的窗台，可那窗台和我们一样高，即使踮起脚尖儿，也还是看不见里面，更何况窗户还用麻纸严严实实地糊着。我们几个小家伙决定用搭人梯的办法，去达到偷窥的目的。但在谁先上去往里眊时，我们发生了争执，互不相让。
　　 最后只得用井、盖、锤来裁决了。很幸运，我和另一个叫三喜喜的孩子获得了优先权。我让一个小伙伴把身子蹲下，我骑在他的脖颈上。然后他托着窗台墙慢慢地往起站，恰好高出窗台半个身子。我小心翼翼地用舌尖舔湿窗户纸，用食指叩开个豆大的洞。然后，我把右眼闭上，努力地睁大左眼，贴近窗户使劲儿往里瞅。瞅了半天，里面乱哄哄的，什么也看不清楚。急得我抓耳挠腮，又瞅，里面花花绿绿的，大概是穿着戏装的演员吧。下面的小伙伴二闰子还不停地小声问，“到底看见什么了？我的腿软的不行了......要不你下来，我上去。”话音刚落，队房的门“吱”的一声开了。二闰子猛地转身一跑，我被摔了个四脚朝天。
　　 好不容易才盼到晚上，演出即将开始了。我们小伙伴们，早早地从家里拿了小板凳，坐在戏台前。说是戏台，不如说是临时搭起的一个大帐篷。后面就是队房，作为队员们换妆更衣的场所，就是白天我摔下去的那个地方。前面敞开，正对观众，左右两面和顶部用苫布包裹着。前面的横木上用铁丝吊着两个扎好的大棉球，棉球上浸透了柴油。点燃后，那是用来照明的。棉球正对的地上放一个盛着柴油的盆儿，以便为棉球蘸油，保证棉球能正常照明，不至于熄灭。给棉球蘸油这活儿，也不是谁都能干的，倒不是说有多大的技术含量。主要的是蘸油的人在戏台里，一方面暖和，不至于受冻；另一方面是与演员离得近，演员的一举一动，都看得真真切切的。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能在大庭广众面前露个脸，用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像现在的有些艺人，不管演技多么糟糕，只图混个脸儿熟一样。蘸棉球的人，是队长亲自选定的，当然是和队长关系不一般的人。最起码应该是时不时的给队长递香烟的人，最不济也是经常为队长点烟的人。
　　 除了蘸棉球的人之外，还有打场的，也就是维持戏场秩序的人。和现在的城管差不多，姑且就叫“戏管”罢。一般戏场有一到两个这样的人，多的也不过四五个。干这活儿的多数是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愣头青。或者干脆说，就是生葫芦，没开棱瓣的二百五。要么就是那些柳木车头一茬货，这种人才有威慑力。即便出格一点，也没人敢惹。更何况有儿有女的人是不会和这种"一茬人"计较的。光棍刘四当然是其中的不二人选了。
　　 陆续到场的人呈扇状围在了戏台前，有本村的，也有外村的。多数是闲得无聊来凑热闹的，也有乘机来在戏场里摸姑娘大腿的阿Q式的光棍儿汉。 一阵急促的锣鼓声淹没了人们的嘈杂声，两个棉球窜起了很高的火苗，黑色的烟气在干冷的空气中摇摆飘散。在火苗的映照下，一个个面孔也由模糊逐渐地变得清晰了起来。仿佛是一群醉汉。忽然，锣鼓声戛然而止。队房的门吱的一声，从里面走出一个人。二十多岁，扎着羊角辫，脸蛋涂得红红的。上身穿着草绿色的军装，腰间还扎一条宽皮带，学《林海雪原》中白茹的样子。那军服有点儿肥大，还是男式的。上面有两个带盖的兜儿，左兜盖上还别着主席像章，就是毛主席那个穿着红军装，戴着红军帽的白瓷像章。左手拿着红宝书，习惯性地捧在胸前。戏场的人渐渐的安静下来了，姑娘用后山人才能听得懂的普通话宣布，红星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演出现在开始。这姑娘是大队支书王万万的侄女儿。        
　　 演出开始了，什么快板儿啦，说唱啦，舞蹈啦......都是自编自演，紧跟形势，没有多少亮点，不说也罢。但有个独唱节目却非同一般，不得不提，倒不是唱得有多好，而是演员的造型别致，令人难以忘怀。记得是唱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中的一段，就是李玉和手提着红灯、戴着大盖儿帽，穿着半大的铁道服，既威风又正气凛然的那个形象。可是由于条件受限，演员没有服饰，也没有道具，只能凑合着将就个大概了。没有大盖儿帽，就用队长的老蓝布帽，在里面垫一个竹圈儿，这样就使得帽子看起来倒是有几分棱角了。没有半大衣，只好用队长夫人穿的当时流行"列宁服"来代替了。幸亏队长妇人生的人高马大、身宽体胖。顺便说一下，她还是我们大队的"铁姑娘"战斗队的队长，虽然已经是半老徐娘了。和冯骥才先生笔下的"一丈青大娘"有一拚，比队长还高出整整一头，要不真不好凑合。最关键的是没有红灯，那可是最重要的道具啊！其它的都能凑合，没有红灯提的李玉和还能是李玉和吗？还是二偏头锅扣提了个建议：要不用生产队饲养员老二虎仁晚上起来喂牲口时用的那个马灯，就是一种带玻璃罩的能用手提的灯。没有别的办法，也只好如此了。于是经过了粗浅的加工，在灯罩上糊了些红纸，看上去也还红红的，有几分相像。
　　 提着“红灯”的演员一出场，观众马上就是一片唏嘘声。演员的这身打扮，看起来有点儿不伦不类，和李玉和的形象大相径庭。与其说是李玉和，倒不如说和一个猥琐的在过去电影中经常看到的汉奸有几分相像，难免有点儿滑稽可笑。我觉得更像神经不正常的一个人。正当人们窃窃私语、指手划脚的时候，猛不防的一声“手提红灯四下看......”这一声石破天惊，观众起先还感到有些突然、纳闷，有点儿不知所措了。不知哪位在戏场中吹了个口哨，引起了戏场一片骚动。紧接着口哨声、喝倒彩声、乐器声、被吓哭的孩子的哭喊声响成了一片。演员的声音被淹没了，比蚊子的叫声大不了多少。只看见嘴动，听不见声音，声音仿佛被融化了、蒸发了......演员还没等到唱完，就匆匆转身逃下台去了。情急之中，把糊在马灯上的红纸也弄丢在了场地中央。
　　 此时此刻，打场的几位正好大显身手！但见刘四舞动着红柳条、皮带，左右手开弓，在人们的头上乱飞，仿佛是百万军中厮杀犹酣的将军，大有赵云大战长坂坡，张飞断喝当阳桥的驾势。也好像是有着百步穿杨功夫的"双枪老太婆"。不，应该是柳条皮带老大叔。有让打掉帽子的，有让打在脸上的，有在躲闪时掉了鞋的。其间有一些起哄的小伙子、光棍儿汉，乘乱使劲儿往姑娘、小媳妇儿们的身边靠，顺便也不忘在姑娘和小媳妇的大腿上捏一把......就这样，在火烧火燎的棉球的烟气中，在观众起哄的口哨中，在打场人的十八般兵器和粗鄙的叫骂中，在姑娘和小媳妇被捏了大腿的尖叫中、谩骂中......正月十五也渐渐地淡出了我们的视线。
　　 人们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又一如既往地该干啥干啥。没有多大起色，也没有什么变化。老牛、破车、疙瘩绳，人们又都为了生计劳碌、奔波，集中到一块儿劳作着，休息着，闲聊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过着单调而平凡的生活，有着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一样的感觉。在这样的感觉中，麻木着，煎熬着，忍受着，祈盼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