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夜读，歇息时外出散步，去时走巷子左边，返时走右边，见左右人家门前零落着青绿绿蓬杂杂的塔松，晓得又是圣树回收焚毁的日子。这圣树繁星一撤，大红灯笼挂上，中国新年便红艳艳地来了。然，别了年少，离了父亲和故乡，“年”早成远古，尤其在这满街黑白面孔中难寻几个黄肤黑眼华裔的西域大陆，哪怕唐人街再轰轰烈烈地挂起大红灯笼，也挂不出中国的年来了。
　　 有人说年是在乡下过的，有人说是少时过的。于我，年首先是少时过的，同时又是在乡下过的。是穿着新艳艳硬翘翘的花衣裳、踏着底子净得蛋糕模子般的鞋子、在少年们一统新艳的新嫁娘般的羞涩和窘迫里过的；是流着鼻涕蹦着步子你追我赶大呼小叫地过的；是不知生死地用火柴划亮炮竹、把冒烟的牛粪炸得烟花般弥散的狂喜中过的……“年”是什么，无形无状，然又有模有样，他是村口上空的一团五彩祥云，是披挂纷繁貌相喜庆的拄杖老人。
　　 三爷的出现总是及时，他朝腊月里一群“咝咝”吸着鼻涕的毛孩中间一站，便是权威——一个村庄，判断一个人或一个家庭是否权威，其一，他们家是否有人在城里当官；其二，是否有一份“公家的工作”；其三，是否是村上有钱的“大户人家”。三爷家在我们村上，这几个标准都具备，自然是权威啦——尤其在那个叫“年”的东西要来不来、把一群少年的胃口吊到嗓子眼的时候。
　　 “三爷，年什么时候才到啊？”我们缠住他。
　　 “正敲锣打鼓朝村后山坡来呢。”
　　 “到哪儿了？”异口同声的。“山坡那么大。”
　　 “就在那棵苦楝树下，赶紧拿了凳子到那儿去等就是了。”三爷抬手往村后方向一划。
　　 大伙“哄”地散了，各自回家端了板凳，又“哄”地聚了一起，而后前呼后拥着朝村后山坡赶。山坡上只一棵苦楝树，在风萧萧里愁着一顶秃头。端板凳的没一人落座等待——因失却耐心，又不得不坐下等——怕忐忑不安的心绪坏了玄机。前顾后盼一阵，不见“年”“敲锣打鼓”的声息，有人怪来早了，有人怪来晚了，有人醒悟遭了三爷愚弄。
　　 到家见父亲站在裁缝桌旁，持笨重的老剪看我，若有所思的笑，似在问：又听了三爷的话了？父亲知道，每年腊月三爷总会告诉我们‘年’正敲锣打鼓大驾光临的喜讯。这一次，我们决定不再相信三爷胡扯，而是用眼睛去度量“年”离着村庄的脚步。
　　 出入我们家的农人把家里堵得无缝插脚，捎来三几片年糕，多没现钱。
　　 “大年三十的年糕人人有！”母亲不满。“你和阿奴用阉鸡撑撑着眼皮连夜不睡，就这般报答么？”
　　 “一点手头活儿值几个钱？你小声点。”父亲急于让母亲休声，目光里多了恳求。
　　 母亲说的是实话，每年秋收结束，夜里衣车踏板的颠簸、车针布上走线的“嗦嗦”声不绝于耳，越是靠近年关，父亲姐姐越是被剥夺睡眠，缝纫机的脚踏声和走针声也让我们睡不踏实。天井里拥挤着等侯量身或取衣的人。孩子们一如闰土携来见“老爷”的少年，抓着父母的衣襟或裤腿，瑟缩在腰臀后或两跨间，一脸窘迫。那拿到新衣的，呆滞的目光“唰”变得敏锐起来，小脸泛起红润，抿着嘴低了头，木偶般听从父母手中的袖子裤腿上下摆弄；那轮到量身的，则规规矩矩地直立，任父亲手中的软尺“嘻啦”着在身上扑腾。
　　 一拨走了又一拨来。才塌下去的布匹又小山般隆起，我和妹妹那匹花布才浮面，又被覆盖上了，我心里净是挠着的猫爪子。为引父亲注意，我在他身边来回穿梭跺脚，最终索性把布匹从布堆里掏挖出来，“哗啦啦”甩弄捣腾。
　　 “嘿，chan头（黎族方言,字不晓得写，是父亲爱用的充满娇宠的亲昵之称），我知道的，不着急哈。”父亲慈爱微笑的眼神——他当然知道他这个女儿天生没有耐心一说。终于，斑斓的花布总算到了裁缝桌上，父亲把它展开，划线，裁剪……
　　 我家墙上石灰水刷的“打倒走资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邻居家的“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都不知所言。一蹦三跳地走进村庄，伙着同伴挨家挨户地转，见不少人家天井里乌暗暗一溜摆着家当：橱柜，锅碗瓢盘，坛坛罐罐。随着生抽老酱般的水流从天井的涵洞里吱溜吱溜往外冒，那面目全非的家什在一池“老抽”中现出老妇人扑粉开脸之后的浮肿矫情；裹着粪坨子鱼鳞般粘叠的树叶，不知何时已被扫除，沙地的爽洁现着潮汛冲刷后海岸的清新，黑烟在村庄上空撒欢；男人在屋顶上爬来爬去，收拾凌乱的瓦背；那绕村过的河流，上下游的篱笆和相思树上，色彩斑斓的床单被褥四处披挂随风飘扬。
　　 又是做年糕的时日了。瓷缸里浸泡的糯米早已变得肿胀，盛在罗汉筛里水淋淋晶莹莹地发光。在前往地主家舂米房的路上，姐姐说她不明白这地主一家缘何还能用有自家果园，且人丁齐全，而我们外公外婆遍布四野的田产和果园被充了公，外公大舅在某个夜间被子弹呼啸着穿过胸膛，剩下惟一的舅逃到台湾，家里就因收了一封他来信成了“反革命”。
　　 “这米浸泡了那么久还老舂不烂？”我踏着老木舂，看一旁菠萝树上的白色乳汁正“嘀嗒”落下——春夏里油亮婆娑着的叶篷变稀疏了。
　　 “你这张乌鸦嘴，看来你这身打是免不了了。”
　　 踌躇着自己的口无遮拦会否换来额头上重重一戳，没准年后真会招致一顿打——那长着钩刺的藤条鞭哟。母亲忌讳繁多，我常常冒犯，挑衅。不过此时母亲的话，让我知道一年一度“无法无天”的两周半总算到来，这两周半从大年三十开始，到小年正月十五结束，这期间，哪怕半夜惺忪往米缸里撒了尿，母亲也顶多狠瞪一眼。“大年溜溜的我放过你，过了十五你这一身是跑不掉啦。”母亲颤着声。我心里庆幸着，又心惊肉跳地盼着“正月十五”永远不要到来。
　　 父亲烫斗里袅袅冒腾着炭火烟——他开始熨烫做好的衣裳。姐姐正锁缝纽洞儿，左手捏着裂缝两侧的布片，右手穿针引线，一似她挑捡花生种时打瞌睡的丑态，擎着的两肩朝这边筛过来，又从那边筛过去，针尖就不朝布上去而径直朝捏着布衣的指头去了，歪扭扭狠劲一戳“啊哟”，一个哆嗦，醒了。
　　 “我纽洞儿还没开呢。”我把衣裳打开。父亲专注于他熨斗下的衣裳，不睬我。屋外的鞭炮声“噼噼啪啪”，心被催得紧紧的。半夜里睡不了，摸索着起来，亮了油灯，到裁缝桌上找到自己的衣裳，又拿了父亲的老剪，折回房里。父亲剪的纽门儿样子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就来了底气，将交叉打着划粉的地方揪起，绞动老剪，“咔嚓”一声，却见指甲般大的布块落下，竟剪出一个又圆又大的窟窿来！慌忙找出父亲开的纽门儿对照，那是窄窄的一条线，是嘴巴开裂着的两边糟！这下是哑巴吃黄连了！
　　 次日早上，送走最后一拨领了衣裳的人，父亲才发现我一双红肿的眼，大惊，眼神里满是疼爱愧疚。我负气懊恼，不愿原谅他的疏忽，他问什么我也不睬，心头火烧火燎的是花衣裳上那空洞着的大窟窿怎么办。父亲四下找不到我的衣裳，他当然找不到啦！最终我从床底下把揉成一团的花衣拿出，父亲看到那个瞳孔状的洞口，揉着我脑袋摇头大笑。果真——父亲就有回天之力！父亲从布碎上剪了同一位置的布块缝到窟窿上，锁得密集规整的针脚把错误覆盖了，一字开裂的纽门儿看不出破绽。
　　 夜晚，大钵的红糖在牛头锅里煮成蜜黄糖浆，浇到簸箕上团出深窝的糯米粉堆上，所有的鼻息同时发出长吸的声响。等到垫着稻草的铁锅里漫开菠萝叶和糯米团子的香甜，除夕便要到了。清晨，一锅木薯粉烧的糨糊，让把门将军更新换代，“辞旧岁”的对联四下红艳。
　　 “切记，明早起来不能梳头，不能……”除夕夜母亲例行的警告，也是母亲一年里最后的施威时刻。我战战兢兢，为免梳得一丝不苟的发型醒来乱成鸡窝，决定夜里靠在床邦子上打盹，偷了姐姐的头油，塞子拔开，那东西没一点清水的诚实，滑润润的，一个劲地涂抹，三几回下来，糟了，满头湿漉漉地贴在脑门上，晓得又闯了祸，后悔无比，幸好离天亮还远着，一手捂了毛巾努力揉搓，指望它在新年的早上能干爽些，好歹在伙伴们一统新艳地比拼着新年派头时，不至于落得个丑模样。
　　 新年的激动让人难以入睡，恨不得把这一天永远地砍掉夜晚好了。然，这个晚上是满怀期待的，那是父母将要分派的压岁钱。半宿里眯缝着眼睛，想看看是父亲还是母亲进来给我们钱。不知何时迷糊着睡去了，次日醒来，急切朝新衣口袋里掏，终于在口袋底部摸到折得整齐的方块，硬撑撑的，隔着衣服搓得“咂咂”响。
　　 新年初一的阳光总明了她的使命，她不能现出夏天的暴烈、冬季的灰白或秋季的无力，独独可以把一张脸满盈盈地展成金盘子，因而，从婆娑林木中洒落的光芒，一似从教堂穹顶五彩花窗洒落的神光，漫起满地黄金的喜庆耀眼。否极泰来，是的，这正是人们翘首盼望的——更是我盼望的，因为，新人新衣的展现，遇着灰蒙蒙白惨惨的天地，那真是浑身不得劲，要让人恼怒了。
　　 门前满地红艳的鞭炮纸碎，证明新年的光临。晨曦金灿灿地洒满村庄，就等着老少出门了。圆溜溜的大眼瞪着镜子里的自己，战战兢兢地，再检查一遍折腾半宿的发型：头油已干，只是因了油腻，让隆重梳洗后的蓬松变得软塌塌的——这真让人咬牙切齿地懊恼了，可“年”在跟前已难以造次，三下五除二把鲜艳的头花、发卡一一往发丛里插上，就这样出场吧。
　　 母亲同样像个新嫁娘，穿着硬翘翘的土布新衣从灶房出来，向我们道着“新年好”等一串祝福的话时，满脸堆起的笑容掩不住她常态里的昂扬强悍，显不出一丝和言辞语境相应的妩媚温柔来，让人感动又不适。我把手捂成喇叭，扣住妹妹耳朵：要是“年”天天在多好啊！妹妹吐了吐舌头，勾头驼背一通笑：小声点别让她听到啦。母亲的目光适时朝这边看了看，那眼神似在说：悠着点哈，等过了十五——
　　 和妹妹对了眼，咬着唇，噤声了。姐姐一旁笑，看她立场，八成是站在母亲一旁了。大我十余岁的姐姐已到出嫁年龄。“妙龄”的姐姐不知什么时候起已成为我和妹妹的叛徒，她早已和母亲达成一派，彼此之间常常交头接耳，甚至不久前还花枝招展地被母亲带到不远处的村庄去相亲了。据说，那家人家世和我们家“大地主”的成份相当，家产自然一样充公了，“帽子”和我们一样，一直还被扣着。
　　 我们家的大年初一没准是全村起得最晚的——平时我们可都是奉了母亲的旨令早起。迷信的乡间传，开门早了白虎会进门来，这一年就遭殃了。迷信的母亲，对新鲜事物不逢迎，对古老的顽固不化的传统迷信，倒是尊为律条。除夕晚上的饭桌上，她一如既往地清了嗓门“开会”：要开箱笼换衣裳的、梳头的，赶紧饭后就去办了，万不可等到12点——12点前一律得完毕了；晚上的油灯一直得亮着，不可吹灭；明早不能早起，要是睡过了头，晚了，也不须担心错过早餐，她会到床前请起……我和挨坐着的妹妹实在受不住了，狡猾的眸子彼此一对，还是那意思：要是“年”天天在多好啊！就忍俊不禁，眼看哄笑就要山洪决堤似地爆发，母亲威严的眼神镭射似的扫过来，我们赶紧低了头，把放肆收住，极乐的情绪和捣鬼的念头却在蔓延，有一发不可收之势，于是，把大嘴死死咬着，把暗地里笑得浑身颤抖的身体控住，而两人间的肘子，你的过来，我的过去，直捣对方肋骨。
　　 和姐姐妹妹、哥哥弟弟排着队洗簌时，心里的猫爪子挠开了，伙伴们就快喜庆洋洋地到来了吧。
　　 于是，又见到削得棱角分明的新年竹筷，染得红通通的。母亲把红通通的筷子一对对地数，数了一遍又一遍，又点了父亲率儿女一圈坐落的人头，确认了人和筷子数量的对应，才恭恭敬敬地铺摆下来了——母亲认为万一筷子数少了不吉利。“不着急啊，慢慢吃。”
　　 母亲怕我们呛着，其实不是，母亲是容不得新年头一天出现的任何磕碰疙瘩，得无条件的一切顺畅，那是新年里风调雨顺的象征。红通通的筷子，往热腾腾的米饭里一插一个血红小窝儿，慢慢下来，整碗饭都红了。不过没关系，那是吉利的。餐桌上的丰盛让人激动又懊恼——伙伴们正在走向我们家的路上吧，她们就快到了，我哪有心思“慢慢吃”呢？何况，在她们到来之前我还得赶紧擦净嘴巴，再赶去照一两下镜子，拉扯一下因为弯坐而起皱的衣裳。我的花衣裳大伙尚未见过，于她们自然是“新”的，而她们的衣裳，无一例外都是从我们家出去的，从父亲手下出去的，我早早看过了，那么，我得好好给她们看看我的花衣裳啦，一如平日里显摆父亲给我做的新书包和帽子一样——那可是能收能放的白布大阳帽呢。
　　 伙伴们终于到来，头发服帖帖油亮亮的。被父亲熨烫叠压的衣裳，套在鲜活的身上有了生命，衣襟袖子和裤腿上的压线，无比地忠诚于它的形状，只硬翘翘的质地，让一蹦三跳的活泼显了笨拙。一年一度的新衣，是年年必有的欣喜，同时也是羞涩别扭，一似常年衣着晦暗面目平常的姑娘，在出嫁那天被打扮得花枝招展，且还被姑嫂在头顶上多此一举地撑一把红伞作华盖。彼此腼腆一阵之后，明里暗里地竟比一番，彼此拉拉衣襟，扯扯裤腿，夸张着赞扬耻笑或妒忌一阵，新衣带来的激动到此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