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大刚，现年58岁，家有四口人，家住大阳镇大树村。
　　 我的贫困不是因为好吃懒做，而是一生三次建房和一次意外摔伤造成的。
　　 1984年，我刚把妻子接到屋，父亲就说：“人多无好食，猪多无好汤。我们这个大家庭人口太多，一碗米下不了锅。你们小两口儿分开过，一碗米可以吃干饭。”
　　 就这样，父亲指给我两间破瓦房，我和妻子蒋菊芳就开始单打鼓自划船了。这两间房子，一遇下雨，外面的雨停了，里面却下得正起劲。一遇吹风，那房子就在大风中像个醉汉一样偏来倒去的。分家后的第二天，我们夫妻俩就开始做砖坯，买树木，将旧房子推倒，建成了四间新瓦房。改革开放后，家家户户的经济条件都变好了，都将土木结构的房子改成了砖混小洋房。那时我年轻，有力气也有志气，心想别人能建小洋房，我为什么不能呢？我和妻子一商量又开始用打工挣来的钱买火砖，打碎石。为了省钱，凡是自己能干的活，都是我们起早贪黑自己干。昼夜不停地干到1997年底，终于建成了全村最漂亮，面积达320多平米的二层小洋房。就在我以为这辈子再也不用建房时，2006年夏，一场连阴雨造成山体滑坡，房子成了危房。我又向亲朋好友借了三万块钱，买下我现在居住的这栋房子，然后又在上面加了一层，才勉强能够容纳下一家四口。这三次建房，我未伸手向政府要过一分钱，都是我们全家人从牙齿缝里省钱，都是我们夫妻二人用勤劳的双手建起来的。
　　 单凭这三次建房，还不能让我滑向贫困的深渊。2005年的一天，我背着一背篓包谷往回赶时，由于背得太重，一不小心栽倒在地。等我醒来时，已经躺在县医院的病床上了。两个月后，我脑壳上的伤口痊愈了，却留下了重度脑震荡的后遗症，外加三万多块钱的欠债。至今每逢变天下雨，我的脑痛病就会复发。从此以后，我不能外出打工，只能留在家里从事简单的农活了。
　　 一连串的打击，使我贫病交加。在这人生的十字路口，镇里的驻队干部伍远洋同志，和村里的领导得知这个情况后，及时地给我家送来了鼓励和祝福，还送来了支持和帮助。有他们的鼓励，我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为了供儿女们读书，我安排老伴外出务工。我则在家里务农，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开支，多余的再逐年偿还债务。
　　 我明白，一个人在家务农，在抢种又抢收的季节里，实在是忙不过来的。可是我想，白天那十二个小时过去了，晚上还有十二个小时呢！后来，我就是这么干的。比如说，在抢天时栽红苕的季节，我便白天挖地割藤子，晚上顶着矿灯栽藤子。在抢收谷子和麦子的季节，我就白天割，再利用晚上的时间打谷子和麦子。这样一来，我一个人能顶几个人干活儿，你说是不是？
　　 也许有人会这样问我：“你白天顶着太阳干，晚上顶着矿灯干，不累吗？”
　　 累是肯定的。每当我坐下来偷懒时，一想起那满墙的奖状，我的劲头又上来了。我的儿子和女儿学习成绩都很优秀，每年期末回家，他们都要给我带回来一大摞奖状。要是我怕苦怕累，困在原地不动，儿女们就读不成书。“穷不读书，穷根难断；富不读书，富不长久。”要想儿女们不重走我们走过的老路，要想儿女们彻底摆脱穷困潦倒，就只有让他们多读书，走出大山，斩断这穷根。
　　 干到半夜后，我就一边煮猪食，一边打瞌睡。猪食煮好了，瞌睡也睡醒了。将猪喂饱后，天一亮我又上坡了。农忙时，我常常一连六七天不沾铺。有一次实在太困了，我在灶门口睡死了，忽然感到大腿一阵锥心的疼痛。醒来一看，发现是放进灶里的柴块子，带着火石滚在灶门口，将灶门口的干柴引燃了。我赶快站起身扑掉身上的火苗，然后又舀来水泼熄了灶门前的大火，这才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
　　 一年到头，家中白日夜晚里里外外都只我一个人，放下锄头又是扫把，就是铁做的机器人也会磨坏，故每次农忙过后，我都要大病一场。其实也不是真的病，而是累倒了。在农忙时节，我是一鼓作气拼尽全力在干。农忙过后，身心一放松，我就觉得身子骨散了架，睡在铺上再也无力爬起来了。人累趴了，心里上了火，不想吃也不想喝。可猪要吃，牛要吃啊！怎么办？只有睡一会儿后，又强撑着爬起来，把牛牵上坡，再割猪草回家。
　　 农闲时节，我也不会闲着。天不亮我就把家里的猪牛等牲口安排妥当后，又挤时间到镇上去打零工。本地人都知道我脑子受过伤，就安排我干简单的体力活，每年下来，也能挣个万儿八千的。再加上田里能收7000多斤谷子，地里能收6000多斤包谷，还有猪、鸡、牛的收入，七七八八加起来，我每年有近三万元块钱纯收入。加之妻子在外打工也能挣两万块左右，我这个家一年总共有近五万块钱的收入。这样一来，我的历年欠债还清了，脱贫也不存在悬念了。
　　 目前，我还清了所有债务，走出了贫困。并且儿子李青松即将大学毕业，女儿李红梅也即将跨进大学的校门。虽然我们家能有今天，都是我们夫妻二人不等不靠，勤爬苦做，大干苦干的结果，但是关键时刻还是离不开政府的帮助和鼓励。在此，我代表全家感谢大树村的各位领导，感谢大阳镇的各位领导，感谢他们以前对我家的帮助和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