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话是不错的。中国人降生在了这片太适宜于耕种的土地上，在它上面耕作、繁衍子孙。这样的循环持续了上上下下五千年。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们不得不“耳濡目染”，思想行动中带上了点“土气”，而这样的土气，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社会特征。
　　 “游牧的人逐水草而居，飘忽不定；做工业的人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土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伺候庄稼的老农也因此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乡土社会是固定不动的、是安土重迁的。一大家子的人群聚在一起。村子就是一个有机整体，在那里面足以提供所有人的所有活动，人们便没了迁移的欲望。我去春游时也曾到过一两个村子，总能看见一块极大的石碑，上面记载了每家每户每个人的姓名，它们共享着一个姓氏。还总能看到一两座修缮华美的墓，有人会告诉我就是他们创造了整个村庄。可见村子里的人总是有种血缘关系的，这是一个熟识的社会。哪家的黄狗死了，怎么死的，死时如何如何，都能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哪家人要办喜事，早早地就会有人泄露了消息，大家便眉飞色舞地传递着，那天大家也都会去捧个场，酒肉也人人有份。人人熟识，实际上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人们的行为。因为有一点儿的风吹草动就会被人反复传播，会发酵成熟。人们的态度藏匿在眼神里。即使是意志再坚强的人，面对众多复杂怪异的眼神，又怎能坚持自己的主张？
　　 太固定的人际形成了熟识的社会，而太稳定的环境，则形成了停滞的社会。这里的“停滞”，不是说村里的规模、人口数量的停滞，而是指人们的思想停滞。生于斯，长于斯。更灵活的人文环境没有变化，更不用说自然条件了。更朝换代对于他们的影响甚至不及四季的更替、雨带的推移。在这点上，他们是盲目的，是肤浅的，是僵化的。前人所用的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以套用在后人身上、做幸福生活的指南。这路子虽然生硬，却总是有效的，甚至是高效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自觉地接受他们，服从他们。礼俗无需外力干涉便可自行维持社会的秩序，形成礼俗社会。
　　 上世纪70年代，沈从文和父母住在沂蒙山区的一个公社。逢开春，山谷间就荡起“赊小鸡哎赊小鸡”的吆喝声。卖家是游贩，挑着担子翻山越岭。买家要多少鸡仔，他记载小本子上，来年开春他再来时买家则用鸡蛋顶账。沈从文想，要是欠债人搬家，或是小本子丢了，那岂不是要亏？他所不明白的是，那就是乡下人，没有成文的规定，口头的传告足以保证开春时的等待。人们自然对礼敬畏。没有尔虞我诈，没有弯曲的逻辑，用最简单的约定做最天真的生意。这就是乡下人。可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个人不知道个人的底细，所以得要明确的规定，要画押，要签字。这有点像古罗马习惯法到成文法的转变。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无论是多久都无法生出来的。乡土社会中一些人与人相处的方法在陌生人面前也不尽好用。礼俗落后了，取而代之的是法律。法律要求人们必须行使的义务，赋予了人们基本的权利。强制的教化取代了自然的接受。可是从乡土社会走出来的乡下人，已太不适应这样生硬的规定，还习惯地认为这只存在于口头上。而舆论对个体的监督随着人口流动而减弱，导致了乡土社会与法理社会的脱节。中国从扬名世界的文明古国变成了现代社会中“没礼貌”的野蛮国家，成为群嘲；让“乡土”成为一个贬义词，成为“落后”“愚笨”的代名词都与这方面脱不了干系。中国社会模式的转变，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解铃还须系铃人。从根源上讲，方法便是简简单单的“发展社会经济，努力壮大第二、第三产业”。中国经济发展有了很大的起色，只是我们步入工业化阶段的时间还太短，还不足以改变一代人的性格气质。我们的法理，还只是用法约束人的外在，没有真正用理教化人的内心。就如解决一道难题，我们已经有解题的模板，生硬直白。我们虽然能够顺利解出题目，但我们不能理解其中的奥妙。时间太短了，我们不懂。或许只有当人们完全从乡土过渡到法理，从死板过渡到灵活，人们才能从内而外地自觉维护社会秩序吧。
　　
　　 浙江省磐安中学高二（9）班吴笔畅

【编者按】一口气读完作者的文章，似乎有种特别酣畅的感觉。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今社会发展的种种利弊，看似固定的人际关系、稳定的社会环境、客套的礼俗、诸多的约束……却在无形中代替了那种鸡犬相闻、守望劳作的和谐乡村乡情，深圳一句口头约定也是一种习惯，一种心底的真诚约定的习惯，而不是写在纸上、加盖印章的文字性约定。因为尽管这样，依然出现了不少中国特色的“老赖”，这是谁之悲哀？所以作者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中国社会模式的转变，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而转变的根本途径，也就是“发展社会经济，努力壮大第二、第三产业”，其结果，当然就是让人们从内而外地自觉维护社会秩序。感谢你赐稿萌芽，祝学习进步，写作愉快！萌芽期待你更多的精彩！【萌芽编辑：陈万珍】【江山编辑部•精品推荐201803180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