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被精神文明“亲近”，当肇始于学生时代，先是“五讲四美三热爱”，继而“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再是“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后来学了点类似于逻辑、哲学的东西，被“刀刃和锋利”、“物质决定精神，精神是物质的客观存在”折腾得云里雾里，更为主席“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号召所折服。故而一直以来，我对精神文明始终怀揣着“高山仰止，心向往之”的崇敬之心。那时的精神文明，直如“高天上流云，须仰视才见”。后来，登上讲台，开始教书育人的行当。班主任、思品教师、德育副校长，各角色一一转换，在谆谆教诲、循循善诱里，对学生进行苦口婆心的说服劝导，正所谓“点点滴滴里，尽是精神的碎片”。再后来，在规避“卸磨杀驴”的凄惨里，机缘巧合之下，我终于赶上了转岗的些许时机，居然在“公招”的道路上平地一跃，跳出了三尺讲台的羁绊，直冲入精神文明的怀抱，开始了与其的“零距离接触”。老实说，在工作的酸甜苦辣里尽是“色受想行识”，五蕴皆张。
　　 从概念来看，精神文明有时非常之大，“天似穹庐，笼盖四野”，把什么都给遮盖住了，比如美国人亨廷顿，就在《文明的冲突》里，极言美洲文明、欧洲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的不可调和云云，煞是唬人；有时却又很小，比如在中国的传统礼仪文明里，就有“笑不露齿”、“食不言寝不语”的讲究，还有在著名的厕所文明里，也有“上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来也匆匆，去也冲冲”之类说辞。精神文明有时候地位很高，总是在居高临下里，被推上“精神动力、舆论支持、智力保障”的崇高位置，在形形色色的文件里，近乎于于神的顶礼膜拜；有时候地位又很低，比如在行走文明里，盛传的便是“人让车，让出一分文明；车让人，让出一分安全；车让车，让出一分秩序；人让人，让出一分和谐”的理想蓝图。精神文明，其实终究在触手可及里，保持了渺远的愿景和念想。
　　 才短短的几个刹那，我却已经在工作经历和所感所悟里，感受到了“办”名义下的基层精神文明建设，其实有几多绕不开的“殇”：
　　 一是滞胀之殇。首先在于创建的平台“层出不穷”。“平台复平台，平台何其多？”以创新的名义，可以年年生出很多传奇。“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或许并无不妥，因为它张扬的是一种动态的平衡。然而，推陈不出新的困窘，却形成了很多的怪状。常在“场”中走的人都知道，在和平安逸的背景下，“抓手”自是非常有名。但是，嬗变的尴尬不容回避。曾经听到过某教授的感慨，每参加一次精神文明建设座谈会，便恍如参加了一次攀岩，因为“人人都在谈抓手”。这不由不让人想起柳宗元的著名寓言《蝂蝜传》，什么都好什么都往上装，结果不堪重负，成为笑谈。其次是任务多，往往“一事未平一事又起”，“一办”应对多个科室，还要故作轻松状，其实际效果自是可想而知。再次是牌子多，什么都可以跟“先进”搭上边。结果一来二去的，在不经意间都皆大欢喜，让“先进”占了每一个角落。虽然都知道“全部先进相当于没有先进”，可勇于点破这个肥皂泡的却实在是少之又少。
　　 二是量化之殇。也不知从哪个时候开始，一旦提起科学理性，无不以数据为指标。污染指数、营养系数、分子个数等等，体系庞杂，多种多样。要说自然科学的微观研究，应该以数据来说话倒也无可厚非。可若把这种精密放大，延伸至社会科学的各个角落，衍生出文明指数、腐败指数、幸福指数之类，就有些言过其实，其客观真实性值得商榷。比如在某条街道上，非要以“悬挂横幅XX条，张贴标语XX条”作为是否文明先进的量化标准，“XX”或者“XX+1”即跨入文明，“XX-1”则归入不文明，其幽默的成分是否浓了些；又比如把创建指标切割为几大块，每块纳入相应分数，并用“领导经常研究创建工作”、“群众积极参与活动”等描述性的文字来界定得分与否，形成主观感受决定客观分数的奇观……观感就是观感，何必非要把它绑在数据的战车上，陷入量化的泥沼呢？
　　 三是夹生之殇。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搞不清楚设置和生成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只约略知道设置以严谨为特征，生成以自然作标志。不久发现，在学校的教学中，凡被贴上“设置性太强”标签的，几乎就是不灵活不变通纸上谈兵的代名词，最终的评判几乎都是负面的，终于明确“设置不好生成好”的浅显道理。后来在换岗的新鲜感里，从高高低低层级不一的红头文件中，不止一次读到令人荡气回肠、拍案叫好的语句。可随之却在描绘的美好愿景里感到丝丝茫然：高调里的昂扬，要怎样才能转化为丝丝缕缕的平实？美好的理性设计，在无柄的刀刃下，是何其的虚空?比如农村的道德生态，在没有经费保障的前提下，在操作人员“空降无路、本土扯蛋”的现实里，怎么实现“草根式的平衡”？因此，在“N个一”的规定下，动作走样，做成了夹生饭。比如“大推进”实现“大普及”，在受众百人百心、推手“场上神圣场下市井”、渠道多元的前提下，只能是“高投入低产出”，惶论成功？高举轻落，无所着落，如此等等，怎一个“夹生”了得？
　　 四是异化之殇。近段时间，“被”字很流行，什么“被增长”、“被代表”、“被气愤”、“被崇高”等。所谓“被”字，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异化。记得以前在课堂上，老师解释“异化”时，总爱说“人最初创造了钱币，最终却被钱所控制，成为钱奴”。套用现在的话，则可以延伸为：“人创造了房子，却为放所控制，所以有了蜗居；人创造了游戏，却为游戏所累，所以有了偷菜。”而在精神文明建设的大环境里，有许多活动何尝不存在已然“异化”的“被”字？有许多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操作部门很多时候最为关注的细节不在于参与面、带动力、实效性如何，而是到场领导的级别、规格以及排位，甚至要诚惶诚恐地为其拟出稿子来，其几上几下的苦楚状，教人扼腕长叹。还有许多活动，可能大部分的精力都耗在启动仪式上。结果是，一启动就意味着结束，随即用“以点带面”等来作总结了。“轰轰烈烈启动，冷冷清清收尾”，真个是“买椟还珠”的现代版、升级版了。
　　 面对精神文明建设之“殇”，在现有环境下，当糅合有牌创建和无牌创造，研究吃透让别人创建和被别人创建，突出“创”字；横看成岭侧成峰，在包装的时代善于吸引眼球，突出“包”字；整合资源、信息、阵地，实现“N合一”，突出“合”字；学会借风借力借势，突出“借”字；挖掘提炼，推荐展示，扩大影响，突出“推”字。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于精神文明践行者而言，却也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