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在人民日报副刊上读到的一篇散文《松明照亮的夜晚》，就像一粒火柴头，在我记忆的磷片上擦出了耀眼的火光，霎时照亮了青少年时代追逐乡村露天电影的路途。
　　 上世纪整个八十年代，直至九十年初，我家乡那个村子，一直沉浸在一种露天电影的氛围中，甚至可以说几乎达到了疯狂的程度。那个年代，经历了改革开放和农业生产责任制两大历史变革，久经苦难和贫穷的家乡父老，开始过上了从未有过的好日子。加上粮食连年丰收，手里有了点积蓄的村人，就筹划着推倒世代居住的破土砖房，烧砖制瓦修建红砖青瓦的楼房。
　　 村子里的建房热，开始起于五砖塘那几个在云南当建筑包工头的人家，后来逐渐漫延到一般家庭。在这股热潮整整持续了十余年的时间里，几乎每月都有数家不是制瓦烧砖，就是拆屋建房。起初时，那几家包工头较着劲儿赛热闹和喜气，请来乡上甚至区上的电影队，你一场我二场你一晚我二晚地放电影。于是乎，放电影便成了我们湘南那个小村子建房人家的必备节目。有时一个二、三十来户的院子，竟然在村东村西都挂上了电影幕布，两家建房的主儿唱起了对台戏。后来，除了建房、烧砖放电影外，一些人家儿女上大学，长辈生日，办红白喜事，结婚生子也来凑热闹。有一年，一户人家母猪下崽也放了一场电影，以至于有人非常乐观地预言，以后塞淤凼烧火灰，我们也有得电影看了。
　　 村子里没有电影院，放的自然都是露天电影了。现在想来，即使有非常正规的电影院，乡亲们也决不会将场子拉进去。因为，他们放电影图的就是自家新屋场里的那个喜庆场面，那种热闹气氛。
　　 露天电影的场地，往往是逼仄而简陋的，除了办丧事放电影必须在院子正屋前的坪地上外，其它的事放电影场地的选择，往往显出一种随意的大气。新建的房屋墙壁上拉上幕布可以放，晒谷坪边竖两根杉树可以放，新收割的晚稻田里搬张桌子架上机子可以放。至于观看电影的乡亲，上了岁数的老人、抱娃带崽的女人，大多早早搬了竹椅板凳，在幕布前占了各自的位子，电影开场后就在那里规规矩矩地观看。至于那些年轻力壮的男人，好动的小把戏，情窦初开的姑娘小伙，他们或在人家的平房顶上，或在树枝上，或在周围那些如碉堡般耸立的红砖窑上。甚至还有一些情男痴女，躲在田地里的稻草堆里，一边观看着电影里的故事，一边上演自己主演的爱情大戏。
　　 那时的我，正值青春年少，自然也希望能够邂逅一场露天电影场里的爱情。其实，这样的机会曾有过一次。当年，我二十出头的年纪，先是和隔壁日升村的一位姑娘谈恋爱。有一天晚上，我们村的大兴塘院子放电影。我并没有去通知这位刚处的女朋友，但是却不期然地在大兴塘的电影场中相遇了。姑娘让我带她去别人家里找水喝，当我们好不容易走出拥挤的人群后，却是她领着我往外走。电影场三面是房子，其中一面的房子后是乱石林立的小山丘。我俩刚在相距不远的二块石头上对坐下来，还没来得及说一句话，突然听到有人在大声喊着什么，同时一道雪白的电筒光扫射过来。我们吓了一跳，本能地逃离。夜漆黑如墨，电影场里人头攒动，我们就像大海里的二条小鱼儿，各自游向了无以寻觅的不知处。自此之后，我们没有再见面，也没有再联系。我那刚萌芽的爱情，由于一场露天电影场里的邂逅，而消弥于无形。
　　 那些年，我们村子里每天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今晚哪里放电影？放的什么片子？半下午看到有人挑着电影担子，就赶紧跑过去打听，然后一传十十传百，不消一个时辰便传遍了十八个院子的家家户户。于是，男人们便招呼自己的女人或孩子，早点回去煮饭喂猪，收好在外晾晒的衣服，唤回在外的鸡鸭，并嘱咐儿女赶紧搬凳子椅子，占个好位子。不一会，男人便也从地里收工回家，早早吃了饭与家人去看电影了。一些恋爱中的姑娘小伙，这时则忙着往对象家赶，遇见了熟人，也许就捎个口信过去：麻烦你告诉某某某一声，叫他(或她)过来看电影吧。于是，在这样一个下午，“某某某，你男人(或老婆)让叫你过去看电影。”这句话就异常地流行，如果那时有网络的话，肯定要比“贾君谊，你妈叫你回去吃饭”更火十分。
　　 我的二堂伯娘，是露天电影的一棵“消息树”。她做点卖瓜子花生的小本生意，挑着一个小担，每晚去追逐露天电影的踪迹。一有了消息，她半下午就开始了炒瓜子和花生，那香味儿飘去好几个院子。所以，一闻着她家的香味，周围笼转的人就知道今晚又有哪个院子要放电影了，便都去向她打听。问她哪个院子，她会很详细地告诉你；再问放什么片子，她最经典的回答是三个字：哪晓得。于是有小孩儿给她编了首童谣：二伯娘，二伯娘，瓜子花生，啧啧香。看电影，找她问，准帮忙，准帮忙。放什么？哪晓得！买瓜子，要现钱，莫赊账！莫赊账！一路追一路唱，惹得二伯娘恼火，就很慈祥地骂：鬼崽崽，鬼崽崽。小把戏们哄一声散了，继续唱，将放电影的消息传遍角角落落。
　　 那时放的电影大多是一些《上甘岭》、《渡江侦察记》、《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之类的战争片。后来又有《永不消逝的电波》、《冰山上的来客》，再后来又有《天仙配》、《白蛇传》、《尤三姐》、《红楼梦》等爱情影片。记得有一年，《红楼梦》特别火爆，曾在我们村子的一些院子里，连续放了七个晚上共十一场。其间还发生了一件即有趣又可悲的事件。
　　 在后来放的几个晚上，人们总是发现一个并不认识的小伙子，每当电影放到一半时，他就异常激动，不顾人们的阻拦，爬上那根挂幕布的杉树柱子，用双脚夹住，双手向幕布伸出，口里喃喃地喊着“林妹妹！”看他那执迷而晃悠的样子，所有的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后来，放电影的师傅不敢再放《红楼梦》，任凭主家恳求，就是不放。他说，万一出了人命，谁担当得起？然而，事情终于还是出了，不过是在另一个公社的一个村子。那小伙又去爬柱子抱幕布，一下就从上面摔掉下来，死了。这时我们才知道那小伙子是隔壁一个区的，与一个姓林也长得跟电影里林黛玉很相像的姑娘谈对象，那姑娘病死了，他也就疯了。于是天天追着看《红楼梦》，幻想着去抱自己的林妹妹。听到这些，村人们都唏嘘不已。
　　 那时放电影，经常还有一个附加节目，就是吵嘴打架。其实，我的乡下民风很淳朴。在露天电影场里看电影的人来自四乡八村，早来晚到自然而然。后来的或背着凳椅或牵着小孩，嘴里喊着让一下让一下，就往观众堆里挤。而先来的正坐在凳子上歪头张嘴，进入在剧情里悲欢离合五味杂陈不亦乐乎，冷不丁被后来者一挤挤出三界外，就十分的恼火，也不看来者何人，张口就骂：狗日的，挤死挤魂呀你！后来者刚想张嘴还击，一低头看到原来是老熟人，于是改动嘴为动手，一拳攉过去：哈哈哈，狗日的是你？俩“狗日的”在一起，自然惺惺相惜，一个要让出自己的凳子讲人情，一个不领情，还说我那边有凳子哩，你狗日的自己坐摆子吧。俩人正要散去，后面却有人在起哄了：嗬-嗬嗬嗬-看电影我们看个卵哟！俩“狗日的”看到自己站起来的身子，在银幕上映出巨大的头像，心中自然明白，这“卵”必定就是他们了。于是，在起哄者中喊出几个人的名字或外号来：某某某，你个屌毛喊个毛啊？改天再喝酒灌死你！对方不甘自弱，大声回敬道：要得要得，到时看醉死的到底是哪个屌毛！此话一出，又引来一阵哄笑：团鱼莫笑鳖，都在泥窩歇。都是屌毛！都是屌毛！哄笑声立马引爆全场，口哨声、尖叫声此起彼伏，声浪彻底盖过了电影声。现在回忆起来，觉得这样的场面，很像时下情人们的打情骂俏。原来，我的乡人们也有这种情结。不过，情人们的打情骂俏是因了爱情，乡人们的“打情骂俏”却是因了友情，或者说是乡情。
　　 打架，那是我们乡下露天电影时代末期发生的事，打架双方都是些年轻小伙子。他们之所以打架，则是因了爱情。
　　 我们村子里参与打架的人几乎没有，大多是南北相邻的另二个村子里的一些青年。每晚电影放着放着，就听到场子里某处喧哗起来，有人高喊，新陂町跟石湾又打起来罗！赶过去一看，一大群人正打斗得热闹。
　　 看电影打架，大多是为了某位姑娘。有时是新陂岭，有时则是石湾，某位小伙泡上了某位姑娘，对方“看不惯”或“不服气”，就乘人家浪漫之时，去吵场伙找岔子，充当“救美”的英雄。于是，一场战斗因情的名义，在或宽敝或逼仄的电影场地里展开。如此这般打过了几场，双方就变成了斗红了眼的“牛牯”，不管有事没事，只要一照面就准得打上一场。可以说，到这时，看电影只不过是他们的一个借口，“打石湾的人”、“打新陂町的人”才是他们进电影场的真实目的。
　　 不过，那时打架的风气尚好，只限于拳脚，不象现在动刀动枪。所以，尽管后来每场电影都要或大或小地打上一场或几场架，却并没有闹出什么伤残和命丧的大事来。
　　 说实在的，当时对他们的“战争”，包括我在内，有许多人是颇为不屑的，认为为了一个女人而争风吃醋大打出手，不值得。不过，现在的我却改变了看法。纵观中外历史，原来却有那么多的赫赫有名的王侯将相，不也是在为女人而发动战争吗？武王伐纣，是为了妲己，勾践反攻夫差是为了西施。吕布杀董卓，是为了貂蝉。唐朝安史之乱，是为了杨玉环。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也是为了陈圆圆。特洛依战争，因美人海伦而起。英法百年战争，原是为了维多利亚皇后。再说，现在我们国家还有那么多的贪官，竟然也是为了情妇而敛财丢官陨命。如此一想，也就对家乡青年为姑娘打架一事释然了。王侯将相“打架”，是因为他们太成熟。不成熟时，他们不敢打；家乡青年打架，则是因为他们不成熟。成熟后，他们不敢打。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那帮打架的青年小伙大多娶媳成家，再加上我们村里放电影的热潮消退，一年甚至是几年都不再放电影，新陂岭与石湾青年打架的事，也就逐渐偃旗息鼓了。现在，当年的战将们已是悉数人到中年，他们为了生活各自奔忙，偶尔相逢，拍拍肩膀，再递一支烟，说不尽的是对生活的感慨，丝毫不觅当年的情仇恩怨。
　　 说到“烟”，我这个“瘾君子”的炼成，还得“益”于家乡的露天电影。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刚从学生变成回乡青年，正赶上五砖塘建房放电影火爆的时候，因只相隔里来路，所以每天晚上都去看电影。那些建筑包工头财大气粗，每场电影中途都要派专人到电影场上散几次香烟。记得那时乡亲们平时大多抽的是自己种的旱烟，即使抽盒烟也是几分钱一包的“经济牌”和“建设牌”。可是，主人家散的却是二毛一包的“洪桥”，间或还散些从云南带回来的“大重九”“阿诗玛”。一晚电影下来，每个男人都会接到三、四根主人家散发的烟卷。一来二去的，我也就叼上了，先是“大重九”，再又加上“洪桥”，后来索性自己也去买“经济”和“建设”来抽了。再后来我又喜欢上了写文字，依赖着在烟圈里捕捉那所谓的灵感，即使想戒也是莫可奈何了。
　　 那时放电影除了正片外，往往还有二个“加映片”的节目。它们都是在正片放映前进行，一是加映一部切合当前形势的电影记录片，或者是一部幻灯片。二是大队干部讲话，安排某些事物。讲话的一般都是大队支书，先咳几声清清嗓子“喂……喂……喂……”，再就是“同志们”，连喊两遍，“今晚放电影，借这个机会我讲几句”。支书每句话都要停顿几秒，于是每句话的最后一个字就在电影幕布两边的扩音机里回响，“喂——喂……，“们——们——们……”，“句——句——句……”音阶由高渐低，韵味悠长。
　　 三十余年的时光，虽然是弹指一挥，但岁月的流水仍将昔年所看电影的片段与情节冲刷得支离破碎，再难重组，可是，那每晚追逐电影的来去路上逶迤明灭的灯火长龙，仍在我的脑海里闪耀，永不磨灭且愈发清晰和亲切。
　　 那时候有电筒，但远远没有如今手机这样普遍。通常走夜路的照明工具是马灯和火把。电筒多是年轻人的专利，马灯基本上属于老年人专用，火把比较大众可说是老少皆宜。每晚电影开场前散场后，由灯火组成的游龙，在乡村的原野四面八方舞动，引得各个院子里的狗们犬吠不已。由此，一阵小小的热闹象星火般点燃了乡村白天里沉淀下来的生气。多年后，我长期居住在城市，看慣了似乎更加壮观华丽的车灯流萤，但昔年那灯火游龙一样的感觉再难重拾，反到成了我怀念乡村旧时光的一种理由。
　　 哦，露天电影，一个你我乡村里永远消失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