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住，此刻我正静静地穿行在小镇的街道。一场绵延的雨后，灰蒙的天空下，孩子们望着屋檐下悬挂的水珠发呆。在靠近海水的煤炭码头，我的歇底沾满了灰尘。人们说，这幸好是个雨天。如果是在干燥的有阳光的冬天午后，你恰好从此经过，你可以看见无数黑色的煤粒，像往事不甘寂寞的虫豸，蠕动在冬天苍老树干粗糙的表皮上。远处是黯然的浪，伏在水的表层，水上有一条从船艉延伸开去的油污。在细密的雨丝下，清晰得如同手腕青幽幽的血管。少年时的我，好象一直站在这里。一段浪追逐着一段浪，然后蜂拥着往天光开阔的出海口涌去。我站在这里，那片浪孤独地咆哮在那里。
　　 冬天的小镇失去了血色。路上没有匆忙的人群。摇摇欲坠的门板，“欸乃”一声又关上了。我没有看见关门的人。老船长们已走进故事。那些黯然昏黄的灯火下，讲故事的人长眠在后山坡光凸凸的坟地上。曾经出海的人，在风雨交加的夜晚再次扬帆出海。比如，那天上午，我坐在表姐家黑黝黝的弄堂口，海风吹得屋前的布蓬“哗啦啦”的响，那个一直沉默的男人站起身，为我递上一根劣质的卷烟。隔壁的女人探头探脑，她们计算着今天中午牌局的顺利开场。男人沉默了片刻，闷声说着，表弟慢坐，我出去干活了。他骑着那辆摇摇晃晃的脚踏车，后背的衣服被迎面的风吹得鼓鼓的，他一会消失在巷子的拐角处。
　　 表姐说，多久没吃过这么鲜嫩的红头狮鱼吧？我说，是啊，配些酸笋，直惹得我留口水。我说：海境怎样？表姐眯着眼笑。送你的青虫寻吃了没。吃了。表姐笑了一下，又楞了。有时，我会对着那张牙舞爪的庞然大物发呆。一斤二的份量，一头就要一、二百元。我笑笑说，姐，你是吃的命，从少年一直吃到现在。日子越吃越滋润了。她说，可不，你姐夫出海回来，我们一家人就着黄酒炖着这青虫寻吃，比什么都补。母亲曾经在我面前多次抱怨过这姑娘的不懂事，从少年被大姨竹片抽打得半夜出逃，跑到我家里；直至与前个男人离婚；一点也没有生活的压力，小孩子似的一直开心到现在。
　　 我只是想到那男人被风鼓起如袋子般的衣服后部。母亲在一次饭桌上说起过渔民捕捞这深海里野生的青虫寻的经历。这东西平时蛰伏在深海底，两只大钳紧紧抓住海里的淤泥。纹风不动。风和日丽时是难见庐山真面目的。只有在海上起八、九级以上大风浪时，受海水卷动的影响，才被浪打到浅海层。只有这时，冒着大风浪出海的渔民才有可能捕捉得到。仗的是艺高人胆大。如今近海捕捞使海资源锐减，要捕捉这种蟹，只能把船开到台湾海峡的海区附近。男人的渔船几人合股，也就二十米长，那样的风浪出海，是顶着极大的生命危险的，靠的是把舵的舵公精湛的技艺。
　　 冬天的小镇街头，在那些弥漫着咸腥味的巷子口，你可以看见几个老女人围成堆，织着渔网。好多年前，在我老家房子的过道，我那戴着缺了一只腿的老花镜的外婆，也曾经这样专注，她不时抬头看着天色，抱怨着，要变天了，关节炎又发作了。然后收拾好东西，躺在床上。那个时候，我想起与她相依为命的日子。在海风呼啸的夜晚，我望着她一夜在床上翻来覆去，以及黑暗中传来的清晰的呻吟声。巷子口，出海的男人们，就在女人的旁边，蹲在某处杂草丛生的角落，抽着水烟袋。一杆有着磨擦得发亮铜柄的水烟筒。少年的我以为是海上男人的一个标志了。正像一些年头前，在家人戒烟的压力下，我改抽水烟。可不久就放弃了。一是以为抽水烟是人生走入暮年的象征；一则是因为已经过逝的小舅，在我居住在他家中的日子，半夜看着他抱着水烟筒，不知怎的，弥漫而来的少年忧伤。很多年的往事，那些简朴而饱满的时间，随之而来的充实，其实一直在静止中明灭着。
　　 我与海打了十多年交道。在八、九级的风浪时，即使是几千吨位的海船、一、两百米长，船上配备极为先进的雷达、卫导等助航仪器，也是严令禁止出海的。何况这一、二十米长的设备极为简陋的小渔船。无风三尺浪，我更无法想象在风高浪大的台湾海峡，在几米高的浪峰与浪谷之间穿梭的小渔船，那些男人是怎样面对生存的恶劣？那个掌舵的老舵公是怎样挥洒人生的从容？而据我所知，仅以小镇而言，这样的技艺精湛的船长是越来越少了。科技的迅猛发展，使原始的船舶操作，从人工方面而言，大部分被机器取代。具有先进航海知识的船长们，一个月拿着几万元的工资，只需要面对仪器提供的数据，作出一个又一个的航行判断。我不知道这是时代的幸运，还是社会的不幸。如果在航海上面对真正的险境，或者机器出了故障不工作，在灾难来临前，这些掌握先进航海科学知识的船长，他们的命运能比原始的一个操木桨的水手们在面临险境前强吗？
　　 我从小镇的街道走过。雨水使一层泥泞依附在水泥地面上。鞋底有些湿了。在那个转弯处，一级一级的台阶，向上延伸。偶尔想起童年时穿解放鞋的时光，时间曾经在这里留下多少痕迹。譬如我的少年，曾经目睹过那些匆忙的人群。抬着一箩筐一箩筐的大黄鱼、乌贼、梭子蟹、剥皮鱼上上下下。海风吹过少年的面容茫然不知所措。值得留念的时光，在不经意时，已淡然无存。父亲说过，小镇的水产院子，明晃晃的电灯亮着，女人们剔出了鱼骨，掺上淀粉，用胳膊粗的木杆抽打着鱼泥，一大木桶一大木桶的鱼片，刚从滚烫的大锅里捞起，调上鱼露、味精、香醋、葱花等，男人、女人们端着碗，就着喧闹，大口吃着。谁拉着谁的袖子，悄悄说着今年的海路。而远处，“大围毡”渔船在月色下，在海浪的拥抚下，轻轻荡漾着。
　　 衰败地多快，恍然就几年的时间，八十年代过去了，九十年代来了，那些腰里揣着几个钱的在码头、巷子酒铺里喧闹着醉酒的男人，好象相约着忽然退出人们的视野。小镇民间流传的“海蛰皮、虾米、带柳”镇上穷人“三宝”一夜之间登堂入室，从饥荒年头的渡荒食物一下子成为这年头人们桌上美味海鲜品；那种外表酷似石斑鱼，但多刺、肉也欠滑嫩的俗名叫“红头狮”的海鱼，身价倍增，黄瓜鱼、石斑鱼、梭子蟹，一般平民再也吃不起了，成为一个流传过的美丽的江湖传说。近海资源衰绝了，渔民们转行的转行，坚守的向深海发展。
　　 那天下午，镇子里下了一场雨，街道两边的店铺放着些熟悉或不熟悉的歌。冬天的海风吹来，甩在脸上，有些粗糙的疼。站在码头，少年时，母亲曾经呼唤着我的乳名。一步一步走上爬满海藻的码头台阶。干净清爽的空气浮荡着镇子的上空。对于一些往事，一些记忆，它多么真切地，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悄然过来，而又过去。我记得自己安静地穿行在久远的小镇街道，向熟悉或陌生的人们微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