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有了厦门大学刘海峰的《科举学》，至去年已经召开过“第十二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科举实行了1300年，至1905年废除，如今再一次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和反思，也看到一些为科举翻案平反的文章。
　　 废科举以后，此前积极支持废科举的梁启超又说：“此法之造于我国也大矣，人方拾吾之唾余以自夸耀，我乃惩末流之弊，因噎以废食，其不智抑甚矣，吾故悍然曰：‘复科举便！’”那么，被康有为说成“八股清通，楷法圆美，即可为巍科进士、翰苑清才；而竟有不知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祖、唐宗为何朝帝者。若问以亚非之舆地、欧美之政学，张口瞪目，不知何语矣”的科举考试，究竟是指望通过局部的改革来让它枯杨生稊，还是将它连根除去、另种新苗更好一点呢？
　　 科举最盛期宋代的苏辙说：“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捨其旧而为士者也。”公正、公平具有永恒的魅力，胡适曾说：“这种制度确实十分客观，十分公正，学子们若失意考场，也极少埋怨考试制度不公……即使是最贫贱家庭的男儿，也能够通过正常的竞争程序而爬升到帝国最荣耀、最有权力的职位上。”民间精英不断进入官僚队伍，可以打破贵族世家把持政权、消除武人势力、金钱或者宗教对于政治的长期垄断。政权向平民开放，也为社会的流动提供了可能，同时树立政府的开明形象。而一旦当官就暴得名利，造成的却是社会最大的不公平。
　　 明末大臣陈启新有奏书说：“尝见青衿中朝不谋夕者有之，一叨乡荐，便无穷举人，及登甲科，遂钟鸣鼎食，肥马轻裘，膏腴遍野，大厦凌空。”明成化年间，“大凡大家，出于祖父以这枝笔取功名。子孙承他这些荫藉，高堂大厦，衣轻食肥，美姬媚妾，这样的十之七……”清康熙年间的傅拉塔也曾上奏说：“奴才先前生计贫寒，后蒙圣恩，以监察御史前往河东盐差，返回后买房七、八十余间，买奴仆百余口以为差役，又买五、六十余个汉子田耕种，生活富裕。”如此暴利而科举又提供了攫取的希望，去赌一把的人自然就趋之若鹜了。明朝来华的葡萄牙人曾德昭说：“这些科举考试构成了国家最重要的事务，因为它事关权位、声望、荣誉及财富。它们是大家关切地注意的目标，是大家关怀备至、魂萦梦系的事物。”相比之下，这种畸形使其他的国计民生大事，很难得到必要的关注了。
　　 裹了小脚就要一辈子穿小鞋，科举考试与裹小脚的时代大致并行，两者之间也有共同点。利玛窦认为：“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一种不论出身、财产、地位和名望，唯一的条件，是个人学识高低的选官制度。”可惜这个最关键的“学识”，却是禁锢思想。正如清初鄂尔泰所说：“非不知八股为无用，而牢笼英才，驱策志士，其术莫善于此。”唐朝科举注重诗赋也是如此，“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鬚”；“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僧推月下门，还是僧敲月下门成为佳话，究竟对社会人生有何意义？无非是诱人沉醉于文字游戏，在一本正经的无聊中耗尽了无数士人的生命。
　　 王栐《燕翼诒谋录》所谓：“士子潦倒不第者，皆觊觎一官老死不休。”利用他们的希图侥幸的心理，而使“乱不生于中国”，代价却是大多数人的“误攻文字身空老，却返渔樵计已迟。”徒增大量既不能创造物质财富，也不创造精神财富的寄生虫而已。唯一的好处是“国家以科名奔走天下士，范才于科目之内。”读书提高了文化素质，也消弭了不少反抗的思想力量。
　　 通过孔孟之道的洗脑，造就了许多“平日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可怜虫，要想在他们身上看到民主与科学的影子，也是难以指望的。不能否认通过科举走上仕宦之徒者中，有不少了不起的人才，但这并不能归功于科举，任何人群中都有杰出人才，比如远早于科举之前的伊尹、傅说、姜子牙、百里奚……
　　 即使是梁启超等人认为别国的文官选拔借鉴了中国的科举制度，问题的关键却是两者的核心存在根本性差别，内容不行，形式再好也无用。只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希望从此落空，让不少人在这个断层上陷入了真空中的窒息，或者为已去的梦境惋惜不已。与其这样，不如把头别转去，看一看到官本位以外还有更广阔的天地更值得去开拓，何必都去为追求它的虚妄而“得到了你，迷失了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