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
　　
　　 母亲出生在青海门源的一个牧主家里，听母亲和知道我外公的老人们讲，我外公是皇城一带远近闻名的大牧主，家境非常富裕。外公很严厉也很抠门，外婆却很慈爱善良。母亲是在外婆的宠爱下长大的，外婆脾气好，从不打骂孩子，也不干涉他们的行为，任由他们自由自在的成长，这种环境里长大的母亲阳光，率真，顽皮、自主、大胆，敢爱敢恨。
　　 母亲小时候非常顽皮，胆子也很大，她和舅舅闲着没事就到处去抓蛇，并把蛇挂在外婆的帐篷口，吓得她不敢出门。他们还抓来碗口那么大的癞蛤蟆，在癞蛤蟆的嘴里放几粒青稞，到了天黑悄悄把癞蛤蟆放在外婆的床底下，癞蛤蟆因为嗓子里卡着青稞，不停地咳嗽，那声音很像一个得了哮喘病的老头在咳嗽。草原上的牧民住的都很分散，你可以想象在一个夜黑风急的夜晚，外婆的帐篷里有一个得了哮喘病的老头站在外婆的头低下咳嗽一晚，外婆会吓成什么样子？我也亲身领教过母亲的恶作剧，那是我上初一的时候，中午放学回家，老远看见母亲笑嘻嘻地站在门口等我，等我走近后，她把一个大大的纸包放在我手里，说是好吃的。我正饿得肚子咕咕叫呢，我兴奋地剥开里三层外三层的纸包，你猜怎么着，突然一只青蛙从纸包里跳出来，只冲我的怀里。我当时吓得魂不守舍，哇哇大哭，母亲却拍手大笑。那年母亲快五十岁了。
　　 不知道你信不信因果轮回，我是信的，母亲的这种调皮后来百分之百地遗传给了她的孩子们，而且青出于蓝胜于蓝，母亲因此也和外婆一样受了不少苦，淘了不少气。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母亲十三岁了，外公长年领着雇工在皇城草原上放牧，把外婆、母亲和舅舅安顿到毛家庄董地主家的大院里，母亲就是在那里度过了她的少年时光的。
　　 外公把母亲和舅舅送进学堂，想让他们识些字，学些文化，学些礼数。每天早上，外婆早早起床，为母亲准备好牛肉干、糌粑和奶茶，让佣人陪着去上学，母亲和舅舅跟着佣人很乖巧地朝学堂走去，一直到淡出外婆的视线才停下。之后他们便朝学堂相反的河边跑去，他们在河边摸鱼玩耍，玩到中午才回家。学堂的先生见母亲接连几天不来上学，就带着学生到外婆家抓人，母亲气定神闲地坐在两只猎狗中间，使得先生和学生都不敢靠近。据母亲讲，她经常被先生头顶砖头罚跪。母亲讲这段经历时总是眉飞色舞，一点都没有羞愧的意思。我们听着也津津有味，羡慕万分。母亲就这样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浑水摸鱼地上完了小学，在那个大多数人都是文盲的年代，母亲算是有文化的人了。
　　
　　 母亲的爱情
　　
　　 母亲长到十六岁时，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她穿着光鲜，皮肤白皙，身材妙曼，梳一条粗粗的长辫子，一颦一笑都那么招人喜爱。她就像草原上一朵艳丽的花，不用刻意施肥浇灌，只要有阳光有雨露便兀自自在地尽情开放。外秀内强的母亲不知道儒家思想，也不懂孔孟之道，什么三从四德，封建礼教，循规蹈矩统统都不懂，她只是懵懂地跟着自己的心走。
　　 母亲十七岁时，由外公做主把她许配给了当地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地主家的儿子在西安上大学，成婚那天，母亲看见地主的儿子长相猥琐，很不喜欢，就在成婚的那天夜里乘人不备，越墙而逃（地主家就在现在的军马场）。地主家的人发现新娘不见了，发动了几十个人举着火把追了一夜也没追到。第二天早上新城子乡政府巡逻的民兵在大门口发现了疲惫不堪的母亲。那个时候刚刚解放，提倡婚姻自由，鼓励妇女解除包办婚姻，母亲在政府的支持下，顺利地解除了婚约。
　　 母亲是富家小姐，她的童年和少年阶段，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不知道贫穷和饥饿是什么滋味。而我的父亲却恰恰相反。
　　 父亲生在旧社会临泽县的一个叫沙河乡的一个小村庄里，才出生八个月奶奶就去世了，他是吃百家饭长大的。父亲家里祖祖辈辈是农民，穷得叮当响。父亲很小就放牛了，村里有个学堂，是他最喜欢去的地方，每次放牛路过学堂，他都要在学堂的窗户外面听老师念书，默默记背，日子久了，他记下的诗句比有的在教室里学习的孩子还多。先生感念父亲聪明好学，专门上门劝说爷爷让父亲去学堂念书，爷爷敬畏先生就答应了。就这样父亲一边放牛一边学习，非常刻苦，他在学堂学习认真自不用说了，放牛的时候也不忘看书背书。晚上夜深了等大家都睡下了，他就头顶被子，在被子里点个清油灯偷着学。你可能要问我他为什么不正大光明地学习？因为父亲的家里太穷了，点清油灯是一种很奢侈很浪费的行为，爷爷怎么可能答应呢。让你上学就已经不错了，你怎么还可以用清油灯，那不是蹬鼻子上脸吗？
　　 由于父亲学习刻苦，最终以优异的成绩小学毕业，全村几辈子就出了父亲一个小学毕业生，据父亲讲他当时身披大红花，骑着高头大马游街呢，着实给刘家争足了面子。父亲因此早早上了刘家的家谱。从此全村老少对父亲另眼相看，爷爷觉得很有面子，他认定父亲将来一定能光宗耀祖。因此不再阻止，而是倾其所有供父亲求学。在家人的支持下父亲上完了高中，又考试上了张掖师范。师范毕业的那一年全国解放新中国成立了，那年父亲十七岁。后来父亲被派遣到兰州新成立的林校速成班学习了一年，这一年决定了父亲一生的命运。从此他在林业上工作了一辈子，一生没有离开过祁连山。据父亲讲当时的永昌隶属于张掖，临泽也隶属张掖，所以父亲作为张掖人被分配到永昌西大河护林站工作。也是名正言顺的。
　　 新中国解放初期，国家为了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适应工农业生产大发展的需要，在全国城乡开展了空前的“扫盲”运动。
　　 “夜校”就是那个时候的产物。十八岁的父亲长得眉清目秀，儒雅俊朗。因为上过师范，所以能歌善舞，能写会画，又是吃公粮的国家干部，自然成了夜校的老师。而母亲恰好是夜校的学生。当年父亲十八岁，母亲十七岁，郎才女貌，一来二去，便互生爱慕之情，两家大人也都满意，第二年便喜结连理。
　　 这是大哥讲述的版本，还有另一个版本，是我小时候听母亲自己讲的，她说她和父亲第一次见面便一见钟情，母亲第一次见到父亲是在父亲所在的护林站，那次她和女伴去护林站找人，看见父亲在厨房里做饭，便进去询问，一问一答中便互生好感，当母亲告别走了很远了，回过头发现父亲握着擀面杖站在院子里看着她两的背影发愣。后来才是夜校里发生的故事。
　　 你们都知道凡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经历过大跃进、土改、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这几个刻骨铭心的运动。就是这几个运动把母亲从养尊处优的大小姐改造成为合格的劳动者。按当时时髦的说法就是“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大熔炉里千锤百炼后铸造成了一个光荣的劳动者”。母亲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吃了不少苦，并且经历了两次特大的超出常人所能忍受的痛苦。第一次是三年困难时期，饥饿像洪水猛兽吞噬着中华大地，有的地方已经到了人吃人的地步。母亲和他的孩子们都饿得皮包骨头。不幸的是母亲还怀着二姐，就在母亲分娩的时候，由于身体过度虚弱，产下二姐后出现了大出血，昏死过去。那时候的农村没有医院，只有接生的老娘婆，不知道老娘婆用了什么手段，母亲的命是捡回来了，但是却精神失常，母亲疯了。母亲得病的那段日子，父亲日夜守护，不离不弃。父亲在单位威信高人缘好，单位的同事自发地来我家，有钱出钱，有力的出力，主动承担起抚养二姐的义务，还从各处找来郎中或偏方给母亲治病，半年后母亲彻底痊愈；第二次是文化大革命，由于外公是有名的大牧主，被没收财产，被抄家，被批斗那是在所难免的了。当时舅舅是丁家唯一的儿子被抓去劳改了，外公天天挨斗最终忍受不了屈辱，在一个夜黑风急的夜晚，上吊自尽了。外婆得了乳腺癌没条件看病，还得天天挨斗，不久也撒手人寰了。母亲因嫁给了根红苗正的国家干部，而幸免挨斗。然而父亲却因为母亲的身世而受到牵连，被降职且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当时外婆他们在青海，母亲在临泽，当她得知外婆病重，想告假去青海探病，但是生产队长没有准假，母亲最终也没有看上她母亲一眼。那段日子，母亲差点哭瞎眼睛。
　　 在那个看重身世的年代里，不管世事怎么动荡，不管母亲的身份如何低下，父亲也从来没有因此而看轻过母亲。父亲就是母亲的伞，是母亲的精神支柱。母亲和父亲不离不弃生死相依度过了他们生命中最艰难的日子。
　　 父亲和母亲的前半生聚少离多，直到1979年我们随父亲搬到永昌，一家人才算完全团圆了。十年后父亲退休，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父母再也没有分开过。即便是后来二哥和三哥有了孩子需要父母帮忙照看，每次去也都是两人一起去。在我们孩子们的心中也形成了一个定式：无论如何父亲和母亲是绝对不能分开的。
　　 母亲73岁那年，得了肺癌，整夜咳嗽不止，闻不得一丝烟味，吸烟的人即便不吸烟，从她身边走过，她也会剧烈咳嗽。父亲抽了一辈子烟，烟瘾很重，为了母亲几天之内就把烟戒了。凭借母亲的乐观和坚强；再加儿女们精心照顾；两位外地工作的哥哥访名医找好药，母亲居然奇迹般地战胜了病魔。
　　 之后的十年里，父母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到最后的三年里，每年都有一两次住院治疗。每次如果一个需要住院，那就把另一个也带上陪住，只要他们在一起，他们安心，我们心里也踏实。
　　 2012年农历八月十三母亲油尽灯枯一觉睡去再也没有醒来。享年八十一岁，第二年农历七月十五父亲也相继去世。父亲和母亲去世时都是月圆之时，夜晚皎洁的月光铺满大地，夜色明静清澈像父母圣洁安详的面容。白天月亮和太阳同时挂在天空，日月同辉。二哥说那太阳是父亲，月亮是母亲，无论世事轮回，天上人间永不分离。而后，二哥赋诗两首：
　　
　　 一
　　 许自大河盟，孤旅青春爱有凭。
　　 摘得草原花一朵，豪情。腊月梅开福满盈。
　　 风雨共征程，问遍祁连数斗星。
　　 相伴今生成一诺，忠贞。甲子春秋携手行。
　　
　　 二
　　 热血洒祁连，鉴世英名可问天。
　　 竭尽衷魂成信仰，如烟。一曲林歌唱到眠。
　　 风骨照林峦，坦荡胸襟不畏难。
　　 德厚无疆诚可范，垂贤。无悔人生八十年。
　　
　　 母亲和她的孩子们
　　
　　 母亲生了六个孩子，由于父亲经常调动工作，母亲跟着父亲转战东西南北，所以兄弟姊妹都不是一个地方出生的。但是不管出生在哪里，都没有离开过祁连山。
　　 母亲在婚后的17年里，经历了太多的磨难，我的哥哥姐姐们跟随父母一同在磨难中成长，在艰苦的环境中长大的他们个个身体强壮，胆识过人，独立性很强，并且像母亲一样阳光开朗。
　　 1969年政策规定干部家属下放农村劳动，父亲把家安到了临泽，总算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而我也在那一年幸运地出生了。据大姐讲从那一年起我们的家境逐渐开始好转。我不知道我出生前的十七年里爸妈和哥姐他们过得是什么日子，我只知道在我出生后的十年里我们的日子过得其实并不轻松。
　　 那是一个必须靠劳动挣得工分才能分到口粮的年代。那时候父亲在外地工作，母亲从小在牧区长大不会干农活，队长给她派的农活都是难度较小比较轻松的活，挣得工分自然不多。每到年终生产队按工分分口粮，他们把各家分的粮食分成一个个小堆写上户主的名字好让每户认领。在所有堆里那个最小的里面沙子最多的准是我们家的。每年一到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家早早就断粮了，母亲把她心爱的缝纫机换了粮食，后来又陆续把她结婚时外公陪给她的四五个皮大衣也换了粮食。“放心吧！还有一个皮袄呢！”这是母亲在我们弹尽粮绝时常用来给我们打气的话，后来成了我们全家的励志铭，直到现在我们每遇到什么难过的坎时，我们就会用这句话给自己鼓劲。“放心吧！还有一件皮袄呢！”这句话的效果对我们来讲就和那句众人皆知的名言“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是一样的。
　　 为了一家人的生存，大哥十三岁就当了赤脚医生，十五岁时他的针灸技术在当地已经小有名气了。大姐十一岁就跟着大人们下地干活了，成了全公社最小的社员。二哥才十岁就已经学会踩着小凳围着围裙蒸馍馍了。七岁的二姐承担了照顾我和小哥的任务，我是在二姐的背上长大的。
　　 读到这里你一定以为我们家的孩子个个都乖巧懂事，其实不然，替妈妈承担家务是一回事，调皮捣蛋干坏事那又是另一回事，毕竟他们都是还没成人的孩子。不知是因为妈妈小时候的调皮遗传给了哥姐们，还是他们跟着爸妈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原因，反正我们家的孩子和村里的孩子很不一样，他们调皮捣蛋做坏事都那么有创意。比如大哥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脸上抹锅灰反穿皮袄，踩一个高高的凳子立在放杂物的屋子的门背后等每晚必去那屋取馍馍的母亲，母亲一推门就看见门背后立着一个全身长毛皮肤墨黑的鬼，当堂吓昏过去.
　　 上高中的二哥在一次放学的路上正巧遇到了特大沙尘暴，满街飞沙走石，天昏地暗，能见度几乎为零。街上的行人纷纷躲到一个墙角处抱团避难，挤在其中的二哥玩兴大发，他掏出自制的木头手枪，模仿小兵张嘎的样子，把枪头顶在了一个人的腰间，说:“不许动，举起手来！”可惜他运气不好，因为那人偏巧是个警察，他被逮到公安局审问了半天才被放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