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很喜欢过元宵节。
　　 上世纪七十年代，乡村生活是穷困的，但对孩子们来说，不管日子多么艰难，元宵节是有着许许多多的开心与向往的。尽管没城里火树银花的热闹隆重与多彩繁盛。
　　 古人称夜为“宵”，正月是农历的元月，故称正月十五为元宵节。元宵节又叫上元节、元夕、灯节，是农历新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也是春节节期的最后一项民俗活动。元宵一过，民间传统意义上的春节就算是真正地结束了。
　　 春寒料峭的夜晚，万家灯火的绚丽多彩，使这个家庭的节日显得格外温暖。
　　 每到元宵节，辛弃疾《青玉案·元夕》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就会悄然浮上心头。还有欧阳修的《生查子·元夕》：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
　　 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常年在外奔波，每到元宵，热闹喧嚷里，心头常有物是人非的怅惘与感伤。
　　 小时候，正月十五下午，村里家家户户都忙着用酒谷面捏面灯。我家也不例外。
　　 捏面灯是陇东乡下春节传统里的艺术活动之一。元宵节这天，农村人大都会用谷面、粘糜子面等捏面灯。母亲先把谷面和好，捏成窝窝头，在笼上蒸熟，然后趁热揉成莲藕似的面棒，切成小段，捏出沿儿，捏出灯头，用剪子几剪，用手几拧，圆圆的灯沿、灯身上就出现了各种花瓣。花灯捏成后，在蒿草茎上缠上新棉花，插到灯头上，灌上清油，晚上就可点用。但这只是普通的花灯，讲究少，做法简单，孩子们往往站在旁边看一会儿，就能学着大人们的样子做。
　　 最难的是捏龙灯、猴灯、马灯、狗灯等十二生肖灯。不管大人小孩，元宵节这天，每个人都有一盏自己的生肖灯。
　　 特别有意思的是猴灯。一个大猴灯的头上、背上、肩上、手上、怀里、脚上，还会或抱或立许多个小巧精致的小猴灯，有的小猴灯不过指甲盖大小。大猴身上的小猴灯越多，越见捏灯的功夫。因为要把一盏盏小猴灯捏得惟妙惟肖，心灵还要手巧，是智慧和艺术的结晶。
　　 每年，都有一个坐“王位”的大灯，猴年是大猴灯，猪年是一只大猪头灯，狗年，当然会有一个生动的狗灯。年年岁岁花相似，但“王位”上的大灯，随着十二生肖变化着。
　　 大人捏面灯，孩子们喜欢跟着凑热闹，捏一会，玩一会，一块面团捏来揉去，怎么也捏不出生动逼真的样子，结果，金黄的谷面在孩子们手里渐渐变了颜色，在大人的骂声里，丢下面团，一溜烟跑了。
　　 面灯供的地方不同，大小和造型也不一样。比如灶房里有给灶神的供灯，锅盖上常常供一盏猪头灯，大约是期望锅里年年有肉吃罢。水缸沿沿上捏一个小鱼灯，鸡窝棚上捏个鸡灯，粮囤上捏个麦垛灯，每一盏面灯都有着象征和祝愿。
　　 灯做完了，夜幕徐徐降临，上香，放鞭炮。然后，一家人怀着虔诚的心开始点灯。点自己的生肖灯时，我们会隆重地在心里给自己许下新年的心愿。如果这一年是猪年，猪头灯就会做得跟盘子一样大，放到最高处，点亮这盏大灯后，各人再点亮自己的生肖灯。之后，才抢着点普通灯，谁点得灯多，一年里谁的运气最好。
　　 清油不易点燃，要先点燃手里的秸秆，再用其点面灯。每点亮一盏，大家就拍手庆贺、分享成功的乐趣。
　　 捏面灯，使我学会了观察生活；点灯，则使我从小灯影里看到大光明。小小面灯使我懂得，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盏亮晶晶的灯。
　　 有时候，在大人的帮助下，我们也会自己动手用红纸和薄竹条扎糊几盏红灯笼。灯笼形状自己设计，想扎啥样就扎个啥样儿，只要想得出来，手足够巧。记得那时我们常做的灯，有球形、正方形、圆桶形，也有八角形和棱形的，糊红纸或者黄纸。若是黄纸，则会在每个面上绘上彩色图案，小鸡，小狗，或者花朵和一丛兰草，还有彩纸剪成的穗子。
　　 灯做好了，把点亮的小面灯放到里面，风不易吹灭。然后，一群小孩子，一手挑着小灯笼，一手拿着自己制的甩花，吵吵闹闹，东家出来，西家进去，满村子跑，听大人们夸谁的灯笼扎得好看。一村子的孩子你追我赶，会一直闹到后半夜。
　　 甩花现在已难见到。小时候，有专制甩花的手艺人提前做了在集市上卖，一毛钱一小把，有二十多根。如果能弄到药，也可以自己动手做。纸搓成粗如麦杆儿的筒，里面装了药，比筷子略长些。甩花点燃，刺刺冒火星，舞动，细碎的火星随着手臂会在夜色里划出各种流动的图案。
　　 但是，那时生活困难，左邻右舍日子都很艰难，这种小愿望并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实现。扎红灯笼，遇到年景不好，有的人家连一毛钱一张的红纸都买不起。
　　 捏面灯的谷面，是一种粘米，我的老家人叫酒谷，产量低，耕地少，大部分人家都不大种。但这种谷能酿米酒，蒸熟的谷面，热时粘性大，软而光滑，甜糯，遇冷变硬，很适合捏面灯。元宵节一过，面灯切成片，放进锅里，淋几滴清油，炕出来的馍片滑软香甜，很好吃。
　　 为了让我们每年都能拥有这份开心与欢喜，母亲每年都不忘种一小块酒谷，酿一些黄酒，过年用香甜的米酒招待亲戚朋友。剩下的早早磨好，留着为我们元宵节捏面灯。
　　 “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是农谚，说的是气候、农事与民俗上的意义。而孩子们看重的，是民俗里的欢欣与热闹。
　　 最开心最热闹的，是元宵节看新女婿点灯。有点文化的人家，还会出一些灯谜让孩子们猜。庭院里笑声朗朗，闹闹嚷嚷，很是热闹。
　　 乡村的冬天，农事少，日子清闲，一进腊月门，村里总有嫁姑娘、娶媳妇的喜事。按故乡旧俗，姑娘出嫁后，第一个元宵节要带着女婿到娘家点花灯，俗称“端灯”。
　　 看新女婿点灯，是乡村孩子元宵节里不可或缺的一份欢喜与向往。
　　 村里谁家有新女婿，孩子们早早就打听清楚了。点过自家花灯，我们就急着往有新女婿的人家跑。因为这样的人家，常会请最会捏面灯的老人去捏花灯，不仅面灯捏得好看，而且会有许多小灯，供看热闹的大人和孩子们端。
　　 面灯搁得太低，新郎一点即燃，就少了热闹和情趣。一般都会搭六层塔型高台，高的多为九层，每一层上不光有面灯，四角还要压钱。桌子一层，凳子一层，上百盏惟妙惟肖的面灯被搁在几竿子高的架子上，新女婿要从最高处开始点灯。难度既考验新女婿的聪明才智，也多了喜庆热闹。
　　 面灯搁得比房檐还高，仰起头看都看不见，咋点？
　　 新女婿总有办法,有的会在一根长竿子上缠好棉花，蘸了清油，点燃像一根长长的火把，但花灯搁得很高，举着长竿子凭感觉很难点燃，遇上有风天气，就更麻烦些。
　　 新女婿点灯的竿子会提前准备好，但孩子们想着法儿捣乱，把点灯的竿子偷出来，在蘸了油的棉花棒上偷偷浇上水，很难点燃。有的孩子会提前将一根长竹竿掏空，新女婿伸着脖子点灯，孩子们则拿了空芯的竹竿，在边上鼓着腮帮子吹风，有的会拿着扫帚扇风。这样，一次次折腾，新女婿迟迟点不燃花灯。这是大人孩子们都希望着的。
　　 点不燃面灯，新女婿就得给满院里看点花灯的左邻右舍施礼、求情。长辈端酒、敬烟，小孩子发散果糖。施一圈礼，说闹一阵。有时，也会让新女婿表演节目，等到看热闹的大人小孩满意了，管事的人就把搁面灯的架子降一层，新女婿再接着点，还点不燃，继续行礼、求饶。在一阵紧似一阵的笑闹声里，将新女婿折腾够了，点面灯的难度才会一点一点降下来。大灯点燃，在一片欢呼声里，孩子们可以去抢一盏盏点燃的小面灯。而新女婿的大面灯则不会有人动。大面灯新女婿和媳妇第二天要背回家去的，这是风俗，那是一对新婚夫妇心中永远的甜蜜与幸福。
　　 后来读了一点历史，才知道故乡“端灯”的旧俗实际上源自敦煌的燃灯风俗。至今陇东不少地区还有“灯顶灯”的俗语。
　　 看新女婿点灯，孩子们在热闹里大都会得到几粒水果糖，一两盏小面灯。记得邻家一个叫旺财的小男孩，把糖包在一块塑料纸里，总是啥不得吃，馋了拿出来舔舔，然后又小心翼翼地包好，一个多月过去了，在上学的路上，我还看到他在舔元宵节那天得到的糖呢。离开故乡快三十年了，有时看到别人吃糖，我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旺财，想起他伸着舌头小心翼翼地舔糖的样子。
　　 二月二，龙抬头。这是元宵节的尾声。这天，人人都会剪头发，希望带来一年里的好福气。在我的老家，这天人们不光剪发，家家户户还会炒豆子。一大早，站在场院里，空气里弥漫着炒豆子的香气，香得鼻头发紧。
　　 炒豆子是一件颇有讲究的事情。五谷杂粮，各样儿都会炒一些。记得小时候家里常炒的有小麦、玉米、黄豆、大豆、豌豆等。火候掌握得好，炒货里放了佐料，炒出的豆子酥脆，满嘴生香。
　　 这一天，学校的课堂上，少不了也要上演别样的热闹。孩子们书包和衣兜里装了各种各样的炒豆，一把一把交换着品尝。有一次，老师被教室里不停的嘎嘣声搅得课上不下去，愤愤地说，这堂课不上了，都把豆子拿出来，比赛吃豆子。满教室顿时一片掀翻屋顶的嘎嘣声。
　　 其实，元宵节前，村里就会来爆米花的生意人。
　　 爆爆米花的师傅在村子里找一块平坦处摆开阵势，煤炉子上架一个黑乎乎圆溜溜，状似葫芦的铁家伙，尾巴后边有个显示气压的圆盘，一个手摇的铁柄。爆爆米花的师傅一只手“啪嗒――啪嗒――”拉风箱，一只手不停地摇转炉火上黑不溜秋的葫芦，火苗子呼呼叫。米花在葫芦的肚子里悄悄发热、膨胀。
　　 有抱着小娃的，有碗里端着玉米等着爆花的，老老少少，一层一层围着看热闹。
　　 火候一到，爆花师傅戴上手套，从炉子上提起黑铁葫芦，炉膛里火焰突然腾空而起，火星像礼花一样，向空中窜起好高。黑葫芦对准细铁丝做成网状的袋子，一根铁棍在开关处用力一撬，动作干净利索。“嘭――”一声巨响，腾起一股热浪，冒着热气的玉米花在袋子外飞溅一片。孩子们“噢――噢――”叫着，抢拾飞溅的爆米花。
　　 轰隆声一阵一阵地响，米花一炉一炉地爆，而孩子们则一次次大呼小叫，你推我搡。
　　 爆一碗玉米花一毛钱，家家都会爆一些。但孩子围着爆米花的人不散，喜欢的是那热闹里的气氛与味道。
　　 炒了五谷豆，母亲还会给我们做一种别样的吃食。将炒熟的五谷豆混在一起，加了芝麻、杏仁和盐，在石磨上磨成面，就变成了香喷喷的炒面。下午放学，从瓦罐里取几小勺，干吃是一种味儿，加了开水，一搅，就成了油茶或芝麻糊，解饥，很香。
　　 除了捏面灯，点花灯，元宵节这天还有看疼眼睛的重头大戏――耍社火。
　　 热情和心气高的村子，社火排练一进腊月门就开始了，有的则过了大年初一才行动。村村锣鼓锵锵，鞭炮阵阵。懂戏的老人指导年轻人，按戏台上的戏文一折一折过。化装，着戏服，走程序，每个村都会拿出自己的制胜绝招等着这天争头彩。
　　 正月十五一大早，各村社火队整装出发，先汇集到乡街道上展示，再分头进入各村巡演。
　　 耍社火，不像戏台上唱大戏，要唱唱词。社火是扮戏，耍社火的人着戏台上的人物服装，持道具，按出场顺序排列成各种折子戏，从脸谱、扮相到人物组合，懂戏的人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戏，什么情节，那一折讲什么故事，清清楚楚。
　　 在我的记忆里，人民公社和生产队时代的社火是打腰鼓、踢花棍、划旱船。包产到户后，古风渐浓，偶尔也有一些现代装扮，但以古装戏为多。着戏装的人踩一米五高的高跷，或骑骡马，或挺立在拖拉机装扮的一辆辆彩车上，锣鼓、社火旗和彩旗在前边开道，声势浩荡。春官戴礼帽，手握大折扇，扇子临空一挥，哗啦一声，喧天锣鼓戛然而止，春官高声道：爆竹一声除旧岁，五谷丰登粮满仓。说罢，锣鼓再起，如此反复，配合默契。春官多是有口才有文脉的人装扮，看到什么得现场顺口编词儿，遇桥说桥，见小娃夸小娃儿，说辞清新、得体，得了喝彩，会有人给春官搭红。那红，多是一条飘动着牡丹花的红绸被面。
　　 紧跟锣鼓和春官身后的，是六人装扮的两只大狮子，后边才是一组一组的古装戏。
　　 两支社火队碰面，春官之间的口才较量是必不可少的。你一句，他一句，展开词联对决，一个比一个精彩，谁也不会甘败下风。队伍停止行进，春官之间铆足劲展示口才，两家舞狮的也较着劲耍起来，对唱声、鞭炮声、锣鼓声、喝彩声，声声入耳，势如春雷，一浪紧似一浪地往高处冲。热闹喧嚣里有文化的比拼，有精气神的较量，更有对美好生活的说唱与向往。
　　 从公路到街道，到处人山人海，热闹、喜庆笼罩大地。街上的单位和铺面，无论大小，门前皆摆了接社火的桌案，备了水果、烟酒糖茶、红包、香烛和鞭炮，等待社火队的春官高声大嗓送来新年的美好祝愿。
　　 从凌晨开始，这天的热闹与欢喜会持续整整一天，有的社火队会一直耍到天黑才能回村。
　　 老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捏面灯、耍社火、炒豆子，是风俗、仪式，亦是一种节日的传统文化，往往折射着一方百姓对生活、对生命的热爱和欢悦。风俗是历史的产物，自然会在社会的发展变迁中变化，有的悄然消逝，有的在发展中被注入了许多人为的新成分、新元素。
　　 故乡已很多年不见爆米花的人，捏面灯也鲜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街面上或纸或绢批量生产的灯笼，五颜六色，一次性的玩具，用过了事，简单，省心。今年过了，明年再说。
　　 那些懂传统风俗礼仪的老人，死了一个，又死一个，像曾经的热闹渐渐稀疏零落了，而一茬一茬的年轻人被梦想与欲望撩拨着四处漂泊，赶着年巴巴回趟家，看一眼老人和孩子，年未过罢，就急死慌忙地出门打工了，没能力，也没心思编排一场热闹喜庆的社火。
　　 生活越来越好，新的东西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那些有意味的欢喜已渐去渐远。不管贫穷与富裕，年节里的风俗，即便是再时尚的东西，缺失了传统文化，少了虔诚与热闹，味儿淡了，情趣也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