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九七七年九月从湖北中医学院中药系毕业，分配到运粮湖农场职工医院的；夫人比我晚去一年，她是同济医学院医疗专业毕业的。我在那儿整整工作了十四年，夫人比我少一年。一九九一年十月我们一起调回武汉关山（现为三医院光谷院区）医院。离开运粮湖时我三十九岁，转眼二十六个寒暑过去了，而今青丝早已不在，鬓发染霜。六十五岁的人了，喜欢怀旧，我常常想起年轻时在运粮湖医院生活的情景；常常想起曾住过五年的职工宿舍小院……那是一段多么美好快乐的时光啊，不时地像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出现在我脑海中，浮现在眼前。
　　 318国道的老汉（口）沙（市）公路上的丫角大桥，离武汉有一百九十七公里，这儿是潜江和江陵的交界处。桥东是潜江，桥西是江陵。沿桥下的总干渠向南下行七公里，便到了运粮湖农场的西堤街口。这儿原先什么也没有，一九八四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农场，计划经济开始逐步向有计划的市场经济转变。不久堤上突然出现了七八个从生产队跑出来的老知青（一九六三年支农的武汉、宜昌人）合伙摆地摊 ，卖点从荆州贩过来的生姜大蒜之类的作料及外省过来的蔬菜。后来慢慢地、自然地发展成了一条临河的商业街，与过去唯一的一条老街形成了一个“T”字型。
　　 场部先前只有一条很不起眼的街，碎石渣土铺的路约半公里长，其间有个十字路口。从堤内的堤角起往东，路两边分布的有：潜江供销社的日用杂货及土产农用商店、餐馆、邮电局、信用社；农场汽车运输队、缝纫组、理发室、钟表修理铺、基建队、家俱厂以及招待所等单位。过十字路口，北边是机关；南边是中小学、医院，小街也就到了的尽头。
　　 那时，工作单位和宿舍都是挨在一起的，我们医院也不例外。门诊部的街对面是一排一字型的平房宿舍。每家屋后沿屋檐斜搭一个厨房。孩子多的人家，也有把厨房改成住房，再往后接一间厨房的。这样斜拖下来屋檐就很矮了，出进要低着头。厨房后面是围起来的自留地，鸡子鸭子是进不去的。地头有一条水沟是分界线，那边是一分场的新场队（当地人，过去下湖捕鱼为生。一九六O年建场后弃舟登岸 ，挂网荷锄）。隔沟相望，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医院里面还有二排住房，那是老住院部的旧病房改建的；我们曾住在后面一排的小院子里。这是八四年省农垦局和农场拨款盖了一幢三层楼的新住院部以后的事。每家的住房对面由单位统一盖一个小厨房，鸡窝是挨着厨房、靠着院墙自家动手搭盖的。小院前后做了门，连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小院子。那时职工的住房都是由单位解决。
　　 成了家的人，会从医院的菜地里划分到一小块自留地；单身职工吃食堂，不分地的。先前场部没有菜场，各单位自已有菜地。会过日子的勤快人，旺季时的蔬菜是可以自给的。我喜欢养鸡，不大喜欢种菜，往往是看不过眼了才到田里去糊弄一下，算是沒荒着。就这样的散懒，也会收获不少的瓜蔬一一牵曼爬滕的峨眉豆、四季豆、豆角、丝瓜、等出园的季节，在田里转悠一下，随手可携小半篮子回家呢。最有意思的是看黄瓜生长，露头后见天长一截；若是遇上雨天进不了泥泞的菜地，几天不见蹿好长呢！过去沒有疏菜大棚，每年有青黄不接的淡季。冬日里，主要靠大白菜（炖肉吃不厌的）、白萝卜、胡萝卜等为数不多的几样维持，虽说所用单调，聊胜于无。年后呢？贮存的用完了，接济的又没有赶上趟，就有点犯难了。盼着越冬的蚕豆早点开花。蚕豆尚未颗粒饱滿时，想换味口的人就等不得了，试着采摘。嫩嫩的新豆用腌制的雪里红清炒，好吃极了！蕃茄也是一样的，刚挂果是青色的，味有点涩。嘴馋的我有时顾不得了，也学别人的样子把稍大一点的摘下，切成薄片清炒，别有一番风味的。现在市面上多是捂红的，自然红的不多见。青色的蕃茄含龙葵素，对人体有影响，过去的人不懂，但知道发了芽的土豆有毒，不能食用。
　　 城里来的人，也有对种菜感兴趣的，早年去农场的金医生喜欢去菜园子。他是地道的上海人，家中弟妹多，为了减轻家中的负担，一九五八年初中毕业就来到了湖北。他先在人民大垸农场务农，以后上了农垦卫校，毕业后来到运粮湖。他高度近视，性格急躁。种菜却有耐心，一小垅一小垅的，侍弄得条行分明，错落有致，精细得像苗圃里的花卉；养眼呢！
　　 我之所以不上劲，是奈何不了在破败、脏乱的公厕里弄肥；入厕时亦很难受的。我后来调到文教卫生科工作，急了去场部的公厕，多走几步路。那儿旁边是一片碗口粗的杉树林，环境幽雅、干净，去的人少。在那儿独处，我的心情是很轻松的。像我这样生厌的，是个别现象，一般人家可惜肥呢。
　　 庄稼一支花，全靠肥当家。大粪可是上好的肥料。医院的人家家有菜地，一般不会“吃家饭，拉野屎”。老家在汉口集家嘴的胡医生（老大学生，从巴东调过来的，他说那儿“穷山恶水”）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肥水不流外人田”表现得很突出。即使上班，他也不就近解决，匆匆地回自家地里的茅房里。老这么往家里跑怕人见了笑话，他一边急行，一边不时地把下坠的眼镜往上推一下，望着别人打趣地说:“别笑，每个人都是一个‘化肥厂’”。全然不顾知识分子的斯文和体面。人们至今还记得他刚到农场时闹过的笑话:“怎么这儿只有绿色的青辣椒，没有看见红色的辣椒？”引来的是哄堂大笑。辣椒也是变红的，但比蕃茄迟多了。胡医生住在路北的宿舍，那儿的菜地在屋后，有小茅房便利。路过菜园时，里面有人时会落下帘子；无人时，一边撩起斜挂；这也算菜园的一景。住在医院里面的人，菜地不在屋后，又远，不搭盖茅房的。施肥要么去公厕挑，要么用“卫生肥”鸡粪。后者虽说省事，但肥力差多了，对我则是不错的选择。鸡屎含磷多一点，顾不得氮磷钾的平衡了。
　　 说起来，怪不好意思的，我有一段时间总去医院的菜园拉野屎。那是朱医生刚从队里调回医院暂管基建施工时，他一个人住在医院。夜晚我们常约在一起去野地里“泄包袱”，他告诉我人多时要蹲在上风；可能他当红小鬼时在部队上学的。抬头望着天上的星星眨着美丽的眼睛，晚风拂过，好不惬意。那时，他把两个年龄隔一岁的孩子带在身边，老大小名叫瘦子，学名叫爱民，不大吭声；老二小名叫胖子 ，学名叫拥军，活泼调皮。基建完工了，他被安排到一分场邵沟队（对河是我当年下放的江陵三湖农场农科所，真巧）医务室。两个小家伙刚上小学一年级，他托我照顾一学期。那时我未成家，两个小兄弟和我挤在一床被子里。小孩热气大，有时我会把脚轻轻地搁在小胖子柔软的小肚皮上逗他玩。
　　 我和夫人是一九八一年三八妇女节结的婚，承蒙医院照顾，把老放射科的房子腾了一间小的给我们住。后来住进了小院子，别提多高兴了。要知道，总场的机关、学校和医院都没有院墙啊。小院前后各有一个栅栏似的小铁门:东边的后门旁边有一条抬脚可越过的小水沟，那边是农场砖瓦场；出西边的大门，走不了几步就到了新住院部。起先前后门都有专人负责锁门，后因常有病人半夜进院叫医生（人手不够时）看病不方便，后来大门干脆不锁了，晚上虚掩着。记得有一天的清晨，住我隔壁的赵医生（第一家。他早年在部队上呆过，算老资格了）俩口子站在自家的房子和厨房中间的空地上，大声地惊呼:“我的液化气罐被偷了……”闻声，我赶紧跑出来。我一眼看见自家厨房的门也开着，防君子不防小人的小锁被扔在地上；“完了，我家也被偷了。”我顿时懵了。待我进去看时，液化汽罐居然还在那儿，又转忧为喜。但后来做饭时，我才发现电饭锅被小偷顺手牵羊拎走了。放置在一边没来得及清洗的内胆还在；不知是偷懒还是有事岔开，搁下来忘记了。原来前一天的半夜有病人家属请医生做手术，叫喊的声音惊动了盗贼，冲散了；不然受损失的人家更多了。那一阵，其他单位也发生了几起类似的案子，农场派出所有能耐，很快把这个案子破获了。这件事我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窃贼中有总场机关的小通讯员（勤务兵）。他看上去本分实在，可能年纪小，误入歧途，大家都为他惋惜。因为当时在农场能有这么个差事，是很不容易的。前几任的通讯员后来混得都不错，领导身边的人或多或少会沾点光，前程是不会差的。
　　 小院子里有七户人家，我们住在第二家，依次是外科王医生、中医科孙医生、放射科刘医生、制剂室张药师的家。我们都是年龄差不多的年轻人，家中都只有一个独生孩子。最后一家是医院种菜的任师傅老俩口，儿子媳妇、孙子孙女，也挤在这儿住。这六家都是住一间半。房子宽敞的是赵医生家，有二间，一儿一女都不在身边，日子过得简单省心。
　　 远亲不如近邻。住在这个小院子里，我有很深的体会。记得有一年的夏天，下午上班之前，唐医生端着一个装满鸡蛋的小筲箕到我家来，她一边递给我一边说:“这是你家的鸡在我家鸡窝下的蛋。”不等我们说感谢的话，她转身离去。我当时没有反应过来，迟疑了一下。那时养鸡不受限制，有十几只下蛋的老母鸡也不稀奇，两家的鸡笼挨着，有时下蛋的窝被占住了，鸡憋不住把蛋丢到别处是有的。
　　 为人之父，视女儿为掌上明珠一点也不夸张，我是有体会的。别人喊莎娃子，我也喊，但意味不同。我联想到的是中美洲的一个小国“萨尔瓦多”（“萨瓦”的谐音），心里别提多甜了！她两岁时，我背着她唱着《回娘家》的歌:“风吹着杨柳嘛，唰啦啦啦啦，小河水流得儿，哗啦啦啦啦啦……”在窄小的房间里来回走，边走边簸，开心极了。我想，天下的父亲，还有什么比看着儿女一天天长大更幸福呢！
　　 莎娃子的名字听上去像四川人的叫法，不错，是这样的。她是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在沙市妇产科有名的三医院出生的。正是秋天，又是在沙市，“沙”字加草头为“莎”，蛮好！我们很快联想到了前苏联歌曲《喀秋莎》的故事，为了表达对女儿的爱意，就起了“秋莎”这个名字。当时普遍给孩子起单名 ，我们不凑热闹、也不从众，偏偏要起双字的。名字是先起好了的，怕生了孩子后慌忙顾不上。因不知是男孩还是女孩，我们还起了儿子的名字，叫“远志”。除了顾名思义外，另一层意思是纪念我学的中药专业。远志是一味有安神益智功效和作用的中药，它不像红枣，一般人不熟悉。给女儿起这个名字时，我也有一点虚荣心作怪，让人感觉有一点文化。后来，许多人一听这个名字，马上说出了相关的联系。也有激动喜欢显摆的人，会情不自禁地小声哼唱:“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飘着柔漫的轻纱，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山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五十年代中苏密月时，那个年代的少年儿童，不知道“喀秋莎”出处的人恐怕不多。那时也有取四个字的名字，刚冒尖，有点像日本女子的名字。一般前面冠上父母的姓，后面叫枝子、慧子什么的，我绞尽脑汁试取了很长的时间，因我和夫人的姓太不靠谱了，最终还是放弃了。现在想起来真是庆幸，若我们的姓沾上了边，真起了一个日本名字，不知现在给女儿带来多大的麻烦，现在想起来还后怕。
　　 女儿来到人间后，蓬壁生辉，幸福临门。开始照顾我夫人和女儿的，是医院的职工家属四川人小李的母亲，上海人金医生（此人是笔者《金老爷子》中的主人公）的岳母。她老人家金口一开，用浓重的川腔轻轻地呼唤了一声:“莎娃子！”就这么叫开了！大妈很喜欢莎娃子，也喜欢我们，虽说我和夫人没正二八经的认她为干妈，但感情不比正式认过的人差。记得我夫人八九年在武汉同济医院进修时，有一次我喝得酩酊大醉。那次是我和科长、农场的副场长去潜江出差。对方盛情，不停地劝酒。我是文卫科的干事，级别最低，只好硬着头皮在前面挡着。三下五去二，我被撩到桌子下面了。我至今还记得那滿桌的菜中有野鸡、野鸭、野兔，几乎没动过筷子，真可惜。还有放倒我的泸州老窑，多年后见之仍心有余悸。至于大妈，我终身难忘。第二天早上睁开眼后的那一幕:她坐在我的床头前，看见我醒了:“好了 ，好了，娃儿怎么弄成了这样……”她老人家守着我打了一夜的吊针。后来我才知道，她看见我面色苍白，脉博跳动又很弱，吓坏了。她的女婿金医生见过这种场合，告诉她没事的，她悬着的一颗心才算落了地。
　　 大妈也疼我。她很干净，很会做菜。她知道武汉人喜欢吃夾干肉，也叫扣肉:蒸好了，倒扣在盘子上，上桌后揭开蒸碗，香气馋人；底下的梅干菜可好吃呢，偶尔做一次，为我打牙祭。
　　 那个年代，都只一个孩子，左邻右舍的大人都喜欢孩子，小院子的人对莎娃都疼爱。住在我们隔壁的王医生的夫人栾医生，怀着身孕经常抱着莎娃去她娘家玩的情形，仿佛就在我的眼前。记得她月份大了以后，没有让她再抱了。她也是女儿，比秋莎小一岁，小名叫“湘莎”，有小妹妹的意思。
　　 除了栾妈妈，还有孙医生的夫人李妈妈、张药师的夫人代妈妈等人，都很关心爱护我们的孩子，至今难忘。
　　 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光，是在院子里玩儿童游戏。他们玩的和我们小时候在汉口的大街小巷玩的游戏，虽说多有不同，但孩子们玩得满头大汗，银铃般的欢笑声，至今仍在我耳边回荡。特别是满天繁星的盛夏之夜，孩子们吃罢饭、洗罢澡，仍在我家门外的大床上玩耍。电扇的微风吹进用八十平方厘米的纱网缝制在蚊帐的帐壁，凉爽极了。看着天真烂漫的孩子，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天伦之乐。
　　 我们这个小院除了童趣带来的欢乐，还有左邻右舍之间的和睦相处，五湖四海一家亲的友情，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