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连续六集的电视剧《苏东坡》再次让这个千古文人走进大众的视野。这无疑是功德无量的一件好事。
　　 苏东坡在中国文学准确地说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怎么评价都不低，我们还可以说他是世界文化的组成部分，又谁能达到他的高度？达到高度的又有谁能达到他的广度？
　　 他的诗、词、赋、策论、书法，功业、政声、佛学、禅宗……我们记忆当中的苏东坡是无所不能的。因此，他的任何一点记忆都是我们今天乐道的源泉，比如，他的王朝云，他的肘子，他豪放旷达的生活方式，他无所不包的广博心胸。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面对他，你只能顶礼膜拜。
　　 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正因为他光芒万丈，那么相关的副作用就出来了，比如，他也很杰出的兄弟苏辙就暗淡了许多，而最为倒霉的可能就是章惇了。
　　 一说到苏东坡的被贬，就会提到章惇。作为对立面，苏轼既然是那么的伟大，那么章惇自然就是奸佞之人了。事实上，章惇本人的晚年直到死后，评价都很差，一来本身性格上有缺陷，二来也是他一头撞到了苏轼身上了，你招惹谁都成，怎么能招惹苏大学士呢？
　　 其实，一开始他们是朋友，即便到了晚年，也没见公开撕破脸，这当然与苏轼“放眼天下，无一不是好人”的豁达有关系，但是，一个子瞻一个子厚，除了性格不同、政见不同之外，的确有不少交集。我们津津乐道的苏轼和章惇之间的仇怨，某种意义上算作是与当事人关联不大的一项情愿。
　　 因为苏轼太理解章惇了，尤其是他的性格以及这种性格驱动下可能的所作所为。
　　 两个耳熟能详的小故事。
　　 年轻时，他俩一道游南山，到了仙游潭，潭两边是悬崖绝壁。章惇约苏轼下去提字，苏轼不敢，章惇冒险下去了，大笔写到:"苏轼章某来。"苏轼着章惇的后背说：你以后一准能杀人。"子厚曰:"为啥?"轼曰:你自己都能拼命，还能怕杀人吗？"章惇大笑。
　　 还有一个故事，也是说这两人一次在山上的一个小庙里喝酒，老虎来了，苏轼吓得掉头就跑，章惇却就地抓块石头敲打着铜锣，把老虎给吓跑了。
　　 在这两个故事当中，章惇完胜苏东坡。
　　 而且这个故事里可以折射出章惇性格的横截面，他是能够豁出去一切的人，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人，也可以理解为他是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
　　 他的理想就是追随他的导师王安石实施变法，富国强兵，以天下为己任，为天下在所不惜。
　　 其实，苏轼和章惇两家还沾着亲戚，章惇的儿子章援是苏轼的学生——很出色的一个学生，还有就是章惇的外甥女嫁给了苏辙的三儿子，算起来还有那么点亲家的意思。
　　 这点亲戚关系是改变不了他的决断的。还有个小故事，第一次科举考试的时候，他也考上了，可是作为叔叔他考得没有自己的侄子好，他就放弃第二次重考，要知道，他虽然是叔叔，他的那个侄子比他还大一岁。
　　 这是一个跟自己较劲的人，他心中有着自己的是非标准，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能跨越他自己给自己划的红线，皇帝他可以顶，权贵他可以扛，群小他可以打压，朋友可以抛弃，自己可以毁灭。
　　 问题是他的是非标准相当的高大上。他捍卫变法，目的是为了继承王安石的未尽的事业，而他和一帮旧党死磕，又恰恰是为了维护变法的推行。
　　 无关变法的时候，他是怎样一个君子啊！苏轼乌台诗案，墙倒众人推。苏东坡的那句“根到九泉无曲处，此心惟有蛰龙知”，祸闯得不小，章惇引经据典，说龙并不是皇帝一个人的专利，人臣皆可以称龙的。他的辩词足足可以为苏轼洗白，也排解了皇帝的疑惑。你能说他是阴险小人吗？要知道，在朝堂上给人家辩护也是担风险的，比如司马迁之于李陵。
　　 你可能会说，那时候他俩是朋友，伸手是应该的。那么还有一个事情，神宗皇帝要杀人，章惇用祖制对付皇帝，说大宋祖制不杀言官，神宗说要不流放吧？章惇说，士可杀不可辱。神宗急了，我这当皇帝的，不能一件快意的事情都做不得撒？章惇却冷冷地说，像这样的快意事不做也罢！
　　 那个幸运的家伙真是恰好遇到了章惇，没资料显示章惇和这么个无名的小人物之间有什么渊源。
　　 他的对抗是没有上限的。哲宗死了，皇太后要找继承人，她自己没有亲儿子，为了不让哲宗母亲朱太妃的俩儿子都当皇帝，她挑中了端王赵佶。章惇已经预测到了这种可能，极力反对，最后在朝堂上直接喊出了“端王轻佻，不可以君临天下！”，他一个人单挑执政的皇太后和未来的皇帝。翻遍中国历史，有几个人有这样的胆识？苏轼行吗？司马光敢吗？不喜欢章惇的人说他是目无纲常，可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看成是以命相搏呢？事实上，他看得有多么的精准，如果他赌赢了，宋朝就没有了徽宗，还有后来的靖康之耻吗？中国历史可能都会改写。我们说他是一个悲剧英雄一点也不为过。
　　 他受到了报应，赵佶上台之后，他的结果比苏轼更惨，死后都不能消停，他的子孙被永远剥夺了入朝为仕的权力。如果我们理清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依然为他的悲剧幸灾乐祸，我们厚道吗？
　　 况且，他的能力不仅仅体现在敢于犯上直言上，他堪称文武全才，是一个廉吏以及能臣。他是因为在地方上出色的吏治而走入王安石视野的。在他掌权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加强边疆军备，重拳出击，对于辽国和西夏，都采取强硬的态度，把西夏打得一点脾气都没有。开疆拓土，要知道，那可是我们一贯津津乐道的重文轻武屡战屡败的宋朝哎！，以范仲淹和韩琦的能力也只能维持一个平衡罢了。
　　 如果，继续沿用他的政策和路线将会怎样，无奈，历史没有如果。
　　 可他的强硬在旧党那儿成了罪过，说他破坏了睦邻友好关系。我们伟大的司马光怎么讲？给点钱就行了，大不了，再割几块地。幸亏没割成，否则，那个圣人般的人物不知以什么样的面目来应对圣人的光环。
　　 司马光的私德没问题，老百姓很喜欢，皇太后很喜欢。我们因为一个砸缸的故事和一套没几个人看过的《资治通鉴》在情感上对他迁移的多，真不知道是历史的误判还是粉丝情结的作拱？那个人和北宋的很多文人一样，真没多少实际的作为，一个劲地把自己装扮成圣人，其实不见得当真关心老百姓的日子和国家的兴亡——能力也未必达到，吵起架来倒是不含糊。他对付王安石都寸步不让，能把章惇放在眼里吗？
　　 一个朋友的孩子在胡适跟前背诵“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胡适笑着说，这孩子是学物理还是天文的。谈论主义是我们的强项，也是我们自娱自乐的游戏，也就是说说而已。宋朝理学盛行，理学大师们还拍马屁似的给皇帝加封“宋理宗”的谥号，你要是细瞅瞅的话，那个皇帝是真不怎么样。那些大儒们要是有章惇一半骨气就很好了。
　　 当然，苏轼的伟大在于他不比司马光、文彦博、晏殊。他热爱生活，他看不上那种“躲进小楼成一统，一曲新词酒一杯”的生活，他是能退能进，体恤民情，并有实际政绩和口碑的，他也有自己的标准。所以，他注定两头不讨好，新党认为他是当然的旧党，因为他那支不安分的笔如实写过新法的弊端——尽管有些以偏概全；而旧党把他当战友，他却不支持全部废除新法。不过，正因为他的两头不讨好，才更让他的人格明显高于他们一大截。
　　 我罗列这些似是而非的掌故，也不完全是为章惇辩护。章惇是一个鲜明的人，他的杀伐决断的确够狠，做事不近人情。以他当时的权力对于苏轼的确不地道，他准备给司马光掘墓也突破了我们的情感底线，而他想废除两宫太后，则更冒天下之大不韪，有些异想天开了。不过，我们在追忆事件的时候，不能选择性失明。新党和旧党原本是政治斗争，政治斗争原本就很残酷，而且，应该说还是旧党在神宗驾崩高滔滔执政之后先动的手，章惇本人也因为是新党被贬汝州，也到过岭南。现在好容易熬到新党上台了，我们不排除他报复的心里，单从斗争的角度来讲，你如果放过了旧党，他们能放过你吗？他们的影响不驱除，新法能成功吗？
　　 至于苏轼，以章惇的精明，他当然知道苏轼是个什么样的人。可是苏轼的影响里太大了，粉丝大多了，上至朝堂，下到乡野，包括后宫都在崇拜他。而他偏偏又是一个“处处不合时宜”的主子，抗击打能力超强，你不把他挪远点，实在是不省心的。
　　 苏轼吃亏吃住章惇的出手太重，也亏在自己的性格上。
　　 不过，他还是比章惇幸运。作为一名官员，他虽有可圈可点之处，毕竟谈不上有多么惊艳，却因为文学和天才让自己万代流芳。而章惇作为一个真正的锐意改革者，一个想扭转乾坤的政治家，却被反复诟病，遗恨无穷。在世时，与他毕生相伴的是永不停歇的弹劾，去世之后，旧党得势，他被列为《奸臣传》。
　　 他怎么能算奸臣呢？他一没有卖国，反倒给国家挣足了面子，更没有动摇社稷，相反他的梦想就是要打造一个强盛的江山。也能理解，他反对后来的皇上，毕竟天下是皇上家的，你都反对端王当皇帝了，自然不忠，不忠不就是奸臣吗？
　　 这个奸臣当得也罢！我猜他泉下要是知道这个封号的话第一反应应该就是这样。
　　 舍得一身剐的人，哪里会计较这些？在政治的风浪上，他经历的太多了。他一会儿是政治精英，一会儿又是阴险小人；一会儿风光无限，一会儿万人唾弃，只是，有些不该的是，还祸及了子孙。
　　 好在他的几个孩子都非常优秀，这点倒是比苏轼好点。
　　 也难怪，他本身就是一个苛刻的人。
　　 向来冠以儒学精神传承的中国士人，最缺的就是他的这种执拗胆识和苛刻。翻脸比翻书都快，见到主子点头哈腰，关键时候掉链子，司空见惯了。历史偏偏又是这些文人写的，所以，不按照他们的套路，你哪里还有什么好的评价？先知般的郑国的子产将法律公布于众，孔子和叔向立即反对，说那都是对付老百姓的，你都说出来的，我们以后怎么糊弄？孔子跟学生怎么说：仁者，爱人。糊弄老百姓就是爱人吗？圣人还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说的多好！可少正卯与他观点不一时，孔子司寇没当几天，竟然把少正卯杀了，真是开了个好头啊！
　　 儒学是好的，劝人学好、向善，讲究修齐治平，温文尔雅，近乎完美无缺。问题是往往停在理论层面，对于实践方面强调的少一些，没有多少实干家。所以，像王安石、章惇之类既有深厚的儒学根底，又兼具法家的气派，果断决绝，执行力强，多少有些“木秀于林”的架势，误解多多也就自然了，毕竟好汉难敌四手。
　　 好在也有人给他说上几句话，有些人名头很大。我还是想选用苏轼的。苏轼的评价是“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