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一生中，总有许多记忆是抹不去的。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记忆日渐淡出。而有些记忆却越来越深刻，让人久久不能忘怀。尤其是那些年少时经历过的“惩罚”性记忆，愈发难以从大脑皮层中剔除。伴随着记忆，那些关联人物的定格，就浮现在我的眼前。他们就是我的知青老师——胡福孙和吕建伟。
　　 时空逆转，记忆回到了大约33年前。那时的我也就六岁的光景，关于记忆中最早的印象似乎就停留在那一两年。在那个轰轰烈烈的年代，为了响应毛主席他老人家“上山下乡”的号召，许多热血青年都奔赴祖国的边陲重镇，开荒种地，自力更生。而我的家乡——额济纳旗有着一望无际的戈壁草原，大片大片的土地等待人们来开垦，大批知青地到来，无疑填补了这里人烟稀少的空白。弱水河在每年的春秋两季随祁连山的雪水、雨水滚滚流淌，一泻千里，注入远方的居延海。河岸两旁的土地，由于天然河床较浅，沿河几十里年年都被淹没，肥沃的土地，在饱饮了弱水河的灌溉后，各类农作物都茁壮成长，绵延几十里，夏天一片碧绿，秋天总是麦浪滚滚，丰收在望。
　　 记得那时村子里来了很多大家称之为“知识青年”的年轻人，都是天津人。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讲着地道的天津方言，穿着打扮也与众不同，各种各样的小玩意儿更是吸引我的眼球。小时候，我特别“护头”（俗语怕梳头），每次见母亲拿起梳子，准往外跑，为的就是躲避母亲生拉硬拽的梳头。一次，恰逢一位知青姐姐来找母亲借东西，见我龇牙咧嘴的样子，便提出以后由她来梳头，我高兴极了，于是乎往她们宿舍跑，就成了我童年时期每天的“必修课”。被她们梳妆打扮，再也不觉得“痛苦”，相反，那是我每天的向往。而正是和她们的耳濡目染，让我知道了许多自己世界之外的新鲜东西。
　　 转眼我七岁了，比我大的孩子都背起书包进了学校。我却因为年龄不够，不能上学，心中很着急。她们上学意味着我没有玩伴了，所以我特别想上学，至少大家可以在一起玩耍，而且也不用每天哄妹妹。于是，知青姐姐找来了校长，他就是我的启蒙老师——胡福孙。他说，可以考考我，看能不能上学。胡老师长得什么样，现在已想不起来了，只记得那个人个子很高，长得比较魁梧，就是不苟言笑，一脸的严肃。他字正腔圆地教了我两个字，分别是“碗（wan）”和“筷（kuai）”，并随手掏出一盒即将抽完的“经济”牌香烟，拆开后，把考我的两个字写在烟盒的背面，叫我第二天再来，如果会读会写了就让我上学。我早已忘记自己当晚是不是勤学苦练了，总之，第二天我就拥有了自己的小课桌。只是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胡老师身体那么结实，却从不下地干活，而有的女知青那么瘦弱，也得下地干活。问及母亲，只说胡老师的左手被机器轧断了食指，继而警告我不许向别人打听老师的事。然而，我真的很好奇，轧断就轧断了，有什么了不起的，为什么不能下地干活。同村的葵花她二哥，爬树摔折了胳膊，接歪了，照样下地干活，没见谁照顾他。胡老师一个大男人不劳动，可真娇气！
　　 直到我升入小学二年级，才从二哥和三哥的一次对话中得知了老师的秘密。原来，胡老师刚下乡到我们村的时候，正赶上民兵演习，旗里武装部下乡的干事在演习结束后，被派到胡老师的宿舍里午休。乘人家熟睡的功夫，年轻好奇的胡老师“偷”出了干事腰间的手枪，并到隔壁宿舍吹嘘。那时候，正是革命电影《红灯记》放映的流行时期，里面的一些台词已成为这群热血青年的经典口语。于是右手拿枪，瞄准左手食指的胡老师，抑扬顿错地朗诵了后面的台词：“朝天打一枪，王连举的胳膊受了个伤。”，“砰”的一声枪响，胡老师的食指断了一截。虽然村里立即派人护送他到旗医院救治，但那个年代的小县城，医疗技术完全不像今天，无法进行断指再植，只好截指。或许，出于政治的考量，旗知青办的领导要求严肃处理此事，倒霉的干事据说是背了一个处分被“发配”回老家。而胡老师也从那时起，成了我们学校的固定教师，再也不用下地干活。其他老师，即便是女知青，也只是轮流代课而已。
　　 我得知断指“秘密”的第二天，再见胡老师时，就不由得想起那句台词，所以忍俊不止，老看他的手，于是笑个不停。结果，我被罚站听课，还是止不住笑。胡老师一气之下，浓重的天津口音就蹦了出来：“乐？还乐？”我没办法控制住自己，只是停不住地笑。当然，最后的惩罚是我刚刚加入的“红小兵”称号被撤消，才戴了一个星期的红领巾被没收。此后不久，胡老师作为第一批返城知青，于1976年秋天回到了天津，我在他离开的第二年才得以重新加入“红小兵”。也许那是我童年遭遇的第一次“惩罚”，所以，记忆是那样地深刻，以至于女儿加入少先队员，第一次戴上红领巾的时候，我还讲了自己的故事。然而，女儿觉得不可思议。
　　 另外一位老师叫吕建伟，他是一个清瘦而结实的人，脸膛又黑又红，篮球打得特棒。每天收工回来，吃过晚饭，男知青们就甩开膀子在篮球场上拼杀一番，而女知青多半是在旁边看热闹，我们这些孩子就钻在人群中“惹事生非”。记得那时，常给我梳头的姐姐总帮吕老师拿外衣。听大人们说，那位姐姐进城后就嫁给了吕老师，所以他们是所有知青中，在额济纳旗呆的时间最长的两个人。据说，我上高中时，他俩才借了“落实政策”的光，夫妻双双把天津还。
　　 当然，对吕老师的记忆如此深刻，还源于他熏得一手好鱼。有一年夏天，据说是弱水河的水涨得太快，一不留神把上游的一个鱼场给冲毁了，大量的“大头鱼”鱼苗随水而下，隔年晾晒的那些闲置麦地就成了天然的鱼塘。于是，家家户户的房檐下都挂满了成串成串的咸鱼干。只是，“大头鱼”太多了，都吃腻了，所以聪明的知青们就自创了很多吃法。其中，最受欢迎的要数吕老师的熏鱼了。他用煤油炉子熏出来的“大头鱼”，特别好吃，即使现在想起来，仍然口水不止。记忆中的那个夏天，每天放学后，我们就跟着吕老师熏鱼，混吃，连家都不回，常常是饱餐之后一到家，就遭母亲的一顿棍棒教训。大概是熏鱼太有诱惑力了，反正记吃不记打，时间久了，家人也奈何不得，只好随我们自由散漫了。
　　 转眼，十年过去了，16岁那年，我进城插班上了初三。第一次上体育课，就觉得老师似曾相识，很像我们点的知青吕建伟。下课一打听，果然是他。原来，那个知青姐姐也在这所中学做校医，再次见到他们，我很高兴。但没上几节课，吕老师就让我在全班学生面前出了一次我终身难忘的“洋相”。
　　 那是一次体育期中考试，分理论和实践两部分。题不多，也简单，我一会儿就交了卷。实践是800米长跑，对我来说，小菜一碟，轻轻松松达标过关。回到教室，吕老师阅卷并总结，我和同桌在桌下窃窃私语，冷不丁一声提问：“xxx同学，请你回答一下长跑时的呼吸要领？”我受惊一般站起，不假思索道：“把舌尖舔到天花板（硬腭的土语）上，三步一吸，五步一呼。”“那么，请你给大家示范一下？”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吕老师笑着说，“我看你的舌头有多长？能舔到房顶上。”全班学生哄堂大笑，一时间，我羞得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那次“惩罚”，记忆深刻。每每想起，总是清晰可见，似乎就发生在昨天。
　　 几年以后，当我高中毕业考入卫校求学，和那些方言四起的同学在课堂上竞相回答老师的提问时，普通话的优势使我“出尽风头”。也从那时起，我开始领悟到语言于一个人的重要。而这一切得益于自己从小良好的语言熏陶；得益于那些普普通通的天津“老三届”知青；当他们追随自己的信仰，在这个边陲小镇挥洒青春，耕耘理想时，却不知无意间播撒了多少孩子的语言种子。它改变了额济纳旗人一代甚至几代人的语言基础，时至今日，那儿的人们传承的依然是夹杂着津腔津韵的普通话，而像我这样在外求学或工作的人，也时常以自己通俗的普通话引以为荣。前些年，我有幸参加了几次市里举办的演讲比赛，先生曾半开玩笑地戏谑：“想不到额济纳旗那么个小地方的人，还能讲得出标准的普通话。”我很郑重地告诉他，那是因为我们在语言形成的关键阶段，拥有了良好的语言环境和教育。所以，我从心底感谢那些曾经带给我童年欢乐，演绎了不同于今天孩子幸福的天津知青。尽管有些记忆是因“惩罚”而变得深刻，但我仍然要感谢两位知青老师——胡福孙和吕建伟。
　　 当二位老师在我脑海里留存了二十多年的记忆，被回忆的列车带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并且清晰地诉说着过去发生的故事时，我发现自己不得不为日渐苏醒的意识做一些补偿，冥冥之中仿佛有人对我说，应当真实地记述他们。于是，我写下了上面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