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韩少功新作《日夜书》，总觉得这部小说与其他知青文学创作相比，有其独特性在，犹如同一品种的花圃里，在同种同源的烂漫群花中，这一朵，自有其靓丽打眼之处。
　　 想来想去，就其内容而言，似乎应该是对知青一代在“知青”岁月里的复杂人性的重新审视，又是对这一代人身上深深镌刻的时代烙印和精神取向的当代凝视。所谓重新审视，是跳出了沉痛的呻吟和愤懑的控诉的拘囿，脱离了作为一个过来人每触及那个时代话题便不免沉湎其中激情燃烧不能自拔的狭隘思维，以似乎更加理智的思索，更加冷峻和俯视的眼光，夹带着甚至有些嘲弄的语气，去重新剖析那一代人当时的生存困境和心灵困惑。所谓现实凝视，是在对历史重审的基础上对当代生活的观察、再现、思索，是“聚焦知青的当代命运”，将知青一代人的当代现实生活放在历史的延伸线上进行极具深度的精神解剖。将二者联系起来看，就是将知青一代人的过去时和现在时连贯起来，再现其生命流程的全貌，前后承续，血肉相连，书写知青一代的生命史，精神史。韩少功曾说这部小说“写了一些可能让我们难堪的东西。”这难堪，也许就是诱发作者对历史伤疤和其深远影响力重新审视并且给以辛辣嘲讽和冷静解剖的诱因。
　　 小说上来第一句，“多少年后，大甲在我家落下手机，却把我家的电视遥控器揣走，使我相信人的性格几乎同指纹一样难以改变。”这开篇第一句，总让我们想起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那奇峰陡起的开篇之语：“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下午。”这一句，是在经典著作上的化用，还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信手拈来？我相信，一定是作者苦苦寻觅的结晶。无论如何，其“先锋派”风格和“寻根”的背影，却是上来即露端倪，也显示了其小说创作思想和风格、手法的连续性。这一句最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开篇就把人物的过去时和现代时联系起来，把人物性格前后连贯的必然性揭示出来，为整部小说的旨归和趋向定了基调，那就是审视过去，凝视当下，穿越时空，透视灵魂。
　　 这群当年的白马湖知青群体，在如今的“后知青”生活时代中，个个身上都带有“知青生活”深深烙下的印记。
　　 大甲是首先出场的人物。这个丢三落四，永远分不清自己和别人的衣物以至于所有东西都被“公用”的“艺术青年”，在“后知青时代”，虽然成了现代美术界的翘楚，但他在艺术创作中所展现的酷爱胡闹的天性，在轰动一时的装饰艺术中的《夹卵》《搓卵》等画作题目的粗鄙语下流话的借用，都是他当初插队下乡时的记忆沉淀的挖掘和延伸。
　　 小说中给人影响最深刻的应该是马涛，在知青时代，他才华横溢，聪睿过人，善于思索和思辨，极具叛逆性，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和超前意识，对政治有执着而执拗的狂热，开口闭口不是政治，就是“主义”，积极鼓动和参加过地下政治集会，并“曾提议建党，草拟过一份党纲”，几乎是以政治教父的身份自居。当然，在那政治高压时期，也就难免被捕入狱。但是，在个人人格上，他又是一个极不健全的人，表现得极端偏激和自私，无意间就给家人和朋友带来了伤害。在“后知青时代”，他依然是一个政治狂热分子，只不过正如作者所言，从一个“刚愎的左派”，变成了一个“刚愎的右派”，流亡海外，而且在流亡海外的生活中倍感冷落，落落寡欢，几乎就是“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而他的极端自私和偏激，他的怨气冲天，比“知青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人生，正印证了所谓“观念易移，本性难移”。而他的个人性格悲剧，延续到缺少父爱和母爱的女儿马笑月身上，便是自闭症忧郁症患者，便是极端的心理失衡和癫狂，便是最终葬身“天坑”。
　　 郭又军，曾经的红卫兵小头目，白马湖知青点上大家的“军哥”，在知青时代，就走过了由“激情燃烧”到怅然失望的心路历程。到了“后知青时代”，他虽然是每一年知青聚会的召集人，但因为满足于当国营大企业的工人，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他因此错过了高考，而在多少年过去之后，又成了一个生活拮据的下岗职工，跌入人生低谷，依然走着降幂排列的人生道路。而且，在他的心中，有一个沉重的心理负担，一直像山一样压在他的心底，就是他是不是当年导致马涛入狱的“点眼药”的“告密者”。而且越到后来，越成为他不能承受的心理负担。以至于几乎像鲁迅先生笔下的《祝福》中失去了孩子的祥林嫂一样，逢人必唠叨，唠叨就没个完，总想洗清自己，以至至死都遗憾无穷。“告密者”的精神负荷，就成了一条毒蛇，几十年都盘桓纠缠在他的心底，再也无法甩脱。
　　 小安子，在“知青时代”就极富浪漫色彩，狂放不羁，喜欢一个人在雨中散步，敢掂着刀子杀猪，敢为死人“抹尸”，最大的梦想就是“抱着一把吉他，穿着一袭黑色的长裙，在全世界到处流浪，去寻找高高大山那边我的爱人”；在“后知青时代”，就真的浪迹天涯，苦苦寻觅着自己的理想，但最终是俄国小帅哥伊万，五十多岁的大叔“D”等男人的接连登场和消失，“爱人”的理想总是离她十分邈远。
　　 马楠，马涛的妹妹，叙述者“我”——即陶小布的爱人，知青时代单纯得不谙男女风情，在那个令人窒息的年代又“活得提心吊胆的女孩”，为了能帮“他哥调入条件较好的劳改农场”，竟毅然决然地吞下“一串钥匙”的色情诱饵。在后知青时代，她依然保存着那份纯洁和天真，却又对自己的爱人整天疑神疑鬼，依然延续着“提心吊胆”的心理痼疾。
　　 贺亦民，本是郭友军的弟弟，其形象低矮猥琐，又因为缺少父爱和母爱，在畸形环境中而自我丑化成小混混“疤子”，在后知青时代，他却成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天才发明家，并且因为一连串的发明而得到美女警察的青睐，并能迫使女博士就范，但最终他依然没有逃出低贱的命运轨迹，其悲剧命运从幼儿时期父亲的打骂中开始，到人到中年被抓进囚车结束。
　　 即使是小说设定的叙述人“我”——陶小布，在后知青时代虽然官至正厅级，却因为无法忍受官场乱象而不得不提前申请退二线，这个行为的背后，也若隐若现地延续着他在知青时代所形成的爱较真、不妥协的性格特征。
　　 无疑，这些人今天的生存现状和精神蕴涵，在相当程度上就是过去白马湖知青生活的延续。
　　 韩少功在自己的微博中曾引用过别人一句话，“想得清楚的写成随笔，想不清楚的写成小说。”而实际上，他的小说创作许多都有随笔和散文化的特点，《日夜书》也不例外。所以，我以为，《日夜书》，就徘徊在“想得清楚”与“想不清楚”之间。
　　 在小说散文化的章节文字里，作者借我之口，对这些人的命运轨迹和精神世界进行了深入思索。
　　 第5部分里，“我”就说“人生就是一部对于当事人来说延时开播的电影”，当事人沉浸其中，但“胶片制作者们”、却“预知、设计以及掌控”“我们的一切未来”也都在“后人或上帝”的“预知之中”。对当事人自己来说，也许人生就是一个谜局，但对旁观者来说，或者对于作家、导演、后人来说，就是一部透明而且可以一览无余的电影。
　　 在小说第34部分里，“我”说到，“不妨接受一种有关轮回的想象。”这不妨理解为作者想将自己对白马湖知青群体的历史和现实生活拓展到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和困惑，并将这一想法与有关轮回的话题对接。“要识别新剧情就必须保留旧剧情，要识别2.0版就必须比对1.0版。”其实，今天与过去，不可能是简单的比对，而是在对比之后深入骨髓的反思、探究和拷问。
　　 小说的第27部分，可以说是对当年白马湖知青生活和他们这一群人今天的生活现状的拷问。对他们每年一次的相聚和故地重游的怀旧，“我”曾感叹：“一切英雄怀旧的外形都有了，但他们的表情始终要低几度，口气总是要带点躲闪，有点强打精神的意味，似乎是对一笔亏损的生意，不便大吹大擂和恋恋不舍。他们的自豪与悔恨串味，被一个该死的白马湖搞得心情失调。”在怀旧的外壳下，沉淀在心理深处的，“只是需要一个理由，是自己稍微宽慰一点，轻松一点，能有勇气活下去——哪怕这个理由是一枚假伤疤。”他们也抱怨，但“他们的抱怨是相互温暖的一部分”。历史的痕迹——不管是“难堪”还是“悔恨”——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底，并在精神世界把他们紧紧捆绑在一起。而且，不同程度地刻写下了他们今天命运的预言，掌控着他们命运的延展轨迹，掌控着他们的精神世界的发展流程。韩少功《日夜书》所描摹的这个流程，无疑带有宿命和轮回色彩，总让人四处冲撞又无可逃脱。但是，仅仅宿命和轮回，就可以解释如此复杂诡异的人生轨迹吗？实在令人困惑——作者困惑，读者也困惑。
　　 当然，作者这种直白相告，既加重了小说的散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人物行为和情节建构与发展的丰富性。这是韩少功小说创作的特点。长乎短乎，优乎劣乎？不管长短优劣，《日夜书》就是韩少功的“这一个”，而不是别的作家的任何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