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正是举国上下都在忍饥挨饿为填肚子而焦头烂额的年岁。那年，父亲二十二岁，不过，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已独立支撑家庭重担九年了。
　　 农历冬月十七日，祖母从家里出发，沿着和平、流度、中观、务川的当阳、涪阳，前往务川汞矿探望在那里劳动改造了八年的祖父。在经过祖母娘家铁厂坝时，祖母的嫂嫂担心她在路上挨饿，从苕坑里拣了几个红苕放在祖母的娃娃背篼里。祖母凭着一双裹得尖尖的小脚翻山越岭，凭着一张甜嘴逢人问路。天黑了，就近在农家投宿。途中，有人无意间瞧见了她背篼里的红苕，他们用一种饥饿而呆滞的目光看着祖母，祖母吓了一大跳，急急忙忙赶路，顺便在路边扯了把乱草把红苕遮住，不时扭头看看，担心有人打那几个红苕的主意。
　　 当祖母赶到务川汞矿时，矿上的工作人员告诉祖母，祖父已经在冬月十五日去世下葬了，留下了两床破棉絮。祖母强忍着丧夫之痛，把那床又重又烂的棉絮烧掉了，背起那床稍稍好一点的棉絮就往家赶。
　　 冬月二十五，祖母回到家里，我们家立即笼罩着悲凉凄清的气氛。建国初期，我们家因为有百多担谷子的农田，又请了“长年”，在一九五一年二月划分家庭成份时符合当时的“放田剥削”“请人剥削”的条件被划为“地主”，从土坪庙台垭迁移到十六里外的双树坝，作为一家之主的祖父就因为“剥削”毫无商量地走进了监狱的大门，劳改八年。
　　 一九五九年八月，父亲到务川汞矿看望祖父，祖父这时的八年劳改刑期已满，成为汞矿的一名工人继续留在汞矿劳动。父亲问他回家不，他说想回家，不过身无半文，想通过劳动领几个月的工资回家与家人团聚，好好过个年。但是，因为我们国家要“超英赶美”，全国各地掀起“大办钢铁”热潮，成熟的庄稼无人收割，慢慢烂在地里。从一九五九下半年开始，各地饿死人的消息不断传来。有点心计的生产队队长，家家户户都分一两分自留地种上萝卜菜，还勉强能够熬过。祖父他们的口粮也没有了保障，一减再减。为了填肚子，最后就大量用一种叫玉丹花的叶子和在饭里，一个个慢慢患上了浮肿病。每天，都有同伴悄悄倒下，永远离去。
　　 作为“地主”子女，父亲从十三岁成家以来就饱受世人的冷眼。祖父倏然离世，他放心不下祖父在汞矿遭受的煎熬和苦难，放心不下在祖父临终前没有能够见到他最后一面，更放心不下祖父客死他乡永远成为孤坟野鬼。不过，解放后的十年时间，在全生产队人们眼里，我们全家老老小小还是“罪大极恶”的“坏人”。父亲不敢向生产队开口找人帮忙去领祖父，因为这时的人民公社正在热火朝天的大办食堂，老百姓天天都在“突击”，正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于是，父亲跑到三十里外的外公家和外公商量，希望外公凭借曾经的资望向他们的队长开口请个人帮忙。可是，外公一开口，他们的队长上下打量了爸爸一番，鼻孔里“嗯”了一声，说道：“死的不是地主么！天远地漏的，也要领！？”
　　 吃了闭门羹的父亲灰心丧气的回到家里。族中的曾祖父郑汗青关切地对父亲说：“贤孙啊，你看这年岁，到处都在饿饭，领你父亲的事先放一放吧，你们拖娃带崽的，全家生活要紧啊！”
　　 父亲权衡再三，主意已定，壮着胆子去找了我们的生产队队长。他想如果队长不准，自己一人也要把祖父的遗体背回来。大大意外的是队长满怀仁慈之心，不但批准了两个人随同父亲前往，还把这两个人的口粮也退了出来。就凭队长的这一善举，爸爸一辈子都没有忘记队长的大恩大德，常常教导我们要知恩图报。被准假与父亲一起领祖父的这两人一个叫郑德真，一个叫郑吉宣。我们家一个年过六旬的远房亲戚——姑曾祖父听说此事后，要求一同前往，父亲觉得多个人多个伴，也不好拒绝他的好意就应允了。
　　 出发前的准备就绪，郑德真、郑吉宣他们抗着竹竿，一床竹席，一块青布，绳索，父亲背着全家的“粮仓”和在大食堂退出的两人的口粮——一共六十多斤包谷面和几斤大米就上路了。
　　 虽然父亲心急如焚，巴不得马不停蹄的早日赶到务川汞矿，但是，姑曾祖父杵着拐杖，老迈昏花，郑吉宣也不是精强力壮的棒劳力，行动迟缓，加上大家长年累月饱受饥饿，走起路来趔趔趄趄，个个精神萎靡。
　　 第一天天黑，父亲一行四人在和平过夜。此时，家家户户都在集体大食堂吃饭，没有人开旅社，只能在农户投宿。投宿也不仅仅是睡觉，还要借主人家的锅灶、柴火煮饭，饭熟了还要借用碗筷吃饭。睡觉每人每晚三角钱，煮饭的柴火费每顿两角钱。每天吃两顿，早上起床后煮饭吃了赶路，天黑投宿吃夜饭。每顿每人一斤粮食下锅，虽然没有菜下饭，但他们每顿饭都吃得津津有味，吃得舔口达嘴的，碗上的每一粒饭都舔添得干干净净。因为家家户户都早已断炊，冷锅冷灶的，每天有点粮食吃进肚子，已经是很奢侈的了，不要说吃菜，有个盐罐就不错了。
　　 饭后，带着浑身的疲惫入睡。
　　 当天夜晚，寒风嗖嗖作响，飘起了小雨。
　　 赶路，成为他们一天的工作。天亮起来，道路早已上了一层明晃晃的桐油凌，一步三滑，稍不小心就摔倒。走路，对于饥寒交迫的他们来说是十分艰难的。
　　 进入务川地界后，寄宿当阳，途经涪阳，终于到达务川汞矿。这时，大雪已经封山。父亲向矿上的管理人员说明了来意，管理人员接待了他们，立即开了一张条子，盖了好几个鲜红的公章后，父亲一行四人才吃上了一顿饭。管理人员劝父亲说，吃了饭就回家吧，你父亲去世已经半个多月了，安葬得好好的；那么多人都在这里长眠了，又不是他一人；再说路途这么遥远，天寒地冻的，完全没有必要领回去。
　　 父亲没有功亏一篑。饭后，工作人员带路，父亲一行四人抗着锄头、铁铲来到一片坟地。父亲环顾了一周，全都是最近才埋的新坟，密密麻麻的至少有好一、两百个。大雪覆盖着这些新坟，明晃晃的灼人眼睛。每个坟的前面插有一块木方，上面写着死者的姓名和生前的家庭住址。父亲找到祖父的坟地后，大家迅速刨开了泥土，露出了柏楿枋子割的木匣。开了棺，确认是祖父的遗体，他穿了一身破旧的衣服。爸爸前三个月来看祖父时，他穿的那件黄卡其衣服不见了。还好，因为天气寒冷，祖父虽然去世了十多天，遗体没有发臭。他们用青布裹上绑好后就上路了。
　　 走了十多里路，父亲觉得有些不对头。祖父劳动改造刑期已满，已算是厂矿的一名工人了，听祖父曾经说过一个月有十六元的工资，难道全部花完了吗？再说，父亲在八月间来看望祖父时明明看见他穿了一件崭新的黄卡其衣服，现在却穿的是破烂不堪的衣服。想到这些，父亲心里一阵酸楚，他决定让他们三人先行，杀个回马枪返回汞矿，和管理人员一番口腔舌战，讨回了四十多元。
　　 天黑进歇，主人家总要父亲把遗体停放得远远的，以免吓着人。在这非常时期，人的日子难熬，户户都是家徒四壁，牲畜也几乎绝迹，更没有哪家养狗看家了。在短短几个月内，一片又一片的森林很快倒在了“大办钢铁”的刀斧之下，所有野生动物无处藏身，早已无踪无影。不然，父亲每晚是无法睡安稳觉的。
　　 到中观时，太阳出来了。走起路来虽然不冷了，可是，遗体却发出了臭味了，毕竟，人已经死了二十来天了。
　　 到流渡后，带的粮食全部吃完了。父亲多方打探，拿钱买不到裹腹的东西。到了街上，好不容易看见有人买粑——茹榔皮用碓舂细后做的粑，硬邦邦的，冷冰冰的，两角钱一个。父亲给每人买了一个。吃进嘴里满嘴钻，粑在嘴里挪来挪去总是咽不下，但又不得不咽下。
　　 天黑后，父亲一行人到了和平田坝外公家。煮了一大锅萝卜菜，撒了小半碗包谷面，大家一扫而光。每个人究竟吃了多少碗，数不清。
　　 回到家里，父亲买了棺木割成木匣把祖父下葬了，又请一个道士做了一晚的道场，烧了钱纸。
　　 父亲一行四人往返历时十一天，终于将祖父的遗体从务川领回来安葬了。知道的人无不对父亲翘起了大拇指，有的人还动情地失声大哭，感慨我祖父就只有父亲一个儿子，是多么孝顺和能干。因为，在务川汞矿和外地劳改病死饿死的不少，但是能够魂归故里的就屈指可数了。一时间，父亲远赴务川领回祖父遗体的事情不胫而走，人们争相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