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趟由温州开往汉口的列车上，我邂逅了一位貌似老人的中年男人。我们坐在同一节车厢面对面的两个位子上，那种近距离触手可及。他是温州人，和我同去一个相同的地方——南昌。由于路途遥远，车速不甚快，旅途的颠簸需要一段时间，许多无聊的乘客开始打牌或下棋以打发漫长的空闲。我原本也会像那伙人一样清闲，幸好这位陌生的男子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才使得我的空闲时辰变得有趣而饱满。我们是怎么聊上去的呢？还缘于我对他的一个不礼貌的称呼（不过那也是情有可原的，即使我不这样称呼，别人照样会这样称呼他），因为要想拉开车厢的窗户透透风，我需要一个人的帮忙。于是我客气地向他打招呼道：
　　 “老大爷，帮个忙吧，咱们把窗户开起来。”
　　 “好的。”他伸出右手，扳动车窗的铁伐门使一使劲，我们就把窗户给打开了。我愉快地向他表示感谢，可是他突然转换话题，用一种不太高兴的、我意想不到的声音问我：
　　 “小伙子，你现在叫我什么来着，是叫老大爷吗？”
　　 我知道他显然是不高兴了，于是连忙向他解释：
　　 “哦，真不好意思，老大爷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叫法，我们浙江人习惯这样称呼年纪大的男人。您要是不介意的话，我叫您老师傅得了。”
　　 “老师傅？”他吃惊得睁大了眼睛，如同在看着一个怪物似的看着我，“你觉得我真的有那么老吗？”
　　 他的一句反问倒是令我惊异不已，有这么老吗，难道这个问题还需要我来告诉他吗？我仔细端详了他的外表，觉得自己的判断绝对没有错。你看他瘦骨嶙峋，头发花白，眼圈深陷，牙齿有两三颗已经脱落，手里的皮肤褐如黄土，更明显的一点是额头的皱纹丝路分明。恕我直言，就凭这样的长相，说他七十岁也许没什么把握；但是说他上了六十，丝毫也不夸张、不得罪人。这样的年纪难道还算不上老龄吗？
　　 我诚实地回答：“应该不足为过吧。”
　　 接着我看到他用手腕狠狠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哀声叹气地说道：“为什么人人都说我老呀？也许我真的老了，我是真的老了。”
　　 我对他的这种行为表示不能理解，不过看他的态度，好像内心有什么被人冤枉、对他不公平的事情深藏着。于是我虚心地询问他：
　　 “那您自己说说，您到底有几岁呢？我该如何称呼您？”
　　 他使劲地摇了摇头，眼睛看看窗外又看看我，接着耐心地说道：
　　 “我不能怪你，其实在这之前有很多不知情的人这样称呼我，我也早已经习惯了。但是今天看在你为人诚恳的份上，我得告诉你我真实的年龄，也许你听了后会吓一大跳，不过不要紧，世界上的事物本来就千奇百怪的嘛，我就是这当中的一员。你们正常情况下会猜我几岁？六十多还是七十多？其实我今年才刚满四十五周岁。”
　　 “四十五岁？你不会是开玩笑吧？”
　　 “千真万确，我说的都是实话。”
　　 “那……这里面到底是怎么……怎么回事呢？”
　　 “这该死的房产商呀，他破坏了我的家庭，要了我的命哪！”男子痛心疾首地说着，泪水湿润了他的眼眶。“他们真是罪魁祸首，要不是因为他们，我那恩爱的妻子就不会死去，我的生活也不会落到像今天这样的悲惨下场。唉，我的悲痛能向谁诉说呀？”
　　 我表示愿意做他的倾听者，与他一起分担内心的痛苦。于是就在这列滚动的车厢里，男子向我讲述了他那不平凡的人生经历。
　　
　　 我叫沈炎，是一家橡胶企业的工程技术员，地道的温州人；我爱人徐翠芬是个温柔善良的中学教师；我们还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儿子，应该说这本是一个幸福和睦的家庭。我的父母都是穷苦农民，家里兄弟多，小时候经常吃不饱饭，我的三个哥哥只读到小学毕业就在家务农了，两个姐姐也只有初中学历。她们毕业后一个进了纺织厂当工人，另一个命运更惨，那就是我的二姐，由于那时家境极度贫寒，她竟然被我父亲送给一个资产户家族做小老婆（此家族由于早年经济富裕曾被文革时期的右派组织批斗过）。二姐在那里过着一种非人般的生活，名义上说是做那男人的小老婆，实际上完全被人家当奴隶一样的使唤，饱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几年后二姐就被那个大户人家赶出来了，理由是别人找到了一个更年轻更细腻的女人，用不着她了，所以她就得自动离开。二姐在失去了家庭后几近发疯，由于是父母包办婚姻，她虽然没有从心里爱过什么男人，但是生理上的满足还是让她对大户人家产生一种依恋的情绪。突然间失去了这一切，她难免会受到沉重的打击，这种心情我想人人都可以理解吧。二姐就是在那时候变得神智不清的，后来父亲因为嫌她傻里傻气的太讨厌人，强制把她嫁了出去。我二姐夫一家接受了她也是苦不堪言，直到现在他还经常说歧视我二姐的话。
　　 既然老家是这种残败的境况，我也得顺其自然。好在我是家里最小的儿子，怎么说父母也是疼爱我一些，所以好歹让我熬到了高中毕业。你应该知道吧，那时候的高中生简直是凤毛麟角，不要说我们兄弟六人中就我一个高中生，哪怕是全村里，我也是独一无二的高中生，正因为这一点，所以我对自己的父母还是心存感激的。高中毕业后我就在农村的一家制鞋厂工作，每天坐八小时的班，晚上回去后有父母做饭，工作倒比较轻松，但是我还是有些不满足。你可能会以为我野心很大，不甘于做普通的平凡的工作，而一心想做大官吧。其实不是，我并不是个擅长管理别人的人，所以很有自知之明地认为，那些当官的想法与我无关。我是特别想离开农村，到城市里工作，到城市里安家，那样我会觉得很快乐。可是我深知，要实现这个理想绝非易事，以我自己的能力和家庭的地位，是绝对办不到的。
　　 也许是机遇的使然，后来经人介绍，我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徐翠芬。她是土生土长的温州城里人，而且又是父母身边唯一的宝贝女儿，所以很受家人的宠爱。她曾经有一个哥哥，比她大三岁，对她也很好，可是他死于一场疾病，之后她就成了父母唯一的希望。我觉得她的这种家境于我十分适合，最重要的一点是她有城市户口，而且还有自己家的房子。当时我就想，要是能娶上她，这辈子别提有多幸福了。
　　 我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如愿以偿地娶了徐翠芬做妻子。然而，还没有从甜蜜的幸福陶醉中苏醒过来的我，却不得不面对一个很现实很沉重的问题：做徐家的上门女婿。这是由我的老丈人提出来的苛刻要求，他的态度很坚定很明确，必须执行，否则立即解除婚约。对于他老人的看法，我也能够理解，他们老两口身边只有这么一个女儿了，而且又这么疼爱她，当然舍不得把她随便交给别的男人了（哪怕是她自己的丈夫）。当时的我真的固执到极限，顾不上父母和几个哥哥的强烈反对，甚至于牺牲自己的名誉与尊严，硬要和我的心上人成婚。我答应了老丈人的要求，同意做他们徐家的上门女婿，只要他不干涉我们正常的夫妻生活就可以。
　　 说说容易做做难，故意干涉我们的生活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不排除生活久了大家难免会闹点小矛盾，这是很正常的。俗话说，牙齿与舌头都会不小心打起架来，更何况是不同家族的人了。在我儿子出生以前，我们四个人还是相处得挺和睦的，遇事都会冷静地互相谦让，从不随意得罪他人，我尊重老人，老人也尊重我。随着儿子的出生，这种愉快而和谐的局面立即被打破了，老人因为疼爱孩子，想让孩子吃得好穿得好，对我实行了经济封锁。他们要我把一个月的工资交给他们管理，只给我留一点点吃早饭乘公交的钱，连喝酒抽烟都不够。而我是个爱面子的人，又不好意思向翠芬要钱，只好将就硬忍着。虽然两个老人把我的钱拿去后也不会乱花，他们都有退休工资，不在乎我有没有给他们补助，但这样一来我的手头已经很紧了，几乎失去了和同事交际的可能，而作为一个男人的自尊心更不用说是受到了多么大的伤害。
　　 几年后，这种代沟越来越明显，范围逐渐超出了经济封锁的界线，直达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有些时候，作为知识分子的翠芬都有点看不下去了，当面指责起她的父母来。这样一来，家庭矛盾愈演愈烈，让人嗅到一股浓浓的火药味。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我常常会愧疚地觉得对不起翠芬，为了我，翠芬已经和她那顽固不化的父母争执了好多回，而在结婚之前，当她还是个女孩子的时候，从来也没有和父母顶过一次嘴，这些都是她自己告诉我的。我对不起她呀，我对不起这个爱我胜过爱自己的好妻子。我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报答她，以我自己的能力给她作为一个女人应该享受到的一切幸福。
　　 儿子长到六岁的时候，为了他以后读书能有个安静的环境，我和徐翠芬经过商议，共同作出一个决定，买幢新房子起来搬出去住，过我们三口之家自己的生活。我的提议得到了儿子的大力支持，两个老人虽然心里不痛快，可是嘴里也没有说什么。
　　 买房的计划已经酝酿，接下去就是筹款的事了。以我当时的情况而言，岳父岳母是不会给我们救济款的，因为我和妻子舍弃他们独自享受幸福生活，足以给他们的内心造成不小的愤懑，不遭到责怪已经很幸运了，要想反过来让其帮助筹款，几乎比登天还难。而我自己的父母生活得比岳父岳母艰难多了，我每月给他们的一点生活补助并没有让老两口的生活境况得到真正的改观，又怎么好意思伸手去向他们要钱呢？兄弟姐妹也都彼此彼此，他们过得比我还困难，我们谁也帮不上谁的忙。这样说来，只能靠我们自己了，不管困难有多大，天塌下来也得用力扛着。你也许会说，买一幢房子其实不难，单位不是就有新房子分吗？对，那时候国有企业是有这么一种政策，员工买房可以由所在单位补贴，那样个人所付的费用就会减少很多。不过执行这种政策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员工必须是正式职工且他的工作年龄满足单位规定的补贴买房最低工龄数，当然这不是真正的问题，当时的我虽然没有达到这个最低工龄数，不过再勤奋工作几年总会达到的。最要命的是什么呢？你也许猜到了，就是对我们企业职工造成很大伤害的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你的父母可能也经历过这样的遭遇吧！请你理解，不是我夸大其辞，说一些耸人听闻的话，事实就是如此。那一年我所在的橡胶企业连续亏损，财政赤字挂满了每一个车间的帐本上。究其原因，有人说是企业经营不善，有人说是市场竞争激烈，优胜劣汰，也有人认为新上任的领导工作积极性不够，甚至有挪用公款的嫌疑。种种猜测填充了我的耳朵，我不去管那么多与我无关的事，只关心手中的饭碗会不会丢掉。由于我的勤奋朴实，最后并没有像其他比我更惨的员工那样遭遇下岗，但是也得到了一个令人悲痛的消息：我们的企业破产了。它的巨额资产（包括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流入一个原任政府官员手里，他将其创办为一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私营企业，仍旧生产橡胶，厂房与机器设备基本上没有变化，只是他摇身一变成为我们的董事长。我依然在那里工作，做自己熟悉的橡胶检验，可是我清楚地知道，我的生活没有以前那么有保障了。曾经的那个有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住房补贴的薪酬制度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残酷的剥削制度，我们已沦落为资产所有者的奴隶。在这种制度下，住房补贴是一则可笑的天方夜谈。
　　 现在该说说我妻子的情况了。徐翠芬在市区一所初级中学当老师，理论上说这是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是实足的铁饭碗。而且收入不菲，令许多人羡慕，但是别人不可能理解她的工作压力有多么大。城里学校的教学任务很重，考试繁多，同行之间的竞争甚是激烈，稍一歇息就可能被别人超过。为了教学出成绩，翠芬每天工作时间都在十二小时以上，早起晚睡，有时看得我都心疼了，恨不得叫她辞去工作让我在家养她。我现在想想真的是后悔呀，翠芬得病去世很大程度上由于紧张劳累连续性的工作所致，而这一切又是为了我们的家和我们买的新房子呀。当初如果我能够及时规劝她注意身体，如果我能够慎重考虑买房子的决定，事情远远不会弄成这样糟糕，也许至今她还能好好地活着呢！
　　 按理说，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在中国社会属于工薪阶层，中产或是小康还远远算不上，但是也不算落后，大部分的家庭都处于这一阶层。如果我们的收入还不足以买得起房子，那么我估计起码有一半的城里人要住在老化破旧的土房子里了，因为他们的收入绝不会比我们高到哪里去。带着这种满足的自信，我陪着翠芬去市区看了好几个新近开发的楼盘，出乎意料的是，房子的价格比我想象中的要高，似乎超过了我的经济承受能力。一套中等规模的新房，就算以每平米两千元的最低价格计算，也得花费十至二十万元；何况这种低价位是很少的，大部分都超出三千元每平米；如果买大户型（一百平米以上）的，价格更是我们难以承受的了。可是我已经答应过徐翠芬，要为她也为我们的家购置一套属于自己的新房子，彻底地从岳父岳母两个老人的生活中解放出来。不管困难有多大，作为一家之主的我都要勇敢地把它接受下来并克服掉。
　　 幸好当时政府出台的一项新政策帮我们解了围，那就是贷款购房。其实这样的政策两分有利于老百姓，三分有利于开发商，三分有利于银行，两分有利于他们自己（指政府官员）。为什么这样说呢？这很明显，如果老百姓买不起房，城市的旧城改造就无法快速地展开，经济上不去，政府所做的贡献就大大缩水；再者如果老百姓买不起房，开发商就无法收回他们投资下去的建房成本，最终导致其向银行借的贷款也无法偿还，银行也要亏损。而这项针对大多数老百姓的贷款购房政策将能够比较妥善地解决这一系列矛盾，使得它的恶性循环暂时地能向着良性循环发展。“贷款购房”这个词不算陌生吧，想必你一定听说过，就是说购房者先向房产开发商交付20%的购房款，其余的可以逐步分期偿还，由银行一次性向开发商补足剩余款项，购房者只要在十或十五年之内把本金和利息分期还给银行就行了。表面上看，我们老百姓的确减轻了不少负担，可是实质上我们花出去的钱比原先多出许多，等于向银行借钱买房，银行不择手段地向我们放高利贷。我家成了典型的都市月光族，用一句时髦的话讲就是拿明天的钱享受今天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