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五的月斜挂于西南，照着我茕茕身影，街边的人行色匆匆，映衬着我的懒散，走到父亲的三楼，放下二姐捎来的煎饼。本应该昨天送来，与同事小聚错过了，听父亲嗔怪的语气，是耽误昨夜的食用了。父亲泡着脚，与我闲聊着，看我穿上羽绒服，感慨地说:“外面有那么冷么，还穿着这么长的袄？”长袄？这是羽绒服好吗。跟父亲解释这么穿是因为里面只着了一件单衣。从父亲家中出来，穿出胡同，就是火车站站前广场了。真如父亲所说的，出来锻炼的人们，都已经是一幅短打扮了，也不过是种种不同，就是所谓的“二八月乱穿衣”了，大概只有我还穿着长长的厚厚的羽绒服。
　　 沿着广场的外围走步，时不时的在下车的人潮中穿梭着，想起周哥早晨签到时跟我说的：“又换季了，你可以穿那件呢子大衣了。”从广场走完步，回到家，将周哥说的那件大衣找出来，套在身上，在镜子前左顾右盼的时候，妻子问：“可以穿了么，有人穿么，开车穿方便么？是不是还有一件风衣？加上长羽绒，你的长衣真多，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结？”
　　 也是啊，那件长呢子大衣，是衣柜里最长久的一件衣服了，藏蓝色的，极简的风格，十八年，没变形，没掉色，不会游离于时尚之外，亦会体现一个人中庸的长衣情结。
　　 对，这种情结，就是长衣情结吧。
　　 最开始是始于少年时代的印记吧。那时家里的草屋，屋内的墙壁上糊着厚厚的报纸。每到年关，家里都会在报纸上面张贴年画。给我记忆最深的就是那张年画：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上的周总理，是用黑白照片复制的年画。画面上，这位堪称中国最帅的男人，右手插在风衣兜里，左手有力的摆动，脚上是锃亮的皮鞋，龙行虎步中，有一股睥睨天下的豪迈，令人肃然起敬。在风衣的衬托下，总理器宇不凡的优雅气质，打动了一颗农村少年对美好衣着的向往的心灵。
　　 第一次着长衣是在高中的时候，是大哥的一件藏青色风衣，简单明快的样式配有一根带子，类似于周润发演绎的小马哥的风格，却没有想象中小马哥那么潇洒，也做不出来他拔枪，将风衣向风中一挥的那种飘逸。只是穿在我的身上略显肥大，却终于可以安慰一个少年对飘飘洒洒的长衣的长念。
　　 岁月随着长衣长长下摆带出的风，飘逸潇洒的前行着。九零年，到了哈尔滨求学，虽然还是依靠父亲的供养，但是经济上有了一些自由。第一个寒假放假时，穿着大哥放置已久的一件雪花呢大衣，并学着哈尔滨街边的时尚，买了一顶俄罗斯礼帽，充分地表达着自己张扬的个性主张。回到了家乡，透过窗子，看到了父亲母亲惊愕的认不出来是谁的表情，更是体会到了一个顽童恶作剧的乐趣。
　　 住在中屋，兼着客厅和餐厅的功能，偶尔会看到父亲偷偷地将我的礼帽戴上，孤芳自赏地端详镜中的自我，是不是心中也有着与我一样的长衣情结？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即使在劳动中，衣着都是十分得体的，全然没有视线里的一丝褴褛。一是得益于母亲的打理，一是得益于劳动中，他是一个指挥者。唯一能记得父亲的长衣，是一件羊毛大衣，沉重厚实，据二哥说，此衣遗失于山东老家的亲情中。
　　 时光的流逝一如长衣的柔软，我的长衣情结也慢慢湮没在个性张显的时代大潮中，谁还似我早习惯于一个人津津有味地咀嚼着人生旅途上的迷惘，脆弱，苍凉，溢出的是苦，渐变的是甜。如同长衣在时尚中随波逐流，不得已中注定了一些无奈。
　　
　　 2018年3月21日